察，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。
故此，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，拉出来都不起眼，却是相当的厉害。
必须说明的是，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，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，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，并无先例，先例即由此而来。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。
早不出来，晚不出来，为何偏偏此时出现？
而更有趣的是，三党之间并不敌对，也不斗争，反而和平互助，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。
存在即是合理，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。
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，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。是的，这个理由的名字，叫做东林党。
无锡的顾宪成，只是一个平民，他所经营的，只是一个书院，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，说他们是木偶、婴儿，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，改变皇帝任命。
大明天下，国家决策，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。从古至今，如此牛的老百姓，我没有见过。
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、高攀龙、赵南星，还是在朝的李三才，叶向高，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，又有朝廷重臣，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，鬼才信，反正我不信。
连我都不信了，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滑的家伙怎么会信，于是，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，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，他们害怕了。
要克服畏惧，最有效、最快捷的方法，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。
史云：明朝亡于党争。我云：党争，起于此时。
刘廷元、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，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，他们真正的身份，是浙党成员。
但疑问在于，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，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？
答案是，对人不对事。
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，更不喜欢东林党，因为公愤。
所谓公愤，是他在当政时，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，他很愤怒，故称公愤。
不过，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，却还不是东林党——叶向高，因为私仇，三十二年的私仇。
三十二年前（万历十一年1583）叶向高来到京城，参加会试。
叶向高，字进卿，福建福清人，嘉靖三十八年生人。
必须承认，他的运气很不好，刚刚出世，就经历了生死考验。
因为在嘉靖三十八年，倭寇入侵福建，福清沦陷，确切地说，沦陷的那一天，正是叶向高的生日。
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，躲在了麦草堆里，倭寇躲完了，孩子也生出来了，想起来实在不容易。
大难不死的叶向高，倒也没啥后福，为了躲避倭寇，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，鬼子一进村，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，我相信，几十年后，他的左右逢源，机智狡猾，就是在这打的底。
倭寇最猖獗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（累赘），独自逃命，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，然而她说：
“要死，就一起死。”
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，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——戚继光。
【考试】
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，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，攻克横屿，收复福清，并最终平息了倭患。
必须说明，当时的叶向高，不叫叶向高，只有一个小名，这个小名在今天看来不太文雅，就不介绍了。
向高这个名字，是他父亲取的，意思是一步一步，向高处走。
事实告诉我们，名字这个东西，有时候改一改，还是很有效的。
隆庆六年（1572），叶向高十四岁，中秀才。
万历七年（1579），叶向高二十一岁，中举人。
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，叶向高二十五岁，第二次参加会试。考试结束，他的感觉非常好。
结果也验证了他的想法，他考中了第七十八名，成为进士。现在，在他的面前，只剩下最后一关——殿试。
殿试非常顺利，翰林院的考官对叶向高十分满意，决定把他的名次排为第一，远大前程正朝着叶向高招手。
然而，接下来的一切，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。
因为从此刻起，叶向高就与沈一贯结下了深仇大恨，虽然此前，他们从未见过。
要解释清楚的是，叶向高的第七十八名，并非全国七十八名，而是南卷第七十八名。
明代的进士，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，而是按照地域，分配名额，具体分为三个区域，南、北、中，录取比例各有不同。
所谓南，就是淮河以南各省，比例为55％。北，就是淮河以北，比例为35％。而中，是指云贵川三省，以及凤阳，比例为10％。
具体说来是这么个意思，好比朝廷今年要招一百个进士，那么分配到各地，就是南部五十五人，北部三十五人，中部十人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你是南部人，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五十六名，哪怕你成绩再好，文章写得比北部第一名还好，你也没法录取。
而如果你是中部人，哪怕你文章写得再差，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后，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，你就能当进士。
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，从二百多年前，朱元璋登基时，就开始执行了，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——南北榜案件。这个案件是笔糊涂账，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，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，好到北方没几个能录取的，于是有人不服气，说是考官舞弊，事情闹得很大，搞到老朱那里，他老人家是个实在人，也不争论啥，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。
可干完后，事情还得解决，因为实际情况是，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，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。无奈之下，只好设定南北榜，谁都别争了，就看你生在哪里，南方算你倒霉，北方算你运气。
到明宣宗时期，事情又变了，因为云贵川一带算是南方，可在当年是蛮荒之地，别说读书，混碗饭吃都不容易，要和南方江浙那拨人对着考，就算是绝户。于是皇帝下令，把此地列为中部，作为特区，而凤阳，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，还特别穷，特事特办，也给列了进去。
当然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毕竟基础不同，底子不同，在考试上，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。我管这个，叫考试地理决定论。
这套理论很残酷，也很真实，主要是玩机率，看你在哪投胎。
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、江苏、湖北之类的地方，就真是阿弥陀佛了，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，据我所知，有些“乡镇中学”（地图上都找不到）的学生，高二就去高考（不记成绩），大都能考六百多分（七百五十分满分），美其名曰：锻炼素质，明年上阵。
每念及此，不禁胆战心惊，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：如果想上北大，六百多分，只是个起步价。
应该说，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，逼急还能玩点阴招，比如说……更改户口。
不幸的是，明代的叶向高先生没法玩这招，作为南卷的佼佼者，他有很多对手，其中的一个，叫做吴龙徴。
这位吴先生，也是福建人，但他比其他对手厉害得多，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。
按沈一贯的想法，这个人应该是第一，然后进入朝廷，成为他的帮手，可是叶向高的出现，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。
于是，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，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。
而且他认定，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。
但是很可惜，他没有成功，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面了。
主考官固然大，可再大，也大不过首辅。
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，却有实力。文章写得实在太好，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，把这事捅给了申时行，申大人一看，也高兴得不行，把沈一贯叫过去，说这是个人才，必定录取！
这回沈大人郁闷了，大老板出面了，要不给叶向高饭碗，自己的饭碗也难保，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，于是最终结果如下：
叶向高，录取，名列二甲第十二名。
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，因为若要整人，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三甲，就此了事，不给状元，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，实在让人费解。
告诉你，这里面学问大了。
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，自然是要教训的。但问题是，这人是申时行保的，申首辅也是个老狐狸，如果要敷衍他，是没有好果子吃的，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，还要给足。而二甲十二名，是最恰当的安排。
因为根据明代规定，一般说来，二甲十二名的成绩，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，进入翰林院，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，也不会太风光，恶心下叶向高，的确是刚刚好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。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十五年后。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，就在这一年，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，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，按照规定，应该配备讲官，人选由礼部确定。
众所周知，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，但按目前形势，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，只要拉住这个靠山，自然不愁前程。所以消息一出，大家走关系拉亲戚，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。
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，运气好是肯定的，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，是他的老朋友。
名单定了，报到了内阁，内阁压住了，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。
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，十五年前那档子事，他一直记在心里，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，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，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：
“闽人岂可作讲官？！”
这句话是有来由的，在明代，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，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，相当阴险。
张位却不买账，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，这人我看上了，就要用！
于是，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，叶向高正式上任。
叶讲官不负众望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，在教书的同时，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。
根据种种史料反映，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教书育人的同时，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，比如顾宪成，比如赵南星。
老板有了，朋友有了，地位也有了，万事俱备，要登上拿最高的舞台，只欠一阵东风。
一年后，风来了，却是暴风。
万历二十七年（1601），首辅赵志皋回家了，虽然没死，也没退，但事情是不管了，张位也走了，内阁，只剩下了沈一贯。
缺了人就要补，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。
顾宪成是他的朋友，朱常洛是他的朋友，他所欠缺的，只是一个位置。
他被提名了，最终却未能入阁，因为内阁，只剩下了沈一贯。
麻烦远未结束，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，不久后，叶向高被调出京城，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。
南京礼部主要工作，除了养老就是养老，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，在这里，他还要呆很久。
很久是多久？十年。
这十年之中，朝廷里很热闹，册立太子、妖书案，搞得轰轰烈烈。而叶向高这边，却是太平无事。
整整十年，无人理，无人问，甚至也无人骂、无人整。
叶向高过得很太平，也过得很惨，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。
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，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、不是罢官，而是遗忘。
叶向高，已经被彻底遗忘了。
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，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，被冷漠地抛弃，对叶向高而言，这十年中的每一天，全都是痛苦的挣扎。
但十余年之后，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，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，同党是不够的，后台也是不够的，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，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，在不久的未来，他将超越赵志皋、张位、甚至申时行、王锡爵。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。
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。而他，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。这个人，叫做魏忠贤。
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沈一贯终于走了，年底，叶向高终于来了。
但沈一贯的一切，都留了下来，包括他的组织，他的势力，以及他的仇恨。
所以刘廷元、胡士相也好，疯子张差也罢，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，根本就不要紧。
梃击，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通过这件事情，能够打倒什么，得到什么。
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，拥立朱常洛，并借梃击案打击对手，掌控政权。
所以浙党的方针是，平息梃击案，了结此事。
而王之寀，是一个找麻烦的人。
这才是梃击案件的真相。
对了，还忘了一件事：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寀和东林党有直接联系，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（点将录、朋党录）中，他都名列前茅。
【再审】
王之寀并不简单，事实上，是很不简单。
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士相有问题时，并没有丝毫畏惧，因为他去找了另一个人——张问达。
张问达，字德允，时任刑部右侍郎，署部事。
所谓刑部右侍郎、署部事，换成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。也就是说，他是胡士相的上司。
张问达的派系并不清晰，但清晰的是，对于胡士相和稀泥的做法，他非常不满。接到王之寀的报告后，他当即下令，由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。
这是个有趣的组合，七人之中，既有胡士相，也有王之寀，可以听取双方意见，又不怕人捣鬼，而且七个人审讯，可以少数服从多数。
想法没错，做法错了。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。
在七个主审官中，胡士相并不孤单，大体说来，七人之中，支持胡士相，有三个人，支持王之寀的，有两个。
于是，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。
张差恢复了理智，经历了王之寀的突审和反复，现在的张差，已经不再是个疯子，他看上去，十分平静。
主审官陆梦龙发问：
“你为什么认识路？”
这是个关键的问题，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，又怎样入宫，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。
顺便说明一下：陆梦龙，是王之寀派。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没有等待，没有反复，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：
“我是蓟州人，如果没有人指引，怎么进得去？”
此言一出，事情已然无可隐瞒。
再问：
“谁指引你的？”
答：
“庞老公，刘老公。”
完了，完了。
虽然张差没有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，但大家的人心中，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。
庞老公，叫做庞保，刘老公，叫做刘成。
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，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殊——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。
陆梦龙呆住了，他知道答案，也曾经想过无数次，却没有想到，会如此轻易地得到。
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，张差又说出了更让人吃惊的话：
“我认识他们三年了，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，一个银壶。”（予我金银壶各一）
陆梦龙这才明白，之前王之寀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，真相刚刚开始！
他立即厉声追问道：
“为什么（要给你）？！”
回答干净利落，三个字：
“打小爷！”
声音不大，如五雷轰顶。
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所谓小爷，就是太子爷朱常洛。
现场顿时大乱，公堂吵作一团，交头接耳，而此时，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
作为案件的主审官，胡士相突然拍案而起，大喝一声：
“不能再问了！”
这一下大家又懵了，张差招供，您激动啥？
但他的三位同党当即反应过来，立刻站起身，表示审讯不可继续，应立即结束。
七人之中，四对三，审讯只能终止。
但形势已不可逆转，王之寀、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达，张侍郎十分震惊。
与此同时，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，舆论大哗，很多人纷纷上书，要求严查此案。
郑贵妃慌了，天天跑到万历那里去哭，但此时，局势已无法挽回。
然而，此刻压力最大的人并不是她，而是张问达，作为案件的主办人，他很清楚，此案背后，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，还搭上太子、贵妃、皇帝，没一个省油的灯。
案子如果审下去，审出郑贵妃来，就得罪了皇帝，可要不审，群众那里没法交代，还会得罪东林、太子，小小的刑部右侍郎，这拨人里随便出来一个，就能把自己整死。
总而言之，不能审，又不能不审。
无奈之下，他抓耳挠腮，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。
在明代的司法审讯中，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，但最隆重的，叫做十三司会审。
明代的六部，长官为尚书、侍郎，部下设司，长官为郎中、员外郎，一般说来是四个司，比如吏部、兵部、工部、礼部都是四个司，分管四大业务，而刑部，却有十三个司。
这十三个司，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，比如胡士相，就是山东司的郎中，审个案子，竟然把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，真是煞费苦心。
此即所谓集体负责制，也就是集体不负责，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，看准了法不责众，不愿意独自背黑锅，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。
大家倒没意见，反正十三个人，人多好办事，打板子也轻点。
可到审讯那天，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，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。
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，王之寀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，加上看热闹的，足有二十多人，人潮汹涌，搞得跟菜市场一样。
这次张差真的疯了，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，心有点慌，主审官还没问，他就说了，还说得特别彻底，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保，刘老公就是刘成，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：
按张差的说法，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，还有同伙，包括所谓马三舅、李外父，姐夫孔道等人，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。
精彩的还没完，在审讯的最后，张差一鼓作气，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：红封教。
红封教，是个邪教，具体组织结构不详，据张差同志讲，组织头领有三十六号人，他作案，就是受此组织指使。
一般说来，凑齐了三十六个头领，就该去当强盗了，这话似乎太不靠谱，但经事后查证，确有其事，刑部官员们再一查，就不敢查了，因为他们意外发现，红封教的起源地，就是郑贵妃的老家。
而据某些史料反映，郑贵妃和郑国泰，就是红封教的后台。这一点，我是相信的，因为和同时期的白莲教相比，这个红封教发展多年，却发展到无人知晓，有如此成就，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干得出来。
张差确实实在，可这一来，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，审案时丑态百出，比如胡士相先生，负责做笔录，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，就把笔一丢了事，还有几位浙党郎中，眼看这事越闹越大，竟然在堂上大呼一声：
“你自己认了吧，不要涉及无辜！”
但总的说来，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，眼看是烂摊子，索性不管了，同意如实上报。
上报的同时，刑部还派出两拨人，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、李外父，孔道姐夫，另一拨去皇宫，找庞保、刘成。
于是郑贵妃又开始哭了，几十年来的保留剧目，屡试不爽，可这一次，万历却对她说：
“我帮不了你了。”
这是明摆着的，张差招供了，他的那帮外父、姐夫一落网，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，你还怎么跑？
但老婆出事，不管也是不行的，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，而今普天之下，只有一个人能救她，而这个人不是自己。
“唯有太子出面，方可了解此事。”
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：
“这事我不管，你要亲自去求他。”
郑贵妃又哭了，但这次万历没有理她。
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，来到了宿敌的寝宫。
事实证明，郑小姐装起孙子来，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进去看到太子，一句不说就跪，太子也客气，马上回跪，双方爬起来后，郑贵妃就开始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，我真没想过要害你，那都是误会。
太子也不含糊，反应很快，一边做垂泪状（真哭是个技术活），一边说，我明白，这都是外人挑拨，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，我不会误会。
然后他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，让他当即拟文，表明自己的态度。随即，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，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，共同进步，事情就此圆满结束。
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，其主题意境是，郑贵妃很狡诈，朱常洛很老实，性格合理，叙述自然，所以我一直深信不疑，直到我发现了另一段史料，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：
开头是相同的，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，万历说自己没办法，但接下来，事情出现变化——他去找了王皇后。
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，因为皇后没有帮派，还有威望，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：
“此事我也无法，必须找太子面谈。”
很快，老实太子来了，但他给出的，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：
“此事必有主谋！”
这句话一出来，明神宗脸色就变了，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，伸个指头出来，对天大呼：
“如果这事是我干的，我就全家死光（奴家赤族）！”
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绝，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：
“这是我的大事，你全家死光又如何（稀罕汝家）？！”
贵妃发火了，皇帝也发火了，但接下来的一句话，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：
“我看，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。”
说这句话的人，就是太子朱常洛。虽然几秒钟之前，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。
于是大家都满意了，为彻底平息事端，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五月二十八日，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。他召来了内阁大臣、文武百官，以及自己的太子，皇孙，当众训话，大致意思是：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，你们该干嘛就干嘛，少来瞎搅和，此案是张差所为，把他干掉了事，就此定案，谁都别再折腾。
太子的表现也很好，当众抒发父子深情，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句号。
一天后，张差被凌迟处死，十几天后，庞保和刘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刑部大牢里，就杀人灭口而言，干得也还算相当利落。
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，史称明宫三大案之“梃击”。
梃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，争议极大，有很多疑点，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。
因为郑贵妃要想刺杀太子，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，到天桥附近找个把卖狗皮膏药的，应该也不是问题，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，啥功夫没有，还养了他三年。这且不论，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，拿根木棍闯进宫，就想打死太子，相当无聊。
所以有些人认为，梃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，希望混水摸鱼，借机闹事，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。因为这事过于扯淡，郑贵妃不傻，绝不会这么干。
但我的看法是，这事是郑贵妃干的，因为她的智商，就是傻子水平。
对于梃击案，许多史书的评价大都千篇一律，郑贵妃狡猾，万历昏庸，太子老实，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，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。
这都是蒙人的。
仔细分析就会发现，郑贵妃是个蠢人，万历老奸巨滑，太子也相当会来事，而东林官员们，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。
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，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，被一群想挑事的人利用，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，仅此而已。
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，是因为我要告诉你：在接下来的叙述中，你将逐渐发现，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，其实十分陌生，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，其实十分虚伪，而这，不过是个开头。
第七章 不起眼的敌人
以上，就是万历同志执政四十余年的大致成就，具体说来，就是斗争、斗争、再斗争。
先斗倒张居正，再斗争国本、妖书、梃击，言官、大臣、首辅轮番上阵，一天到晚忙活这些事，几十年不上朝，国家是不怎么管了，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告灾，文书送上去，理都不理。而更滑稽的是，最大的受害者不是老百姓，而是官员。
在万历年间，如果你考上进士，也别高兴，因为考上了，未必有官做。
一般说来，朝代晚期，总会出现大量贪官污吏，欺压百姓，摊派剥削，但我可以很负责地讲，万历年间这个问题很不严重，因为压根就没官。
老子曾经说过，最好的国家，是老百姓不知道统治者是谁，从某个角度讲，万历同志做到了。
按照以往制度，六部给事中的名额，应该是五十余人，而都察院的名额，应该是一百余人。可到了万历三十五年，六部给事中只有四个人，而且其中五个部没有都给事中，连个管事的都没有，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，竟然只剩下五个人，干几十个人的活，累得要死。
更要命的是，都察院是监察机构，经常要到全国各地视察，五个人要巡全国十三个省，一年巡到头，连家都回不去，其中最惨的一位兄弟，足足在外巡了六年，才找到个替死鬼，回了京城。
基层御史只有五个，高层御史却是一个都没有，左都御史、右都御史经常空缺，都察院考勤都没人管，来不来，干不干，全都靠自觉。
最惨的，还是中央六部，当时的六部，部长副部长加起来，一共只有四个。礼部没有部长，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，工部连副部长都没有，只有几个郎中死顶。
其实候补进士很多，想当官的人也多，可是万历同志就是不批，你能咋办？
最搞笑的是，即使万历批了，发了委任状，你也当不了官。
比如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，朝廷实在顶不住了，死磨硬泡，才让万历先生批了几百名官员的上任凭证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竟然无人上任，再一查才知道，凭证压根就没发。
因为根据规定，发放凭证的是吏部都给事中，可这个职位压根就没人，鬼来发证？
官员倒霉不说，还连累了犯人，到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，刑部大牢里已经关了上千名犯人，一直没人管，有些小偷小摸的，审下来也就是个治安处罚，却被关了好几年，原因很简单，刑部长官退了，又没人接，这事自然无人理。
不过犯人还是应该感到幸运，毕竟管牢房伙食的人还在。
当官很难，辞官也难，你今天上完班，说明天我不干了，谁都不拦你，但要等你的辞职报告批下来，估计也得等个几年。如果你等不及了，就这么走也行，没人追究你。
总而言之，万历的这个政府，基本属于无政府，如此看来，他应该属于无政府主义者，思想如此超前，着实不易。
一般说来，史料写到这段，总是奋笔疾书，痛斥万历昏庸腐朽，政府实效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而在我看来，持这种看法的，不是装蒜，就是无知。
因为事实绝非如此。万历年间，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，正是兴盛于此。
而老百姓的生活，那真是滋润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明初的时候，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，未经许可乱转，抓住就是充军。万历年间，别说介绍信，连户口（黄册）都不要了，你要有本事，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。
至于日常活动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就没官，也没人收苛捐杂税，贪污受贿，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，成为明代的农民工。
这帮人也很自由，今天给你干几天，明天给他干几天，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，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，但大体而言，还算是守规矩。
久而久之，城市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，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，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，就是《金瓶梅》、三言等等。
按照现在的说法，这些书籍大都含有封建糟粕，应该限制传播，至少也要写个此处划掉多少字之类的说明，但当时连政府都没人管，哪有人理这个，什么足本善本满天飘，肆无忌惮。
穿衣服也没谱，朱元璋那时候，衣服的材料、颜色，都要按身份定，身份不到就不能穿，穿了就要打屁股，现在是没人管了，想穿什么穿什么，还逐渐出现了性别混装，也就是男人穿女装，涂脂抹粉，搞女性化（不是太监），公然招摇过市，还大受欢迎。
穿女装还好，而更耸人听闻的是，经常有些人（不是个把），什么都没穿，光着身子在市面上走来走去，即所谓裸奔。刚奔的时候还有人喊，奔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至于思想，那更是没法说，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，特别是最为激进的泰州学派，狂得没边，什么孔子孟子，三纲五常，那都是“放屁”、“假道学”，总而言之，打倒一切权威，藐视一切准则。
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，性解放潮流席卷全国，按照“二拍”的说法，女人离异再嫁，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，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，艳情小说极其流行，涌现了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读者群。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，大都是那时的产物。
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
自然经济，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。
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，一个政治纷乱，经济繁荣、文化灿烂、生机勃勃的世界。
然而这个世界，终究被毁灭了。
毁灭的起因，是一个人。这人的名字，叫李成梁。
【不世之功臣】
李成梁，是一个猛人，还不是一般的猛。
他出生于嘉靖五年（1526），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，算是高级军官，可到他这辈，混得相当差劲，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非常穷，穷得连进京继承官职的路费都没有。
他本人也混得很差，直到四十岁，还是个穷秀才。后来找人借钱，好歹凑了个数（继承官职，是要行贿的），这才捞到官位，还真不是一般的惨。
但此后，他便一发不可收拾。
当时的辽东很乱，虽然俺答部落改行做了生意，不抢了，但其他部落看俺答发了财，自己又没份，更不消停，一窝蜂地来抢，什么插汉部、泰宁部、朵颜部、王杲部，乱得一塌糊涂，乱到十年之内，竟然有三位明朝大将战死。
然后李成梁来了，然后一切都解决了。
打仗，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，排兵布阵，这叫洗牌，掷色子，就是开打，战况多变，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，而要想赢牌，一靠技术，二靠运气。
靠死运气，怎么打怎么赢，所谓福将。
靠死里打，怎么打怎么赢，所谓悍将。
李成梁，应该是福将加悍将。
隆庆四年（1570），李成梁到辽东接任总兵，却没人办交接手续，因为前任总兵王首道，是被蒙古人干掉的。
当时辽东的形势很乱，闹事的部落很多，要全列出来，估计得上百字，大致说来，闹得最凶的有如下几个：
蒙古方面：插汉部，首领土蛮。泰宁部，首领速巴亥。朵颜部，首领董狐狸。
女真方面：建州女真，王杲部。海西女真，叶赫部、哈达部，首领清佳努、孟格部禄。
这些名字很难记，也全都不用记，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李成梁干掉。
以上这些人中，最不消停的，是土蛮。他的部落最大，人最多，有十几万人，比较团结，具体表现为抢劫时大家一起来，每次抢的时候，都是漫天烟尘，铺天盖地，明军看到就跑，压根无法抵挡。
所以李成梁来后，第一个要打的，就是这只出头鸟。
自从李大人出马后，土蛮就从没舒坦过。从万历元年起，李成梁大战五次，小战二十余次，基本算是年年打，月月打。
总打仗不奇怪，奇怪的是，李成梁每次都打赢。
其实他的兵力很少，也就一两万人，之所以每战必胜，大致有两个原因：首先是技术问题，他属下的辽东铁骑，每人配发三眼火铳，对方用刀，他用火枪，明明白白就欺负你。
其次是战术问题，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，还喜欢玩阴招，对手来袭时，准备大堆财物，摆在外面，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，他就发动攻击。此外，他还不守合同，经常偷袭对手，靠这两大优势，十年之内，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，把土蛮折腾得奄奄一息。
看到这段史料，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，不禁感叹：家庭教育，是很重要的。
土蛮歇了，泰宁也很惨，被打得到处跑不说，万历十年（1582），连首领速巴孩都中了埋伏，被砍了脑袋。
蒙古休息了，女真精神了。
女真，世代居住于明朝辽东一带，到万历年间，主要分为四个部落：海西女真、建州女真、黑龙江女真、东海女真。
黑龙江和东海的这两拨人，一直比较穷，吃饭都成问题，连抢劫的工具都没有，基本上可以忽略。
而最让人头疼的，是建州女真。
当时的建州女真，头领叫做王杲，这人用今天的话说，是个给脸不要脸的人。
他原本在这里当地主，后来势力大了，明朝封他当建州卫指挥使，官位不低，这人不满意，自封当了都督。
王杲的地盘靠近抚顺，明朝允许他和抚顺做生意，收入很高，这人不满意，诱杀了抚顺的守将，非要去抢一把。
因为他经常不满意，所以李成梁对他也不满意，万历元年（1573），找个机会打了一仗。
开始明军人少，王杲占了便宜，于是他又不满意了，拼命地追，追到后来，进了李成梁的口袋，又拼命跑，从建州跑到海西，李将军也是个执着的人，从建州追到海西，王杲束手无策，只能投降。
投降后，属下大部被杀，他本人被送到京城，剐了。
但在乱军之中，有一个人跑了，这个人叫阿台，是王杲的儿子。十年后，祸患即由此而起。
建州女真完了，下一个要解决的，是海西女真。
海西女真中，第一个被解决的，是叶赫部。
应该承认一点：李成梁除掉叶赫部的方法，是相当无耻的。
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，叶赫部首领，贝勒清佳努率两千余人来到开原，准备进行马市贸易。在这里，他们将用牲畜换取自己所需的各种物资。
高兴而来，满载而归，过去无数次，他们都是这样做的。
然而这次不同。
当他们准备进入开原城时，守城明军拦住了他们，说：
“你们人太多了，不能全部入城。”
清佳努想了一下，回答：
“好的，我只带三百人进城。”
但当他入城后，才惊奇地发现，这里没有商人，没有小贩，没有拥挤的人流，只是一片空地。
然后，他听到了炮声。
炮声响起的同时，城外的李成梁下达了攻击令，数千名明军蜂拥而起，短短几分钟之内，清佳努和三百随从全部被杀，城外的明军也很有效率，叶赫部只跑掉了四百四十人。
然后是哈达部。
相对而言，哈达部人数少，也不怎么惹事，李成梁本来也没打算收拾他们。但不幸的是，哈达部有个孟格部禄，孟格部禄又有个想法：和叶赫部联合。
这就有点问题了，因为李成梁先生的目标，并不是蒙古，甚至也不是女真，他选择敌人的唯一标准，就是强大。
强大，强大到足以威胁帝国的程度，就必须消灭。
本着这一指导原则，李成梁偷袭了哈达部，将部落主力歼灭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自隆庆四年至万历十九年，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，李成梁把辽东变成了静土，并不干净，却很安静。
如果各部落团结，他就挑事，挑出矛盾后，就开始分类。听话的，就给胡萝卜吃；不听话的，就用大棒。多年来，他作战上百次，大捷十余次，歼敌十多万人，年年立功受奖，年年升官发财，连戚继光都要靠边站，功绩彪炳，无懈可击。
除了万历十一年的那一场战役。
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，李成梁得到了一个消息：阿台出现了。
从战火中逃离的阿台，带着对明朝的刻骨仇恨，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。经过十年不懈的杀人抢劫，他成功地由小土匪变成了大强盗，并建立了自己的营寨，继续与明朝对抗。
对付这种人，李成梁的办法有，且只有一个。
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二月，他自抚顺出兵，攻击阿台的营寨。
攻击没有想象中顺利，阿台非常顽强，李成梁竭尽全力，放火强攻全用上，竟然未能攻克，无奈之下，他找来了两个帮手。
这两个帮手，实际上是帮他带路的向导，一个叫尼堪外兰，另一个，叫觉昌安。
这两位都是当地部落首领，所以李成梁希望他们出面，去找阿台谈判，签个合同把事情结了。
当然了，遵不遵守合同，那就另说了，先把人弄出来。
两个人就这么去了，但是，李成梁疏漏了一个重要的细节——动机。
同为建州女真，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动机，和不同的身份。
尼堪外兰是附近的城主，之所以帮助李成梁，是因为除掉阿台，他就能够获得利益。
而觉昌安跑过来，只是为了自己的孙女——阿台是他的孙女婿。
当两人来到城寨下时，不同的动机，终将导致不同的行为。
觉昌安对尼堪外兰说，我进去劝降，你在外面等着，先不要动手。
尼堪外兰同意。
觉昌安进入城内，见到了阿台，开始游说。
很可惜，他的口才实在不怎么样，说得口干舌燥，阿台压根就没反应。
时间不断逝去，等在城外的尼堪外兰开始不耐烦了。
但他很明白，觉昌安还在里面，无论如何不能动手。
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李成梁的使者来了，只传达了一句话：
“为何还未解决？”
对李成梁而言，这只是个普通的催促。
但这句话，在尼堪外兰的脑海中，变成了命令。
他之所以跑来，不是为了觉昌安，更不是为阿台，只是为了利益和地盘，为了李成梁的支持。
于是，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。
他走到城寨边，用高亢的声音，开始了自己的谈判：
“天朝大军已经到了，你们已经没有出路，太师（指李成梁）有令，若杀掉阿台者，就是此地之主！”
这是一个谎言。
所谓封官许愿，是尼堪外兰的创造，因为李成梁虽不守信用，但一个小小的营寨，打了就打了，还犯不着许愿开支票。
但事实证明，人穷志短，空头支票，也是很有号召力的。
应该说，游牧民族是比较实诚的，喊完话后，没有思想斗争，没有激烈讨论，就有人操家伙奔阿台去了。
谁先砍的第一刀无人知晓，反正砍他的人是争先恐后，络绎不绝，最后被乱刀砍死，连觉昌安也未能幸免。
虽然城外的李成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他知道该干什么，趁乱带兵杀了进去。
因为他不知道尼堪外兰的那个合同（估计知道了也没用）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顾忌，办事也绝了点——城内共计两千三百人，无一生还。
和觉昌安一起进城的，还有他的儿子塔克世，同样死在城里。
不过对于李成梁而言，这实在无关紧要，多死个把人无所谓，在他的战斗生涯中，这只是次微不足道的战斗，打扫战场，捡完人头报功，回家睡觉。
尼堪外兰倒是高兴，虽然觉昌安是惨了点，毕竟讨好了李成梁，也算大功告成。
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有一个人已经点燃了火种，燎原冲天的烈焰，终将由此而起。他是觉昌安的孙子，他是塔克世的儿子，他的名字，叫做努尔哈赤。
【万世之罪首】
努尔哈赤很气愤——他应该气愤，他的祖父、父亲死了，而且死得很冤枉，看起来，李成梁害死了他的两位亲人，实际上，是五个。
如果你还记得，觉昌安所以入城，是为了阿台的妻子，自己的孙女，当然，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，她也死在乱军之中，这是第三个。
而阿台，自然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，他是第四个，然而，他和努尔哈赤的关系，远比你想象得复杂得多。
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，努尔哈赤生于赫图阿拉，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女真世袭贵族，曾任建州左卫指挥使。
滑稽的是，虽说家里成分很高，努尔哈赤的生活档次却很低，家里五兄弟，他排行老大，却很像小弟，从小就要帮着干活，要啥没啥。
原因很简单，当时的女真部落，大都穷得掉渣，所谓女真贵族，虽说不掉渣，但也很穷，所以为了生计，小时候的努尔哈赤曾到他的外祖父家暂住。
他的外祖父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，王杲。
现在，先洗把脸，整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：
努尔哈赤的母亲是王杲的女儿，也就是说，阿台是努尔哈赤的舅舅，但是阿台又娶了努尔哈赤的堂姐，所以他又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，这还好，要换到努尔哈赤他爹塔克世这辈，就更乱了，因为阿台既是他的侄女婿，又是他的小舅子。
乱是乱了点，考虑到当时女真族的生存状态，反正都是亲戚，也算将就了。
你应该能理解努尔哈赤有多悲痛了，在李成梁的屠刀之下，他失去了祖父觉昌安、外祖父王杲、父亲塔克世、堂姐XX（对不起，没查到）以及舅舅阿台（兼堂姐夫）。
悲痛的努尔哈赤找到了明朝的官员，愤怒地质问道：
“我的祖父、父亲何故被害，给我一个说法！”
明朝的官员倒还比较客气，给了个说法：
“对不住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误会！”
很明显，这个说法不太有说服力，所以明朝官员还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以安抚努尔哈赤受伤的心灵。
这份礼物是三十份敕书，三十匹马、一份都督的任免状。
马和任免状大家都知道，我解释一下这敕书是个什么玩意。
所谓敕书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贸易许可证。
当时的女真部落，住在深山老林，除了狗熊啥都缺，过日子是过不下去了，要动粗，抢劫的经验又比不上蒙古，明朝不愿开放互市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找到了这个折衷的方式，一道敕书，就能做一笔生意。三十分敕书，就是三十笔生意。
明朝的意思很明白，人死了，给点补偿费，你走人吧。
客观地讲，这笔补偿费实在有点低，似乎无法平息努尔哈赤的愤怒。
然而他接受了。
他接受了所有的一切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
然后，他召集了族人，杀死了一头牛，举行了祭天仪式，拿出了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，宣布，起兵。
收了赔偿金再起兵，和收了钱不办事，似乎是异曲同工。但无论如何，努尔哈赤向着自己的未来迈出了第一步。这一年，他二十五岁。
按照许多史料书籍的说法，下面将是努尔哈赤同志的光荣创业史，先起兵杀死尼堪外兰，然后统一建州女真，打败海西女真最强的叶赫部落，至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，统一女真。
最后是基本类同的几句评价：非常光辉、非常励志、非常艰苦等等。
本人同意以上评语，却也要加上四个字：非常诡异。
据说努尔哈赤从小住在林子里，自己打猎、采集蘑菇，到市集上换东西，生活艰苦，所以意志坚定，渴了喝泉水，饿了啃人参，所以身体强壮，天赋异禀，无师自通，所以极会打仗。
有以上几大优惠条件，所以十三副铠甲起兵，便不可收拾。
这绝不可能。
努尔哈赤起兵时，他的武器是弓箭，不是导弹，他带着十三副铠甲，不是十三件防弹衣，在当时众多的女真部落中，他只不过是个小人物。
然而这个小人物，只用了三十多年，就统一了女真、建立了政权，占据了原本重兵集结的辽东，并正式向明朝挑战。
于是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他得到了帮助。
而帮助他的这个人，就是李成梁。
我并不是阴谋论者，却惊奇地发现，无数的清代史料书籍中，都详细地描述了祖父觉昌安的惨死、李成梁的冷漠残酷、努尔哈赤的无助，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——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，是李成梁的朋友、好朋友。
据某些笔记的记载，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前很早就认识了，不但认识，努尔哈赤还给李成梁打过下手，他们之间，还有一段极为神秘的纠葛。
据说努尔哈赤少年时，曾经因为闹事，被李成梁抓回来管教，不久之后，努尔哈赤被释放了，不是李成梁放的。
放走努尔哈赤的，是李成梁的老婆（小妾），而她放走努尔哈赤的理由也很简单——这人长得好（奇其貌，阴纵之出）。至于他俩有无其他纠葛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
相关的说法还有很多，什么努尔哈赤跟李成梁打过仗，一同到过京城，凡此种种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据说努尔哈赤和李成梁还是亲家：努尔哈赤的弟弟，叫做舒尔哈齐，这位舒尔哈齐有个女儿，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，做妾。
而种种迹象表明，勇敢而悲痛的努尔哈赤，除了会打仗、身体好外，似乎还很会来事儿。他经常给李成梁送礼，东西是一车车地拉，拍起马屁来，可谓“无所不用其极”。（明史学者孟森语）
所以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努尔哈赤和李成梁家族，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。
当你知道了这一点，再回头审视此前的几条记录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流传久远的故事的第二版本，以及隐藏其后的真正秘密。
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二月，努尔哈赤祖父、父亲被误杀，努尔哈赤接受委任，管理部落。
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十二月，努尔哈赤部的死敌，海西女真中最强大的叶赫部贝勒清佳努被讨伐，所部两千余人全部被杀，势力大减。
此后不久，努尔哈赤率兵攻打尼堪外兰，尼堪外兰自认有功，投奔李成梁，李成梁把他交给了努尔哈赤。
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，海西女真哈达部孟格部禄联合叶赫，被李成梁发现，随即攻打，斩杀五百余人。
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，叶赫部再度强大，李成梁再次出击，杀死清佳努的儿子那林脖罗，斩杀六百余人，叶赫部实力大损，只得休养生息。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，努尔哈赤终于统一建州女真，成为了女真最强大的部落。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九月，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努尔哈赤，海西女真叶赫部联合哈达部、蒙古科尔沁部等九大部落，组成联军，攻击努尔哈赤，失败，被杀四千余人，史称“古勒山之战”。
战后，努尔哈赤将叶赫部首领分尸，一半留存，一半交叶赫部。自此，叶赫部与爱新觉罗部不共戴天。据说其部落首领于战败之时，曾放言如下：
“我叶赫部若只剩一女子，亦将倾覆之！”
叶赫部居住于那拉河畔，故又称叶赫那拉。
李成梁做了件不公道的事情，他扶植了努尔哈赤，培养了明朝的敌人。
但公道地讲，他并不是故意的，更不是所谓的汉奸。
因为在他看来，所谓努尔哈赤，不过是一只柔弱的猫，给他吃穿，让他成长，最后成为一只温顺、听话的猫。
这只猫逐渐长大了，它的身躯变得强壮，叫声变得凄厉，脚掌长出了利爪，最后它亮出了獠牙。至此，我们终于知道，它不是猫，而是老虎，它不是宠物，而是野兽。
但李成梁的观察能力，那真不是普通的差。
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李成梁退休，在此之前，他已打垮了蒙古、叶赫、哈达以及所有强大的部落，除了努尔哈赤。
非但不打，还除掉了他的对手，李成梁实在是个很够意思的人。
十年后，李成梁再次上任，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，极其壮大，但在李成梁看来，他似乎还是那只温顺的猫，于是，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——放弃六堡。
六堡，是明代在辽东一带的军事基地，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，也是辽东重镇抚顺、清河的唯一屏障，若丢失此处，女真军队将纵横辽东、不可阻挡。
而此时的六堡，没有大兵压境，没有粮食饥荒，无论如何，都不应该、不需要、不能放弃。
然而李成梁放弃了。
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李成梁正式放弃六堡，并迁走了这里的十余万居民，将此地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。
这是一个错误的抉择，也是一个无耻的抉择，李成梁将军不但丢失了战略重地，毁灭了十余万人的家园，还以此向朝廷报功，所谓“招抚边民十余万”，实在不知世上有羞耻二字。
努尔哈赤毫无代价地占领六堡，明朝的繁荣、富饶，以及虚弱全部暴露在他的面前，那一刻，他终于看到了欲望，和欲望实现的可能。
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，李成梁去世，年九十，不世之功臣，千秋之罪首。
建功一世，祸患千秋，万死不足恕其罪！
几个月后，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，年号天命，史称后金，努尔哈赤称天命汗。这说明他还是很给李成梁面子的，至少给了几个月的面子。
海西女真、叶赫部、哈达部，这些名词已不复存在，现在的女真，是唯一的女真，是努尔哈赤的女真，是拥有自己文字（努尔哈赤找人造出来的）的女真，是拥有八旗制度，和精锐骑兵部队的女真。
辽东已经容不下努尔哈赤了，他从来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老百姓，也不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当现有的财富和土地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时，眼前这个富饶的大明帝国，将是他的唯一选择。
好了，面具不需要了，伪装也不需要了，唯一要做的，是抽出屠刀，肆无忌惮地砍杀他们的士兵，掳掠他们的百姓，抢走他们的所有财富。
杀死士兵，可以得到装备马匹，掳掠百姓，可以获得奴隶，抢夺财富，可以强大金国。
当然了，这些话是不能明说的，因为一个强盗，杀人放火是不需要借口的，但对一群强盗而言，理由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正月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，发出了战争的宣告：
“今岁（年），必征大明国！”
光叫口号是不够的，无论如何，还得找几个开战的理由。
四月，努尔哈赤找到了理由，七个。
此即所谓七大恨，在文中，努尔哈赤先生列举了七个明朝对不住他的地方，全文就不列了，但值得表扬的是，在挑事方面，这篇文章，还真是下了点功夫。
祖父、父亲被杀，自然是要讲下的，李成梁的庇护，自然是不会提的，某些重大事件，也不能放过。比如边界问题：擅自进入我方边界。经济问题：割了我们这边的粮食。外交问题：十名女真人在边界被害（这个理由好像很眼熟）。
其中，最有意思的理由是：明朝偏袒叶赫、哈达部，对自己不公。
对于这句话，明朝有什么看法不好说，但被李成梁同志打残无数次的叶赫和哈达部，应该是有话要讲的。
这个七大恨，后来被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人驳斥过，凑热闹的事我就不干了。我只是认为，努尔哈赤先生有点多余，想抢，抢就是了，想杀，杀就是了，何苦费那么大劲呢？
杀死一切敢于抵抗的人，抢走一切能够抢走的东西，占领一切能够占领的土地，目的十分明确。
抢掠，其实无须借口。
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四月，努尔哈赤将他的马刀指向了第一个目标——抚顺。
有一位古罗马的将领，在与日耳曼军队征战多年后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：
他们不懂军事，却很彪悍，不懂权谋，却很狡猾。
这句简单的话，蕴藏着深厚的哲理。
很多人说过，最好的老师，不是特级教师，不是名牌学校，而是兴趣。
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个答案是错误的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最优秀的老师，是生存。
为了一块土地，为了一座房子，为了一块肉，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，熟悉杀戮的技巧、掌握抢劫的诀窍，无须催促、无须劝说，在每一天生与死的较量中，懂得生存，懂得如何去生存。
生存很困难，所以为了生存，必须更加狡诈、必须更加残暴。
所以在抚顺战役中，我们看到的，并不是纵横驰骋的游牧骑兵，光明正大的英勇冲锋，而是更为阴险狡诈的权谋诡计。
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四月十五日，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。
但他并没有发动进攻，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。
这个消息的内容是，明天，女真部落三千人，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。
抚顺守将欣然应允，承诺打开城门，迎接商队的到来。
第二天（十五日）早晨，商队来了，抚顺打开了城门，百姓商贩走出城外，准备交易。
然后，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了他们携带的唯一交易品——屠刀。
贸易随即变成了抢掠，商队变成了军队，很明显，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。
努尔哈赤的军队再无须隐藏，精锐的八旗骑兵，在“商队”的帮助下，向抚顺城发动了进攻。
守城明军反应很快，开始组织抵抗，然而没过多久，抵抗就停止了，城内一片平静。
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，努尔哈赤并不惊讶，因为这一切，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
很快，他就见到了计划中的那个关键棋子——李永芳。
李永芳，是抚顺城的守将之一，简单介绍下——是个叛徒。
他出卖抚顺城，所换来的，是副将的职称，和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女。
抚顺失陷了，努尔哈赤抢到了所有能够抢到的财物、人口，明朝遭受了重大损失。
明军自然不肯干休，总兵张承胤率军追击努尔哈赤，却遭遇皇太极的伏兵，阵亡，全军覆没。
抚顺战役，努尔哈赤掠夺了三十多万人口、牛马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，但这一切，只是个开始。
对努尔哈赤而言，继续抢下去，有很多的理由。
女真部落缺少日常用品，拿东西去换太麻烦，发展手工业不靠谱，抢来得最快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当时的女真正在闹灾荒，草地荒芜，野兽数量大量减少，这帮大爷又不耕地，粮食不够，搞得部落里怨声载道，矛盾激化。
所以继续抢，那是一举多得，既能够填补产业空白，又能解决吃饭问题，而且还能转嫁矛盾。
于是，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七月，他再次出击，这次，他的目标是清河。
清河，就是今天的辽宁本溪，此地是通往辽阳、沈阳的必经之地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
而清河的失陷过程也再次证明，努尔哈赤，实在是个狡猾狡猾的家伙。
七月初，他率军出征，却不打清河，反而跑到相反方向去闹腾，对外宣称是去打叶赫部，然后调转方向，攻击清河。
到了清河，也不开打，又是老把戏，先派奸细，打扮成商贩进了城，然后发动进攻，里应外合，清河人少势孤，守军一万余人全军覆没。
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，城内的十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，有钱、有奴隶、有粮食，空白填补了，粮食保证了，矛盾缓和了。
但他留下的，是一片彻底的白地，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，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，痛苦、无助。
无论什么角度、什么立场、什么观点、什么利益、什么目的、什么动机、什么想法、什么情感、什么理念、都应该承认一点，至少一点：
这是抢掠，是自私、无情、带给无数人痛苦的抢掠。
〖征服的荣光背后，是无数的悲泣与哀嚎。
——本人语〗
第八章 萨尔浒
【会战】
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。
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，没有上过军校，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，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，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。他的战役指挥水平，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在抚顺、清河以及之后一系列战役中，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，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，选择战机、还是玩阴耍诈，都可谓是无懈可击。
毫无疑问，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——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。
但对明朝而言，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，只是一名十分恶劣的强盗。不仅恶劣，而且残忍。
清河、抚顺战役结束后，抢够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，不打收条，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。
他挑选了三百名当地平民，在抚顺关前，杀死了二百九十九人，只留下了一个。
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，并让他带回一封信，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：
“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，就约定时间作战！如果认为我做得对，你就送金银布帛吧，可以息事宁人！”
绑匪见得多了，但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，倒还真是第一次见。
明朝不是南宋，没有送礼的习惯。他们的方针，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，何况是撕了肉票的劫匪。既然要打，那咱就打真格的。
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三月，经过长时间的准备，明军集结完毕，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。
明军共分东、西、南、北四路，由四位总兵率领，统帅及进攻路线如下：
东路指挥刘綎，自朝鲜进攻。
西路指挥官杜松，自抚顺进攻。
北路指挥官马林，自开原进攻。
南路指挥官李如柏，自清河进攻。
进攻的目标只有一个，赫图阿拉。
以上四路明军，共计十二万人，系由各地抽调而来，而这四位指挥官，也都大有来头。
李如柏的身份最高，他是李成梁的儿子，李如松的弟弟，但水平最低，你要说他不会打仗，比较冤枉，你要说他很会打仗，比较扯淡。
马林的父亲，是马芳，这个人之前没提过，但很厉害，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，本来是个文人，都当上了总兵。至于马先生的作战水平，相信你已经清楚。
这两路的基本情况如此，就指挥官来看，实在没什么戏。
但另外两路，就完全不同了。
东路指挥官刘綎，也是老熟人了。使六十多斤的大刀，还“轮转如飞”，先打日本，后扫西南，“万历三大征”打了两大征，让他指挥东路，可谓志在必得。
但四路军中，最大的主力却并不是东路，最猛的将领也并不是刘綎。这两大殊荣，都属于西路军，以及它的指挥官，杜松。
杜松，陕西榆林人，原任陕西参将，外号杜太师。
前面提过，太师是朝廷的正一品职称，拿到这个头衔的，很少很少，除了张居正外，其他获得者一般都是死人、追认。
但杜将军得到的这个头衔，确确实实是别人封的，只不过……不是朝廷。
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，经常主动出击蒙古，极其生猛，前后共计百余战，无一败绩。蒙古人被他打怕了，求饶又没用，听说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，所以就叫他太师。
而杜将军不但勇猛过人，长相也过人，因为他常年冲锋肉搏，所以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疤，面目极其狰狞，据说让人看着就不住地打哆嗦。
但这位刘綎都甘拜下风的猛人，这次前来上任，居然是带着镣铐来的，因为在不久之前，他刚犯了错误。
杜松虽然很猛，却有个毛病：小心眼。
所谓小心眼，一般是生气跟别人过不去，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杜松先生小心眼，总是跟自己过不去。
比如之前，他曾经跟人吵架，以武将的脾气，大不了一气之下动家伙砍人，可是杜兄一气之下，竟然出家当和尚了。
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事，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，可还没等别人想明白，杜松就想明白了，于是又还俗，继续干他的杀人事业。
后来他升了官，到辽东当上了总兵，可是官升了，脾气一点没改，上阵打仗吃了亏（不算败仗），换了别人，无非写了检讨，下次再来。
可这位兄弟不知那根筋不对，竟然要自杀，好歹被人拦住还是不消停，一把火把军需库给烧了，论罪被赶回了家，这一次是重返故里。
虽说过了这么多年，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但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，这人一点没改，刚到沈阳（明军总营）报到，就开始咋呼：
“我这次来，就是活捉努尔哈赤的，你们谁都别跟我抢！”
又不是什么好事，谁跟你抢？
事实也证明，这个光荣任务，没人跟他抢，连刘綎都不敢，于是最精锐的西路军，就成为了他的部属。
以上四路明军，共计十二万人，大致情况也就是这样，大明人多，林子太大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鸟都飞，混人、文人、猛人，一应俱全。
说漏了，还有个鸟人——辽东经略杨镐。
杨镐，是一个出过场的人，说实话，我不太想让这人再出来，但可惜的是，我不是导演，没有换演员的权力。
作为一个无奈的旁观者，看着它的开幕和结束，除了叹息，只有叹息。
参战明军由全国七省及朝鲜、叶赫部组成，并抽调得力将领指挥。全军共十二万人，号称四十七万，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，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
要成事，需要十二万人，但要坏事，一个人就够了。
从这个角度讲，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。
自从朝鲜战败后，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。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，却会搞关系，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，二十年后，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。此外，他还加入了组织——浙党。
当时的朝廷首辅，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，浙党的首辅，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，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，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。
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，攻击方从哲，但公正地讲，在这件事上，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。
我查了一下，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，但他是万历八年（1580）的进士，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，二十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，三十而立、四十不惑都是有可能的。
如此算来，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的时候，杨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多了。在当时的武将中，资历老、打过仗的，估计也就他了。
方首辅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所以，这场战争的结局，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二月二十一日，杨镐坐镇沈阳，宣布出兵。
下令后不久，回报：
今天下大雨，走不了。
走不了，那就休息吧。
这一休息就是四天，二月二十五日，杨镐说，今天出兵。
下令后不久，又回报：
辽东地区降雪，行军道路泥泞，请求延后。
几十年来，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，做人倒还行，很少跟人红脸，对于合理化建议，他也比较接受，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，下大雪延期，似乎也没什么问题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好人不怕，坏人也不怕，就怕时好时坏、无端抽风的人。
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，不知是那根筋有问题，突然发火了：
“国家养士，只为今日，若临机推阻，军法从事！”
完事还把尚方宝剑挂在门外，那意思是，谁敢再说话，来一个干一个。
窝囊了几十年，突然雄起，也算可喜可贺。
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，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。
按照惯例，出师之前，要搞个仪式，一般是找个叛徒、汉奸类的人物杀掉祭旗，然后再杀几头牲口祭天。
祭旗的时候，找了抚顺的一个逃兵，一刀下去，干掉了，可祭天的时候，却出了大问题。
事实证明，有时候，宰牲口比宰人要难得多，祭天的这头牛，不知是神牛下凡，还是杀牛刀太糙，反正是用刀捅、用脚揣，折腾了好几次，才把这牛干掉。
封建社会，自然要搞点封建迷信，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事，大家都议论纷纷，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，表现出了不信鬼神的大无畏精神。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：
出征！
然后，他就干了件蠢事，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。
在出征之前，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、出征地点、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，并托人送了出去，还反复叮嘱，必定要保证送到。
收信人的名字，叫努尔哈赤。
对于他的这一举动，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，还有人认为，他有汉奸的嫌疑。
但我认为，以杨镐的智商，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实在是不奇怪的。
在杨镐看来，自己手中有十二万大军，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，也只有六万，手下的杜松、刘綎，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，毫无问题。
基于这种认识，杨镐认为，作为天朝大军，写这封信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在成功干掉一头牛，以及写信示威之后，四路大军正式出征，史称“萨尔浒之战”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但在序幕拉开之前，战役的结局，实际上已经注定。
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：单凭这支明军，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。
努尔哈赤的军队，虽然只有六万人，却身经百战，极其精锐，且以骑兵为主，明军就不同了，十二万人，来自五湖四海，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，除杜松、刘綎部外，战斗力相当不靠谱。
以指挥水平而论，就更没法说了，要知道，这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山寨的土匪，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，那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加上这位仁兄天赋异禀，极具军事才能，如果李如松还活着，估计还有一拼，以杜松、刘綎的能力，是顶不住的。
实力，这才是失败的真相。
杨镐的错误，并不是他干了什么，而是他什么也没干。
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，失败就已注定。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，要打赢是不容易的，加上他老人家，那就变成不可能了。
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，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。
在这四支部队中，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，由其担任先锋。其余三部各两万人，围攻努尔哈赤。
这个想法，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，但在实践中，是很荒谬的。
按照杨镐的想法，仗是这么打的：努尔哈赤要呆在赫图阿拉，不许随便乱动，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，光荣会师，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，（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），也不要骑马，只能步战，然后决一死战，得胜回朝。
有这种脑子的人，只配去撞墙。
要知道，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，抢了就分，打了就跑，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，严防死守。
这就意味着，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，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，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，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，必败无疑。
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四路进军的消息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：
“凭尔几路来，我只一路去。”
我仿佛看见，一出悲剧正上演，剧中没有喜悦。
二月二十八日，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。
为了抢头功，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，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，辎重落后，三月一日，他终于停下了脚步，就地扎营。
他扎营的地点，叫做萨尔浒。
【死战】
此时的杜松，已经有点明白了，自他出征以来，大仗没有，小仗没完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，后勤也被切断，只能扎营固守。
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，敌人就在眼前，随时可能发动进攻，情况非常不利，部下建议，应撤离此地。
但他并未撤退，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，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。
杜松并未轻敌，事实上，他早已判定，隐藏在自己附近的，是女真军队的主力，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。
以自己目前的兵力，攻击是不可能的，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，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。
应该说，他的判断是准确的，只有一点不同——埋伏在这里的，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，而是全部。
刘綎的运气相当不好（或者说是相当好），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，走后不久就迷了路，敌人没找着他，当然，他也没找到敌人。
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。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，开始专心寻找刘綎。
三月初四，他找到了。
此时，刘綎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，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。胜负未战已分。
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綎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，却等来了一个使者，杜松的使者。
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：传达杜松的命令，希望刘綎去与他会合。
此时，杜松已经死去，所以这个使者，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。
但是刘綎并没有上当，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。
不过他回绝的理由，确实有点搞笑：
“我是总兵，杜松也是总兵，他凭什么命令我！”
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，连说带比划，讲了一堆好话，刘綎才最终同意，前去与杜松会师。
然后，他依据指引，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，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。
在这里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。
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，发动攻击时，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。
寡不敌众、深陷重围，必败无疑，必死无疑。
但刘綎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，开始奋战。
之后的一切，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：
〖阵乱，綎中流矢，伤左臂，又战，
复伤右臂、犹鏖战不已，
内外断绝，面中一刀，截去半颊，犹左右冲突，
手歼数十人而死。〗
用今天的话说，大致是这样：
阵乱了，刘綎中箭，左臂负伤，继续作战。
在战斗中，他的右臂也负伤了，依然继续奋战。
身陷重围无援，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，依然继续奋战，左冲右杀。
最后，他杀死了数十人，战死。
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。
这是一段毫无感情，也无对话的文字，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，我听了刘綎最后的遗言和呼喊：
宁战而死，绝不投降！
刘綎战死，东路军覆灭。
现在，只剩下南路军了。
南路军的指挥官，是李如柏。
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，走了几天，才到达预定地点，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。
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，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，除因跑得过快，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，毫发无伤。
就军事才能而言，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，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，竟然能够全身而退。
或许这一切，并不是因为运气。
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，他是李成梁的儿子，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，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，舒尔哈齐的女儿。
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，反正他是回来了。
但在战争，尤其是败仗中，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，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。
回来后，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，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，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——鄙视。
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，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，他选择了自尽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，此战明军大败，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，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，财物损失不计其数。
消息传回京城，万历震怒了。
我说过，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，是不管小事，打了这么个烂仗，实在太过窝囊。
觉得窝囊了，自然要找人算帐，几路总兵都死光了，自然要找杨镐。
杨镐倒是相当镇定，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，自他回来后，言官弹劾不绝于耳，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，他也不怎么慌。
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，皇帝下旨追查，言官拼命追打，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，三天两头上书，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，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，又攻陷了铁岭，几棍子抡下来，实在是扛不住了。
不久后，他被逮捕，投入诏狱，经审讯判处死刑，数年后被斩首。
责任追究完了，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努尔哈赤也没歇着，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——铁岭。
至此，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，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，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。
看上去，局势十分危急，但事实上，是万分危急。
萨尔浒之战后，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，许多地方不见敌人，听到风声就跑，老百姓跑，当兵的也跑，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，竟然主动把马饿死。
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，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，粮食也没有，对努尔哈赤而言，此地已经唾手可得。
但他终究没有得到，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。他的名字，叫做熊廷弼。
熊廷弼，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。
熊廷弼，字飞白，江夏（今湖北武汉）人，自小聪明好学，乡试考中第一，三十岁就成为进士，当上了御史。
可此人脾气太坏，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，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。
他还有个嗜好——骂人，且骂得很难听，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，压根不搭理他，基本算是人见人厌。
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，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，下场休息去了。
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，萨尔浒大战后，在一片混乱之中，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，进入了辽东。
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，开原还没有失陷，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，连铁岭都丢掉了。
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，才发现，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，已几乎是一座空城。
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，稳定局势，叫来一个，竟然吓得直哭，打死都不敢去，再换一个，刚刚走出城，就跑回来了，说打死也不敢再走。
于是熊廷弼说：
“我自己去。”
他从辽阳出发，一路走一路看，遇到逃跑的百姓，就劝他们回去，遇到逃跑的士兵，就收编他们，遇到逃跑的将领，就抓起来。
就这样，到沈阳的时候，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，数千名士兵，还有王捷、王文鼎等几位逃将。
安置了平民，整顿了士兵，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，杀头。
逃将求饶，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，何必要杀我们。
熊廷弼说：如果不杀你们，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？
然后，他去见了李如桢。
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，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，他却一直呆在沈阳。
不但一直呆在沈阳，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，他连救兵都不派，坐视铁岭失守，让人十分费解，不知是反应迟钝，还是另有密谋。
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，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，告诉他：你给我滚。
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，不是说免就能免的，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，李总兵当即就滚了，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，最后被关入监狱，判处死刑（后改充军）。
至此，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，除李如松外，都没啥好下场，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罗努尔哈赤占据，可谓是干干净净、彻彻底底。
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，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，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，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。
但几百年后，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，万人景仰，而李成梁，却几乎已不为人知。
我知道，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。
当所有人都认为，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，他却又说了一句话：
“我要去抚顺。”
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。
当时的抚顺，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，以目前的形势，带几个人去抚顺，无疑就是送死。
但熊廷弼说，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，所以我现在去，反而是最安全的。
说是这么说，但敢不敢去，那是另外一码事。
熊廷弼去了，大家战战兢兢，他却毫不惊慌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。
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，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：吹号角。
随行人员快要疯了，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，再大喊抓贼，偷偷摸摸地来，你还大声喧哗，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，你怎么办？
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，人来了，号角吹了，后金军却一动不动。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。
几天后，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，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，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，严令死守，不得随意出击。
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，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。
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，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，告诉他，这是个猛人。
努尔哈赤不以为然：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这蛮子（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）就是再厉害，也只有一个人，如何挽回危局？
李永芳回答：只要有他，就能挽回危局！
此后发生的一切，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，只用了短短几个月，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，此后他一反常态，除了防御外，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，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，搞得对方疲于奔命，势头非常凶猛。
于是，努尔哈赤决定，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，休养生息，等待时机。
这个时机的期限，只有一年。
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。因为此时的朝廷，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第九章 东林党的实力
在很多的史书中，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：皇帝老休息，朝政无人管，大臣无事干。
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，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。
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，是无比激烈的斗争。而斗争的主角，是东林党。
在许多人的印象中，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，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，为了同一个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，并曾一度掌控政权，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，最终失败。
我认为，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。但是，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，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：
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、知识分子，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？
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，值得膜拜的，值得三拜九叩的，但是，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，不能当衣服穿，更不可能掌控政权。
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，就是斗争。
道德文章固然有趣，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。
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，应该是顾宪成。
在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的那次京察中，吏部尚书孙鑨——撤职了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——回家了，首辅王锡爵——辞职了，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，从五品的小官，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——升官了（吏部文选司郎中）。
升官了还不说，连他的上级，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，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，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，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。李三才偷看信件，王锡爵打道回府，朝廷的历任首辅，在他眼中不是木偶，就是婴儿。
这是一团迷雾，迷雾中的一切，似乎和他有关系，又似乎没有关系。
拨开这团迷雾之后，我看到了一样东西——实力。
顾宪成的实力，来自于他的官职。
在吏部中，最大的是尚书（部长）、其次是侍郎（副部长），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（司长），分别是文选司、验封司、稽勋司、考功司。
但是，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，而其中最厉害的，是文选司和考功司，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，考功负责官员考核，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，升官还是免职，发达还是破产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。
相对而言，验封司、稽勋司就一般了，一般到不用再介绍。
有鉴于此，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，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。
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：吏部考功司主事——考功司员外郎（副职）——文选司郎中。
这就意味着，那几年中，大明的所有官员（除少数高官），无论是升迁，还是考核，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，即使不过，也要打个招呼，就不打招呼，也得混个脸熟。
此外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，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，是混不了多久的。
现在你应该明白了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实力和道德，经常是两码事。
东林之中，类似者还有很多，比如李三才。
李三才先生的职务，之前已经说过，是都察院佥都御史，巡抚凤阳，兼漕运总督。
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，凤阳是个穷地方，不巡也罢，真正关键的职务，是最后那个。
自古以来，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，基本算是坐地收钱，肥得没边，普天之下，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，只有盐政。
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要想不捞外快，一靠监督，二靠自觉。
很可惜，李三才不自觉，从种种史料分析，他很有钱，有钱得没个谱，请客吃饭，都是大手笔。
至于监督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，自己去检举自己，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。
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，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，那真是相当的大，大到几十年后，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，还能听到相关事迹，最后还叹息一声，给了个结论——负才而守不洁。
列举以上两人，只是为了说明一点：
东林，是书院，但不仅仅是书院，是道德，但不仅仅是道德。它是一个有实力，有能力，有影响力、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。
事实上，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
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，每一分、每一秒，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。
争斗的方式，是京察。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，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，他虽费劲气力，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，京察失败。
但这一切，仅仅是个开始。
十二年后（万历三十三年），京察开始，主持者杨时乔，他的公开身份，是吏部左侍郎，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，是东林党。
当时的首辅，是浙党首领沈一贯，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，自然很不待见，于是，他决定换人。
沈一贯是朝廷首辅，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，然而意外发生了，虽然沈大人上窜小跳，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，却依然毫无用处。杨侍郎该怎么来，还怎么来，几板斧抡下来，浙党、齐党、楚党、宣党……反正非东林党的，统统下课，沈一贯拼了老命，才算保住几个亲信。
那么现在，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，玄机就在其中：
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，京察，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。
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沈一贯退休回家。
同年，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，复出无望。
一年后，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，开始执掌朝廷大权。
是的，这一切的一切，不是偶然。
而最终要获得的，正是权力。
权力已经在握，但还需要更进一步。
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，辛亥京察，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，东林党。
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，东林党人遍布朝廷，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，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。
然而一个人的掺和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这个人就是李三才。
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，作为东林党的干将，他将进入内阁，更进一步。
算盘大致如此，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听说李三才要入阁，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，闹翻了天，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，许多人对他有意见。
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人实在太猛，太有能力。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，如果再让他入阁，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。
于是，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。
明代的京察，按照地域，分为南察和北察，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，而南察的主管者，是吏部侍郎史继楷，三党成员，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——支持李三才的人。
很快，浙、楚、齐三党轮番上阵，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，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，明确到《明神宗实录》都写了出来——“攻淮（李三才）则东林必救，可布一网打尽之局”。
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，李三才没能顶住，回家养老去了。
但就整体而言，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，叶向高执政，东林党掌权，非常强大，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。
然而就在此时，强大的东林党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
一直以来，东林党的指导思想，是我很道德。强大之后，就变成了你不道德，工作方针，原先是党同伐异，强大之后，就变成了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
总而言之，不是我的同党，就是我的敌人。
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，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：
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，齐、浙、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，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。
他们的折腾，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：
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，叶向高退休回家。
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，京察开始，主持京察的，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、刑部尚书李志。
郑继之是楚党，李志是浙党。
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，但凡是东林党，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，二话不说，收包袱走人。这其中，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。
萨尔浒之战前，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，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，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。对明朝而言，其重要程度，基本等于努尔哈赤＋皇太极＋李自成＋张献忠。
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，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。
因为在不久之后，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，彻底击败浙、齐、楚三党。
然后，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，实现真正的融合，继续这场斗争，而那时，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阉党。
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，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，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，顾宪成已经死了，邹元标到处逛，赵南星家里蹲。
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，叶向高提早退休，李三才回家养老。
此时的首辅，是浙党的方从哲，此时的朝廷，是三党的天下。对东林党而言，前途似乎一片黑暗。
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，因为一个人的死去。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七月二十一日，万历不行了。
高拱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李成梁、东林党、朝鲜、倭寇、三大征、萨尔浒、资本主义萌芽、不上朝、太子、贵妃、国本、打闷棍。
我只能说，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。
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，我想了很久，很久，却是很久，很久，也想不出来。
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，之前二十多年，似乎干得也不错，你说他软弱吧，他还搞了三大征，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，你说他不理朝政吧，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？
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，一个勤于政务的人，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，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、不上班的人，一个终生未出京城，生于深宫、死于深宫的人。
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，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。
于是，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。
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，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，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在经历残酷的斗争，无休止的吵闹，无数无效的抗争，无数无奈的妥协后，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，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。
大致如此吧。
明神宗朱翊钧，万历四十八年逝世，年五十八。
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，他还不够勇敢。
【明光宗朱常洛】
虽然几十年来，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，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终于做出了抉择，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。
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，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一日，朱常洛正式登基，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，定年号为泰昌。
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，按照惯例，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，用自己的年号。
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，这个年号，竟然没能用上。
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，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。
一个撑了三十八年，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，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，是很不幸的。
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，是郑贵妃。
【红丸】
应该说，朱常洛是个好孩子，至少比较厚道。
几十年来，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，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、朝廷的冷清，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，时局的危险。
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，于是，当政后的第一天，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。
大致说来，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，包括兑现白条——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，废除各地矿税，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。
这几件事情，办得很好，也很及时，特别是最后一条，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，实在是大快官心，于是一时之间，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，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，兴高采烈。
但有一个人不高兴，非但不高兴，而且很害怕。
万历死后，郑贵妃终于明白，自己是多么的虚弱，今日之城内，已是敌人之天下。所谓贵妃，其实也不贵，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，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。
很快，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。
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，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，让万历下了道遗嘱，讲明，一旦自己死后，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。
如此一来，等万历死后，她就成了太后，无论如何，铁饭碗是到手了。
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，丝毫不赖帐，当即表示，如果父皇如此批示，那就照办吧。
但他同时表示，这是礼部的事，我批下去，让他们办吧。
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，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，非但不办，还写了个奏疏，从理论、辈分、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，最后得出结论——不行。
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，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，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。
郑贵妃明白了，这就是个托。
很明显，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，实际上不怎么老实。既然如此，必须提前采取行动。
经过深思熟虑，她想出了一个计划，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，是一件礼物。
十天之后，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，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。
光宗皇帝的性命，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。
这份礼物，是八个美女。
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，哪都不能去，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，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，辛辛苦苦、畏畏缩缩了几十年，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。
古语有云：一口吃不成胖子，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，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，在史料上，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：
“是夜，连幸数人，圣容顿减。”
白天日理万机，晚上还要辛勤工作，身体吃不消，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。于是不久之后，朱常洛就病倒了。
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十日。
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，四天之后。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十四日。
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，身体差就该看医生，崔文升就此出了场。
崔文升，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。前面曾经讲过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，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。
可是这人来，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，而是看病，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，除了能写外，还管着御药房，搞第二产业。
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，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。
诊断之后，崔大夫胸有成竹，给病人开了一副药，并且乐观地表示，药到病除。
他开的这幅药，叫泻药。
一个夜晚辛勤工作，累垮了身体的人，怎么能服泻药呢？
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：这是个“蒙古大夫”。
虽然我不在现场，也不懂医术，但我可以认定：崔文升的诊断，是正确的。
因为之前的史料中，有这样六个字：是夜，连幸数人。
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，就不解释了，但大家也应该知道，要办到这件事情，难度是很大的。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，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
但是他完成了。
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，他找了帮手，而这个帮手，就是药物。
是什么药物，大家心里也有数，我就不说了，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，从来就是必备药，从明宪宗开始，到天天炼丹的嘉靖，估计都没少用。明光宗初来乍到，用用还算正常。
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，加上身体一向不好，这才得了病。
在中医理论中，服用了这种药，是属于上火，所以用泻药清火，也还算对症下药。
应该说，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，可惜，是半桶水。
根据当时史料反映，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，有点用力过猛，手一哆嗦，下大了。
错误是明显的，后果是严重的，光宗同志服药之后，一晚上拉了几十次，原本身体就差，这下子更没戏了，第二天就卧床不起，算彻底消停了。
蒙古的崔大夫看病经历大致如此，就这么看上去，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。虽说没法私了，但毕竟大体上没错，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、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，态度还算凑合。
可问题是，这事一冒出来，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，这是郑贵妃的阴谋。
因为非常凑巧，这位下药的崔文升，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。
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要看病，不找太医，偏找太监，找了个太监，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，这太监下药，偏又下猛了，说他没问题，实在有点困难。
对于这件事情，你说它不是郑贵妃的计划，我信，因为没准就这么巧；说它是郑贵妃的计划，我也信，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，谁都知道是她干的，但以郑贵妃的智商，以及从前表现，这种蠢事，她是干得出来的。
无论动机如何，结果是肯定的，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，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。
但这一切还不够，要达到目的，这些远远不够，即使那个人死去，也还是不够。
必须把控政权，把未来所有的一切，都牢牢抓在手中，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。
于是在开幕之前，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。
这位同盟者的名字，不太清楚。
目前可以肯定的是，她姓李，是太子的嫔妃。
当时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：大老婆叫太子妃，之后分别是才人、选侍、淑女等。
而这位姓李的女人，是选侍，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，她被称为“李选侍”。
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，至少长得还不错，因为皇帝最喜欢她，而且皇帝的儿子，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——朱由校，也掌握在她的手中，正是因为这一点，郑贵妃找上了她。
就智商而言，李选侍还算不错（相对于郑贵妃），就人品而言，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，经过一番潜规则后，双方达成协议，成为了同盟，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现在一切已经齐备，只等待着一个消息。
所有的行动，将在那一刻展开，所有的野心，将在那一刻实现。
【小人物】
目标就在眼前，一切都很顺利。
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同党越来越多，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，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，前方已是一片坦途。
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，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
明光宗即位后，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，最高兴的是东林党。
这是很正常的，从一开始，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，争国本、妖书案、梃击案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。
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。
明光宗非常够意思，刚上任，就升了几个人的官，这些人包括刘一璟、韩旷、周嘉谟、邹元标、孙如游等等。
这几个人估计你不知道，其实也不用知道，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，就能明白，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。
刘一璟、韩旷，是东阁大学士，内阁成员，周嘉谟是吏部尚书，邹元标是大理寺丞，孙如游是礼部侍郎。当然，他们都是东林党。
在这群人中，有内阁大臣、人事部部长、法院院长，部级高官，然而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，他们只是配角。真正力挽狂澜的人，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
这个人的名字，叫做杨涟。
杨涟，字文孺，号大洪，湖广（湖北）应山人，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进士，任常熟知县，后任户科给事中、兵科给事中。
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，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，升得也不快，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。
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，是一个不普通的人。
上天总是不公平的，有些人天生就聪明，天生就牛，天生就是张居正、戚继光，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，天生就不聪明，天生就不牛，天生就是二傻子，没有办法。
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，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，也能成功的道路。
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，这是最好的道路，也是唯一的道路，它的名字，叫做纯粹。
纯粹的意思，就是专心致志、认真、一根筋、二杆子等等等等。
纯粹和执着，也是有区别的，所谓执着，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而纯粹，是见了棺材，也不掉泪。
纯粹的人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，他们的一生，往往只有一个目标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他们可以不择手段，不顾一切，他们无法被收买，无法被威逼，他们不要钱，不要女色，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。
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只有一个目标，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。
杨涟，就是一个纯粹的人。
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，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，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，还很讲干净，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，廉政考核全国第一。此外，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的人，比如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，万历生病，半个月不吃饭，杨涟听说了，也不跟上级打招呼，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：
“皇上生病了，你应该去问安。”
方首辅胆子小，脾气也好，面对这位小人物，丝毫不敢怠慢：
“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，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，也没消息。”
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，面子是给足了，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，他先举了个例子，教育了首辅大人，又大声强调：
“你应该多去几次，事情自然就成了（自济）！”
末了，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：
“这个时候，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，不要到处走动！”
毫无惧色。
根据以上史料，以及他后来的表现，我们可以认定：在杨涟的心中，只有一个目标——为国尽忠，匡扶社稷。
事实上，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，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。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七月二十一日，夜，乾清宫。
万历就快撑不住了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，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——没有召见太子。
一般说来，皇帝死前，儿子应该在身边，除了看着老爹归西、嚎几声壮胆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意义——确认继位。
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，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，要不看着老爹走人，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、或是几个顾命大臣，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，还找人搞了公证，这桩官司可怎么打？
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，还是故意的，反正没叫儿子进来。
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，明知老头子不行了，又怕人搞鬼，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，可就是不敢进去。
关键时刻，杨涟出现了。
在得知情况后，他当机立断，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——王安。
王安，时任太子侍读太监，在明代的历史中，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。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，他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。
而在那个夜晚，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，一句至关紧要的话：
“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（疾甚），不召见太子，并不是他的本意。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（尝药视膳），等早上再回去。”
这就是说，太子您之所以进宫，不是为了等你爹死，只是进去看看，早上再回去嘛。
对于这个说法，太子十分满意，马上就进了宫，问候父亲的病情。
当然，第二天早上，他没回去。
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，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，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。不过，这对于杨先生而言，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。
他平静地回到暗处，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。他很清楚，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。
事情正如他所料，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，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，郑贵妃到处活动，李选侍经常串门。
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无比险恶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。
形势十分危急，不能再等待了。
杨涟决定采取行动，然而现实很残酷：他的朋友虽然多，却很弱小，他的敌人虽然少，却很强大。
周嘉谟、刘一璟、韩爌这拨人，级别固然很高，但毕竟刚上来，能量不大，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，根基极深，一手拉着李选侍，一手抓着皇长子，屁股还拼命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。
按照规定，她应该住进慈宁宫，可这女人脸皮相当厚，死赖在乾清宫不走，看样子是打算长住。
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，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，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，她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，那时，一切都将无可挽回。
而要阻止这一切，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：首先，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；其次，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。
这就是说，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，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放屁，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脚。
杨涟先生的职务，是七品兵科给事中，不是皇帝。
事实上，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，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，明明不想给她名分，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。
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，一个绝对、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但是他完成了，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。
他的计划是，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，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。
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，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。因为杨涟已经发现，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只要伸出手指，轻轻地点一下，就够了。
这个弱点有个名字，叫做郑养性。
郑养性，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，郑国泰死后，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，平日十分嚣张。
然而杨涟决定，从这个人入手，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，他发现，这是一个外强中干，性格软弱的人。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十六日。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，和他一同前去的，还有周嘉谟等人。
一大帮子人上门，看架势很像逼宫，而事实上，确实是逼宫。
进门也不讲客套，周嘉谟开口就骂：
“你的姑母（指郑贵妃）把持后宫多年，之前争国本十几年，全都是因为她，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，赖在乾清宫不走，还给皇上奉送美女，到底有什么企图？！”
刚开始时，郑养性还不服气，偶尔回几句嘴，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，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，说着说着，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。
白脸唱完了，接下来是红脸：
“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，不过是想守个富贵，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，你要听我们的话，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。”
红脸完了，又是唱白脸：
“要是不听我们的话，总想封太后，不会有人帮你，你总说没这想法，既然没这想法，就早避嫌疑！”
最狠的，是最后一句：
“如此下去，别说富贵，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，都未可知！”
郑养性彻底崩溃了。眼前的这些人，听到的这些话，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。于是，他去找了郑贵妃。
其实就时局而言，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，她有同党，有帮手，如果赖着不走，谁也拿她没办法。什么富贵、性命，这帮闹事的书呆子，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。
然而关键时刻，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，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，在慌乱的外甥面前，她也慌乱了。
经过权衡利弊，她终于做出了决定：搬出乾清宫，不再要求当皇太后。
至此，曾经叱诧风云的郑贵妃，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这位大妈费劲心机，折腾了三十多年，却啥也没折腾出来。此后，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。
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，就这样，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
但在杨涟看来，这还不够，于是三天之后，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。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十九日，杨涟上书，痛斥皇帝。
杨先生实在太纯粹，在他心中，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，所以在他看来，郑大妈固然可恶，崔大夫固然可恨，但最该谴责的，是皇帝。
明知美女不应该收，你还要收，明知春药不能多吃，你还要吃，明知有太医看病，你还要找太监，不是脑袋有病吧。
基于愤怒，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。
在这封奏疏里，他先谴责了蒙古大夫崔文升，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，然后笔锋一转，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——勤劳工作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
必须说明的是，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，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。
因为在文中，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，然后痛骂崔文升，说他如何没有水平，不懂医术。最后再转回来：就这么个人，但您还是吃他的药。
这意思是说，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，您比他还要差。
所以这奏疏刚送上去，内阁就放出话来，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。
三天后，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。
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，召见几位大臣，这些人包括方从哲、周嘉谟、孙如游，当然，还有杨涟。此外，他还命令，锦衣卫同时进宫，听候指示。
命令一下来，大家就认定，杨涟要完蛋了。
因为在这拨人里，方从哲是首辅，周嘉谟是吏部尚书，孙如游是礼部尚书，全都是部级干部，只有杨涟先生，是七品给事中。
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，召集锦衣卫，只有一种可能——收拾他。
由于之前的举动，杨涟知名度大增，大家钦佩他的人品，就去找方从哲，让他帮忙求个情。
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，找到杨涟，告诉他，等会进宫的时候，你态度积极点，给皇上磕个头，认个错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
但是杨涟的回答，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：
“死就死（死即死耳），我犯了什么错？！”
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：
“方先生（方从哲）是好意。”
可到杨先生这里，好意也不好使：
“知道是好意，怕我被人打死，要得了伤寒，几天不出汗，也就死了，死有什么可怕！但要我认错，绝无可能！”
就这样，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，虽然他知道，前方等待着他的，将是锦衣卫的大棍。
可是他错了。
那位躺在床上，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，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国家的事情，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。”
虽然称呼是复数，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只看着杨涟。
这之后，他讲了许多事情，从儿子到老婆，再到郑贵妃，最后，他下达了两条命令：
一、赶走崔文升。
二、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。
这意味着，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，毫无条件，毫无抱怨。
当然，对于他而言，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。
但他绝不会想到，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，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。
因为他并不知道，此时此刻，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。
从这一刻起，杨涟已下定了决心——以死相报。
一直以来，他都只是个小人物，虽然他很活跃，很有抱负，声望也很高，他终究只是小人物。
然而眼前的这个人，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，却毫无保留地尊重，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、抱负，以及纯粹。
所以他决定，以死相报，致死不休。
这种行为，不是愚忠，不是效命，甚至也不是报答。
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，无可辩驳的真理：
士为知己者死。
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二十二日，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，还有十天。
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。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，即将上演。
朱常洛篇
第十章 小人物的奋斗
八月二十三日。
内阁大学士刘一璟、韩旷照常到内阁上班，在内阁里，他们遇见了一个人。
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可灼，时任鸿胪寺丞，他来这里的目的，是要进献“仙丹”。
此时首辅方从哲也在场，他对这玩意兴趣不大，毕竟皇帝刚吃错药，再乱来，这个黑锅就背不起了。
刘一璟和韩旷更是深恶痛绝，但也没怎么较真，直接把这人打发走了。
很明显，这是一件小事，而小事是不应该过多关注的。
但某些时候，这个理论是不可靠的。
两天后，八月二十五日。
明光宗下旨，召见内阁大臣、六部尚书等朝廷重臣，此外，他特意叫上了杨涟。
对此，所有的人都很纳闷。
更让人纳闷的是，此后直至临终，他召开的每一次会议，都叫上杨涟，毫无理由，也毫无必要。或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个叫杨涟的人，非常之重要。
他的直觉非常之准。
此时的光宗，已经是奄奄一息，所以，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定，今天的会议，将要讨论的，是关乎国家社稷的重要问题。
然而他们没有想到，这次内阁会议的议题，只有一个——老婆。
光宗同志的意思是，自己的后妃李选侍，现在只有一个女儿，伺候自己那么多年，太不容易，考虑给她升官，封皇贵妃。
此外，他还把皇长子朱由校领了出来，告诉诸位大人，这孩子的母亲也没了，以后，就让李选侍照料他。
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
明明您都没几天蹦头了，趁着脑袋还管用，赶紧干点实事，拟份遗嘱，哪怕找口好棺材，总算有个准备。竟然还想着老婆的名分，实在令人叹服。
在现场的人们看来，这是一个尊重妇女，至死不渝的模范丈夫。
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
八月二十六日。
出乎许多人的意料，明光宗再次下旨，召开内阁会议，与会人员包括内阁大臣及各部部长，当然还有杨涟。
会议与昨天一样，开得十分莫名其妙。这位皇帝陛下把人叫进来，竟然先拉一通家常，又把朱由校拉进来，说我儿子年纪还小，你们要多照顾等等。
这么东拉西扯，足足扯了半个时辰（一个小时），皇上也扯累了，正当大家认为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扯淡又开始了。
如昨天一样，光宗再次提出，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，大家这才明白，扯来扯去不就是这件事吗？
礼部尚书孙如游当即表示，如果您同意，那就办了吧（亦无不可）。
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。
一个人突然闯了进来，公然打断了会议，并在皇帝、内阁、六部尚书的面前，拉走了皇长子朱由校。
这个人，就是李选侍。
所有人都懵了，没有人去阻拦，也没有人去制止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位李选侍毕竟是皇帝的老婆，皇帝大人都不管，谁去管。
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很快，他们就听见了严厉的斥责声，李选侍的斥责声，她斥责的，是皇帝的长子。
于是，一个空前绝后的场面出现了。
大明帝国未来的继承人，被一个女人公然拉走，当众责骂，而皇帝，首辅、各部尚书，全部毫无反应，放任这一切的发生。
所有的人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听着那个女人的责骂，直到骂声结束为止。
然后，尚未成年的朱由校走了出来，他带着极不情愿的表情，走到了父亲的身边，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要封皇后！”
谜团就此解开，莫名其妙的会议，东拉西扯的交谈，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——胁迫。
开会是被胁迫的，闲扯是被胁迫的，一个奄奄一息的丈夫，一个年纪幼小的孩子，要不胁迫一把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
李选侍很有自信，因为她很清楚，这个软弱的丈夫不敢拒绝她的要求。
现在，她距离自己的皇后宝座，只差一步。
但是这一步，到死都没迈过去。
因为就在皇长子刚说出那四个字的时候，另一个声音随即响起：
“皇上要封皇贵妃，臣必定会尽快办理！”
说这句话的人，是礼部尚书孙如游。
李选侍太过天真了，和朝廷里这帮老油条比起来，她也就算个学龄前儿童。
孙尚书可谓聪明绝顶，一看情形不对，知道皇上顶不住了，果断出手，只用了一句话，就把皇后变成皇贵妃。
光宗同志也很机灵，马上连声回应：好，就这么办。
李小姐的皇后梦想就此断送，但她是不会放弃的，因为她很清楚，在自己的手中，还有一张王牌——皇长子。
只要那个奄奄一息的人彻底死去，一切都将尽在掌握。
但她并不知道，此时，一双眼睛已经死死地盯住了她。
杨涟已经确定，眼前这个飞扬跋扈的女人，不久之后，将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敌人。而在此之前，必须做好准备。
八月二十九日。
此前的三天里，光宗的身体丝毫不见好转，于是在这一天，他再次召见了首辅方从哲等朝廷重臣。
光宗同志这次很清醒，一上来就直奔主题：
寿木如何？寝地如何？
寿木就是棺材，寝地就是坟，这就算是交代后事了。
可是方从哲老先生不知是不是老了，有点犯糊涂，张口就是一大串，什么你爹的坟好、棺材好请你放心之类的话。
光宗同志估计也是哭笑不得，只好拿手指着自己，说了一句：
是我的（朕之寿宫）。
方首辅狼狈不堪，可还没等他缓过劲来，就听到了皇帝陛下的第二个问题：
“听说有个鸿胪寺的医官进献金丹，他在何处？”
对于这个问题，方从哲并未多想，便说出了自己的回答：
“这个人叫李可灼，他说自己有仙丹，我们没敢轻信。”
他实在应该多想想的。
因为金丹不等于仙丹，轻信不等于不信。
正是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，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判断：
“好吧，召他进来。”
于是，李可灼进入了大殿，他见到了皇帝，他为皇帝号脉，他为皇帝诊断，最后，他拿出了仙丹。
仙丹的名字，叫做红丸。
此时，是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八月二十九日上午，明光宗服下了红丸。
他的感觉很好。
按照史书上的说法，吃了红丸后，浑身舒畅，且促进消化，增加食欲（思进饮膳）。
消息传来，宫外焦急等待的大臣们十分高兴，欢呼雀跃。
皇帝也很高兴，于是，几个时辰后，为巩固疗效，他再次服下了红丸。
下午，劳苦功高的李可灼离开了皇宫，在宫外，他遇见了等待在那里的内阁首辅方从哲。
方从哲对他说：
“你的药很有效，赏银五十两。”
李可灼高兴地走了，但他并没有领到这笔赏银。
方从哲以及当天参与会议的人都留下了，他们住在了内阁，因为他们相信，明天，身体好转的皇帝将再次召见他们。
六个时辰之后。
凌晨，住在内阁的大臣们突然接到了太监传达的谕令：
即刻入宫觐见。
所有的人都明白，这意味着什么，但当他们尚未赶到的时候，就已得到了第二个消息——皇上驾崩了。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九月初一，明光宗在宫中逝世，享年三十九，享位一月。
皇帝死了，这十分正常，皇帝吃药，这也很正常，但吃药之后就死了，这就不正常了。
明宫三大案之“红丸案”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没有人知道，所谓的红丸，到底是什么药，也没有人知道，在死亡的背后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。
此时向乾清宫赶去的人，包括内阁大臣、各部长官，共计十三人。在他们的心中，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打算，因为皇帝死了，官位、利益、权力，一切的一切都将改变。
只有一个人例外。
杨涟十分悲痛，因为那个赏识他的人，已经死了，而且死得不明不白。此时此刻，他只有一个念头。
查出案件的真相，找出幕后的黑手，揭露恶毒的阴谋，让正义得以实现，让死去的人得以瞑目。
这就是杨涟的决心。
但此时，杨涟即将面对的，却是一个更为复杂，更为棘手的问题。
虽然大家都住在内阁，同时听到消息，毕竟年纪不同，体力不同，比如内阁的几位大人，方从哲老先生都七十多了，刘一璟、韩旷年纪也不小，反应慢点、到得晚点十分正常。
所以首先到达乾清宫的，只有六部的部长、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当然还有杨涟。
这几个人已经知道了皇帝去世的消息，既然人死了，那就不用急了，就应该考虑尊重领导了，所以他们决定，等方首辅到来再进去。
进不了宫，眼泪储备还不能用，而且大清早的，天都没亮，反正是等人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于是，他们开始商讨善后事宜。
继承皇位的，自然是皇长子朱由校了，但问题是，他的父亲死了，母亲也死了，而且年纪这么小，宫里没有人照顾，怎么办呢？
于是，礼部尚书孙如游、吏部尚书周嘉谟、左都御史张问达提出：把朱由校交给李选侍。
这个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，事实上，反对者只有一个。
然后，他们就听到了这个唯一反对者的声音：
“万万不可！”
其实就官职和资历而言，杨涟没有发言的资格，因为他此时他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给事中，说难听点，他压根就不该呆在这里。
然而在场的所有人，都保持了沉默，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发言，因为他是皇帝临死前指定的召见者，换句话说，他是顾命大臣。
杨涟十分激动，他告诉所有的人，朱由校很幼稚，如果把他交给一个女人，特别是一个用心不良的女人，一旦被人胁迫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这几句话，彻底唤起了在场朝廷重臣们的记忆，因为就在几天前，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个凶恶女人的狰狞面目。
他们同意了杨涟的意见。
但事实上，皇帝已经死了，未来的继承人，已在李选侍掌握之中。
所以，杨涟说出了他的计划：
“入宫之后，立刻寻找皇长子，找到之后，必须马上带出乾清宫，脱离李选侍的操纵，大事可成！”
十三位顾命大臣终于到齐了，在杨涟的带领下，他们走向了乾清宫。
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开始。
【战斗，从大门口开始】
当十三位顾命大臣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被拦住了。
拦住他们的，是几个太监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李选侍的安排。
皇帝去世的时候，她就在宫内，作为一位智商高于郑贵妃的女性，她的直觉告诉她，即将到来的那些顾命大臣，将彻底毁灭她的野心。
于是她决定，阻止他们入宫。
应该说，这个策略是成功的，太监把住大门，好说歹说就不让进，一帮老头加书呆子，不懂什么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深刻道理，只能干瞪眼。
幸好，里面还有一个敢玩命的：
“皇上已经驾崩，我们都是顾命大臣，奉命而来！你们是什么东西！竟敢阻拦！且皇长子即将继位，现情况不明，你们关闭宫门，到底想干什么？！”
对付流氓加文盲，与其靠口，不如靠吼。
在杨涟的怒吼之下，吃硬不吃软的太监闪开了，顾命大臣们终于见到了已经歇气的皇上。
接下来是例行程序，猛哭猛磕头，哭完磕完，开始办正事。
大学士刘一璟首先发问：
“皇长子呢？他人在哪里？”
没人理他。
“快点交出来！”
还是没人理他。
李选侍清醒地意识到，她手中最重要的棋子，就是皇长子，只要控制住这个未来的继承人，她的一切愿望和野心，都将得到满足。
这一招很绝，绝到杨涟都没办法，宫里这么大，怎么去找，一帮五六十岁的老头，哪有力气玩捉迷藏？
杨涟焦急万分，毕竟这不是家里，找不着就打地铺，明天接着找，如果今天没戏，明天李选侍一道圣旨下来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！
必须找到，现在，马上，必须！
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，一个太监走了过来，在大学士刘一璟的耳边，低声说出了两个字：
“暖阁。”
这个太监的名字，叫做王安。
王安，河北雄县人，四十多年前，他进入皇宫，那时，他的上司叫冯保。
二十六年前，他得到了新的任命，到一个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，陪一个谁也不愿意陪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没人待见，连名分都没有的皇长子朱常洛。
王安是个好人，至少是个识货的人，当朱常洛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，他坚定且始终站在了原地，无论是“争国本”，还是“梃击”都竭尽全力，证明了他的忠诚。
朱常洛成为明光宗之后，他成为了司礼秉笔太监，掌控宫中大权。
这位仁兄最喜欢的人，是东林党，因为一直以来，东林党都是皇帝陛下的朋友。
而他最不喜欢的人，就是李选侍，因为这个女人经常欺负后宫的一位王才人，而这位王才人，恰好就是皇长子朱由校的母亲。
此刻还不下烂药，更待何时？
刘一璟大怒，大吼一声：
“谁敢藏匿天子！”
可是吼完了，就没辙了，因为这毕竟是宫里，人躲在里面，你总不能破门而入去抢人吧。
所以最好的方法，是让李选侍心甘情愿地交人，然后送到门口，挥手致意。
这似乎绝不可能，但是王安说，这是可能的。随后，他进入了暖阁。
面对李选侍，王安体现出了一个卓越太监的素质，他虽没有抢人的体力，却有骗人的智力。
他对李选侍说，现在情况特殊，必须让皇长子出面，安排先皇的丧事，安抚大家的情绪，事情一完，人就能回来。
其实这谎扯得不圆，可是糊弄李选侍是够了。
她立即叫出了朱由校。
然而，就在她把人交给王安的那一瞬间，却突然醒悟了过来！她随即拉住了朱由校的衣服，死死拉住，不肯松手。
王安知道，动粗的时候到了，他决定欺负眼前这个耍赖的女人。因为太监虽说不男不女，可论力气，比李小姐还是要大一些。
王安一把拉过朱由校，抱起就走，冲出了暖阁。当门外的顾命大臣们看见皇长子的那一刻，他们知道，自己胜利了。
于是，在先皇的尸体（估计还热着）旁，新任皇帝接受了顾命大臣们的齐声问候：万岁！
万岁喊完了，就该跑了。
在人家的地盘上，抢了人家的人，再不跑就真是傻子了。
具体逃跑方法是，王安开路，刘一璟拉住朱由校的左手，英国公张维贤拉住朱由校的右手，包括方从哲在内的几个老头走中间，杨涟断后。就这样，朱由校被这群活像绑匪（实际上也是）的朝廷大臣带了出去。
事情正如所料，当他们刚刚走出乾清宫的时候，背后便传来了李选侍尖利的叫喊声：
“哥儿（指朱由校），回来！”
李大姐这嗓子太突然了，虽然没要人命，却把顾命大臣们吓了一跳，他们本来在乾清宫外准备了轿子，正在等轿夫来把皇子抬走，听到声音后，脚一跺，不能再等了！
不等，就只能自己抬，情急之下，几位高干一拥而上，去抬轿子。
这四位高级轿夫分别是吏部尚书周嘉谟，给事中杨涟，内阁大学士刘一璟，英国公张维迎。
前面几位大家都熟，而最后这位张维迎，是最高世袭公爵，他的祖先，就是跟随明成祖朱棣靖难中阵亡的第一名将张玉。
也就是说，四个人里除杨涟外，职务最低的是部长，我又查了下年龄，最年轻的杨涟，当时也已经四十八岁了，看来人急眼了，还真敢拼命。
就这样，朱由校在这帮老干部的簇拥下，离开了乾清宫，他们的目标，是文华殿，只要到达那里，完成大礼，朱由校就将成为新一代的皇帝。
而那时，李选侍的野心将彻底破灭。
当然，按照最俗套的电视剧逻辑，坏人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，真实的历史也是如此。
毕竟老胳膊老腿，走不快，很快，大臣们就发现，他们被人追上了。
追赶他们的，是李选侍的太监。一个带头的二话不说，恶狠狠地拦住大臣，高声训斥：
“你们打算把皇长子带到哪里去？”
一边说，还一边动手去拉朱由校，很有点动手的意思。
对于这帮大臣而言，搞阴谋、骂骂人是长项，打架是弱项。于是，杨涟先生再次出场了。
他大骂了这个太监，并且鼓动朱由校：
“天下人都是你的臣子，何须害怕！”
一顿连骂带捧，把太监们都镇住了，领头的人见势不妙，就撤了。
这个被杨涟骂走的领头太监，名叫李进忠，是个不出名的人。但不久之后，他将更名改姓，改为另一个更有名的名字——魏忠贤。
在杨涟的护卫下，朱由校终于来到了文华殿，在这里，他接受了群臣的朝拜，成为了新的皇帝，史称明熹宗。
【明熹宗朱由校】
这就算即位了，但问题在于，毕竟也是大明王朝，不是杂货铺，程序还要走，登基还得登。
有人建议，咱就今天办了得了，可是杨涟同志不同意，这位仁兄认定，既然要登基，就得找个良辰吉日，一查，那就九月初六吧。
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。
今天是九月初一，只要皇长子没登基，乾清宫依然是李选侍的天下，而且，她依然是受命照顾皇长子的人，对于她而言，要翻盘，六天足够了。
然而杨涟本人，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就在他即将步入深渊的时候，一个人拉住了他，并且把一口唾沫吐在了他的脸上。
这个人的名字，叫做左光斗。
左光斗，字遗直，安徽桐城人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现任都察院巡城御史，杨涟最忠实的战友，东林党最勇猛的战士。
虽然他的职位很低，但他的见识很高，刚一出门，他就揪住了杨涟，对着他的脸，吐了口唾沫：
“到初六登基，今天才初一，如果有何变故，怎么收拾，怎么对得起先皇？！”
杨涟醒了，他终于明白，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
皇长子还在宫内，一旦李选侍掌握他，号令群臣，到时必定死无葬身之地！
但事已至此，只能明天再说，毕竟天色已晚，皇宫不是招待所，杨大人不能留宿，无论如何，必须等到明天。
杨涟走了，李选侍的机会来了。
当天傍晚，朱由校再次来到乾清宫，他不能不来，因为他父亲的尸体还在这里。
可是他刚踏入乾清宫，就被李选侍扣住了，尸体没带走，还搭进去一个活人。
眼看顾命大臣们就要完蛋，王安又出马了。
这位太监可谓是智慧与狡诈的化身，当即挺身而出，去和李选侍交涉，按说被人抢过一次，总该长点记性，可是王安先生几番忽悠下来，李选侍竟然又交出了朱由校。
这是个很难理解的事，要么是李小姐太弱智，要么是王太监太聪明，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，李选侍失去了一个机会，最后的机会。
因为第二天，杨涟将发起最为猛烈的进攻。
九月初二。
吏部尚书周嘉谟和御史左光斗同时上书，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。
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战略，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，只要李选侍搬出去，她将无法制约皇帝，失去所有政治能量。
但要赶走李选侍，自己动手是不行的，毕竟这人还是后妃，拉拉扯扯成何体统？
经过商议，杨涟等人统一意见：让她自己走。
左光斗主动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，为了彻底赶走这个女人，他连夜写出了一封奏疏，一封堪称恶毒无比的奏疏。
文章大意是说，李小姐你不是皇后，也没人选你当皇后，所以你不能住乾清宫，而且这里也不需要你。
然后他进一步指出，朱由校才满十六岁，属于青春期少年，容易冲动，和你住在一起是不太合适的。
话说到这里，已经比较露骨了。
别慌，更露骨的还在后面。
在文章的最后，左光斗写出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：
“武氏之祸，再现于今，将来有不忍言者！”
所谓武氏，就是武则天，也就是说，左光斗先生担心，如此下去，武则天夺位的情形就会重演。
如果你认为这是一句非常过分的话，那你就错了，事实上，是非常非常过分，因为左光斗是读书人，有时候，读书人比流氓还流氓。
希望你还记得，武则天原先是唐太宗的妃子，高宗是太宗的儿子，后来，她又成了唐高宗的妃子。
现在，李选侍是明光宗的妃子，熹宗是光宗的儿子，后来……
所以左光斗先生的意思是，李选侍之所以住在乾清宫，是想趁机勾引她的儿子（名义上的）。
李选侍急了，这很正常，你看你也急，问题在于，你能咋办？
李选侍想出的主意，是叫左光斗来谈话。事实证明，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，因为左光斗的回答是这样的：
“我是御史，天子召见我才会去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（若辈何为者）？”
九月初三。
左光斗的奏疏终于送到了皇帝的手中，可是皇帝的反应并不大，原因简单：他看不懂。
拜他父亲所赐，几十年来躲躲藏藏，提心吊胆，儿子的教育是一点没管，所以朱由校小朋友不怎么读书，却很喜欢做木匠，常年钻研木工技巧。
幸好，他的身边还有王安。
王太监不负众望，添油加醋解说一番，略去儿童不宜的部分，最后得出结论：李选侍必须滚蛋。
朱由校决定，让她滚。
很快，李选侍得知了这个决定，她决定反击。
九月初四。
李选侍反击的具体形式，是谈判。
她派出了一个使者，去找杨涟，希望这位钢铁战士会突然精神失常，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，相信她是一个善良、无私的女人，并且慷慨大度的表示，你可以继续住在乾清宫，继续干涉朝政。
人不能愚蠢到这个程度。
但她可以。
而她派出的那位使者，就是现在的李进忠，将来的魏忠贤。
这是两位不共戴天的死敌第一次正面交锋。
当然，当时的杨涟并没有把这位太监放在眼里，见面二话不说：
“她（指李选侍）何时移宫？”
李进忠十分客气：
“李选侍是先皇指定的养母，住在乾清宫，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。”
杨涟很不客气：
“你给我记好了，回去告诉李选侍，现在皇帝已经即位，让她立刻搬出来，如果乖乖听话，她的封号还能给她，如果冥顽不灵，就等皇帝发落吧！”
最后还捎带一句：
“你也如此！”
李进忠沉默地走了，他很清楚，现在自己还不是对手，在机会到来之前，必须等待。
李选侍绝望了，但她并不甘心，在最后失败之前，她决心最后一搏，于是她去找了另一个人。
九月初五，登基前最后一日。
按照程序规定，明天是皇帝正式登基的日期，但是李选侍却死不肯搬，摆明了要耍赖，于是，杨涟去找了首辅方从哲，希望他能号召群臣，逼李选侍走人。
然而，方从哲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，这位之前表现积极的老头突然改了口风：
“让她迟点搬，也没事吧（迟亦无害）。”
杨涟愤怒了：
“明天是皇上登基的日子，难道要让他躲在东宫，把皇宫让给那个女人吗？！”
方从哲保持沉默。
李选侍终于聪明了一次，不能争取杨涟，就争取别人，比如说方从哲。
因为孤独的杨涟，是无能为力的。
但她错了，孤独的杨涟依然是强大的，因为在他的心中，始终都留存着一个信念：
当我只是个小人物的时候，你体谅我的激奋，接受我的意见，相信我的才能，将你的身后之事托付于我。
所以，我会竭尽全力，战斗至最后一息，绝不放弃。
因为你的信任，和尊重。
在这最后的一天里，杨涟不停地到内阁以及各部游说，告诉大家形势危急，必须立刻挺身而出，整整一天，即使遭遇冷眼，被人讥讽，他依然不断地说着，不断地说着。
最终，许多人被他打动，并在他的率领下，来到了宫门前。
面对着阴森的皇宫，杨涟喊出了执着而响亮的宣言：
“今日，除非你杀掉我，若不移宫，宁死不离（死不去）！”
由始至终，李选侍都是一个极为贪婪的女人，为达到目的，可以不择手段，不顾一切，虐待朱由校的母亲，逼迫皇帝，责骂皇长子，只为她的野心和欲望。
但现在，她退缩了，她决定放弃。因为她已然发现，这个叫杨涟的人，是很勇敢的，敢于玉石俱焚、敢于同归于尽。
无奈地叹息之后，她退出了乾清宫，从此，她消失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她或许依然专横、撒泼，却已无人知晓，因为，她已无关紧要。
随同她退出的，还有她的贴身太监们，时移势易，混口饭吃也不容易。
然而一位太监留了下来，他知道，自己的命运还未终结，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——另一个女人。
从这个女人的身上，他将得到新的前途，以及新的名字。
朱由校篇
第十一章 强大，无比强大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九月初六，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，定年号为天启。
一个复杂无比，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。
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，自万历四十八年（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