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向颇有心得。当年如高拱、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，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。既然不说话，就接着问。
装哑巴是行不通了，万历随口打哈哈，就说没印象了，打算死不认账。
万历之所以有持无恐，是因为这种事一般都是你知我知，现场没有证人，即使有证人，也不敢出来（偷窥皇帝，是要命的）。
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，于是，她找来了证人。
这个证人的名字，叫内起居注。
在古代文书中，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。比如今天干了多少活，去了多少地方，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。
但起居注记载的，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，是大家都能看见的，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，就是内起居注。
内起居注记载的，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。比如去到哪里，和谁见面，干了些什么。当然，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，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，而是太监。所谓外表很天真，内心很暴力，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，基本都能搞清楚。
由于具有生理优势，太监可以出入后宫，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。皇帝到哪里，就跟到哪里（当然，不宜太近），皇帝进去开始工作，太监在外面等着。等皇帝出来，就开始记录，某年某月某日，皇帝来到某后妃处，某时进，某时出，特此记录存入档案。
皇帝工作，太监记录，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，事实证明，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，且合理的。
因为后宫人太多，皇帝也不计数，如王宫女这样的邂逅，可谓比比皆是。实际上，皇帝乱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，是乱搞之后的结果。
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，生下了孩子，这就是龙种，要是儿子，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，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，对不上号，那就麻烦了。
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。
但这项工作，还有一个漏洞，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只有皇帝、太监、后妃（宫女）三人在场。事后一旦有了孩子，后妃自然一口咬定，是皇帝干的，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，是不是自己干的。
最终的确定证据，就是太监的记录。但问题在于，太监也是人，也可能被人收买，如果后妃玩花样，或是皇帝不认账，太监也没有公信力。
所以宫中规定，皇帝工作完毕，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，而这件物品，就是证据。
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，翻到了那一页，交给了万历。
一切就此真相大白，万历只能低头认账。
第三章 游戏的开始
万历十年（1582），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，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，她挺着大肚子，接受了恭妃的封号。
两个月后，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，是为万历长子，取名朱常洛。
消息传来，举国欢腾，老太太高兴，大臣们也高兴，唯一不高兴的，就是万历。
因为他对这位恭妃，并没有太多感情。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，自然也谈不上喜欢。更何况，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。
德妃，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。北京大兴人，万历初年进宫，颇得皇帝喜爱。
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，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个相貌妖艳，阴狠毒辣的女人。但在我看来，相貌妖艳还有可能，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。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，此人手段之拙劣，脑筋之愚蠢，反应之迟钝，实在令人发指。
综合史料分析，其智商水平，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。
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，经常前去留宿。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，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生了个女儿，虽然不能接班，但万历很高兴，竟然破格提拔，把她升为了贵妃。
这是一个不详的先兆，因为在后宫中，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妃嫔——包括生了儿子的恭妃。
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很成问题，当上了后妃领导后，除了皇后，谁都瞧不上，特别是恭妃，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。横行宫中，专横跋扈，十分好斗。
难能可贵的是，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，还特别能生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她终于生下了儿子，取名朱常洵。
这位朱常洵，就是后来的福王。按郑贵妃的想法，有万历当靠山，这孩子生出来，就是当皇帝的。但她做梦也想不到，几十年后，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。挥刀的人，名叫李自成。
但在当时，这个孩子的出生，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。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，打算换人，现在替补来了，怎能不高兴？
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，皇帝说话，不一定算数。
吸取了以往一百多年里，自己的祖辈与言官大臣斗争的丰富经验。万历没敢过早暴露目标，绝口不提换人的事，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，再把生米煮成熟饭。
可还没等米下锅，人家就打上门来了，而且还不是言官。
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三月，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：望陛下早立太子，以定国家之大计，固千秋之基业。
老狐狸就是老狐狸，自从郑贵妃生下朱常洵，申时行就意识到了隐藏的危险。他知道，自己的这个学生想干什么。
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，他也很清楚，如果这么干了，迎面而来的，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。从此，朝廷将永无宁日。
于是他立即上书，希望万历早立长子。言下之意是，我知道你想干嘛，但这事不能干，你趁早断了这念头，早点洗了睡吧。
其实申时行的本意，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：立谁都好，又不是我儿子，与我何干？之所以提早打预防针，实在是出于好心，告诉你这事干不成，早点收手，免得到时受苦。
可是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吃苦，收到奏疏，只回复了一句话：
“长子年纪还小，再等个几年吧。”
学生如此不开窍，申时行只得叹息一声，扬长而去。
但这一次，申老师错了，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。事实上，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疏的隐含意义。只是在他看来，皇帝毕竟是皇帝，大臣毕竟是大臣，能坚持到底，就是胜利。此即所谓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
但一般说来，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，只有两种人：一种是打猎，一种是自尽。
话虽如此，万历倒也不打无把握之仗，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，他决定玩一个花招。
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三月，万历突然下达谕旨：郑贵妃劳苦功高，升任皇贵妃。
消息传来，真是粪坑里丢炸弹，分量十足。朝廷上下议论纷纷，群情激奋。
因为在后宫中，皇贵妃仅次于皇后，算第二把手。且历朝历代，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（生下独子或在后宫服务多年）。
按照这个标准，郑贵妃是没戏的。因为她入宫不长，且皇帝之前已有长子，没啥突出贡献，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她。
万历突然来这一招，真可谓是煞费苦心。首先可以藉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，子以母贵，母亲是皇贵妃，儿子的名分也好办；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。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，你们同意了，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。温水煮青蛙，咱们慢慢来。
算盘打得很好，可惜只是掩耳盗铃。
要知道，在朝廷里混事的这帮人，个个都不简单：老百姓家的孩子，辛辛苦苦读几十年书，考得死去活来，进了朝廷，再被踩个七荤八素，这才修成正果。生肖都是属狐狸的，嗅觉极其灵敏，擅长见风使舵，无事生非。皇帝玩的这点小把戏，在他们面前也就是个笑话，傻子才看不出来。
更为难得的是，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，还豁得出去。第一个出头的，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。
相对而言，这位仁兄还算文明，不说粗话，也不骂人，摆事实讲道理：
“皇帝陛下，听说您要封郑妃为皇贵妃，我认为这是不妥的。恭妃先生皇长子，郑妃生皇三子（中间还有一个，夭折了），先来后到，恭妃应该先封。如果您主意已定，一定要封，也应该先封恭妃为贵妃，再封郑妃皇贵妃，这样才算合适。”
“此外，我还认为，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，这样天下方才能安定。”
万历再一次愤怒了，这可以理解，苦思冥想几天，好不容易想出个绝招，自以为得意，没想到人家不买账，还一言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，实在太伤自尊。
为挽回面子，他随即下令，将姜应麟免职外放。
好戏就此开场。一天后，吏部员外郎沈璟上书，支持姜应麟，万历二话不说，撤了他的职。几天后，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，支持姜应麟，沈璟，万历对其撤职处理。又几天后，刑部主事孙如法上书，支持姜应麟、沈璟、杨廷相，万历同志不厌其烦，下令将其撤职发配。
在这场斗争中，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：不怕降级，不怕撤职，不怕发配。个顶个地扛着炸药包往上冲，前仆后继，人越闹越多，事越闹越大。中央的官不够用了，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，搞得一塌糊涂，乌烟瘴气。
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了，虽然无数人反对，无数人骂仗，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。
虽然争得天翻地覆，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。万历十四年三月，郑贵妃正式册封。
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：自己想办的事情，是能够办成的。
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。
然而此后，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，万历确实消停了——整整消停了四年多。当然，不闹事，不代表不挨骂。事实上，在这四年里，言官们非常尽责。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——皇帝不上朝，并以此为契机，在雒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，继续奋勇前进。
但总体而言，小事不断，大事没有，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。
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：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初一。
解决雒于仁事件后，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：
“臣等更有一事奏请。”
“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，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，希望陛下早日决定。”
在万历看来，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，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，接着和稀泥：
“这个我自然知道，我没有嫡子（即皇后的儿子），长幼有序。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，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，身体也弱，等他身体强壮些后，我才放心啊。”
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，按照语文学来分析，大致有三层意思。
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，是说我只能立长子；然后又讲长幼有序，是说我不会插队，但说来说去，就是不说要立谁；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，搞此地无银三百两。
最后语气一转，得出结论：虽然我只能立长子、不会插队，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，但考虑到儿子太小，身体太差，暂时还是别立了吧。
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，和了几十年稀泥，哪排得上你小子？
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皇长子已经九岁，应该出阁读书了，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。”
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，但事实绝非如此，因为在明代，皇子出阁读书，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，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：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，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，形式不重要，内容才是关键。
万历倒也不笨，他也不说不读书，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，不读书也行。申时行马上反驳，说即使人再聪明，如果没有人教导，也是不能成才的。
就这样，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，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，闹到最后，万历烦了：
“我都知道了，先生你回去吧！”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也只好回去了，申时行离开了宫殿，向自己家走去。
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，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。
申时行转身，看见了一个太监，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：
“先不要走，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，先生你见一见吧。”
十几年后，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，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，终其一生，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。
申时行不敢怠慢，即刻回到了宫中，在那里，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，皇长子朱常洛，以及皇三子朱常洵。
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，却并非这两个皇子，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。没有愤怒，没有狡黠，只有安详与平和。
他指着皇长子，对申时行说：
“皇长子已经长大了，只是身体还有些弱。”
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，说道：
“皇三子已经五岁了。”
接下来的，是一片沉默。
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，一言不发。此时的他，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，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。
他是一个父亲，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，无比欣慰的父亲。
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，于是他打破了沉默：
“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，应该出阁读书。”
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：
“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。”
事到如今，只好豁出去了：
“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，才六岁，就已经读书了。皇长子此刻读书，已经晚了！”
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：
“我五岁就已能读书！”
申时行知道，在他的一生中，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，去劝服万历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。
他上前几步，未经许可，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，端详片刻，对万历由衷地说道：
“皇长子仪表非凡，必成大器，这是皇上的福分啊，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，朝廷幸甚！国家幸甚！”
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，在愤怒、沟通、争执后，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
万历微笑地点点头，对申时行说道：
“这个我自然知道，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，以免外人猜疑，我没有嫡子，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。”
这句和缓的话，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，儿子出来了，好话也说了，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，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，但终究是表了态。
形势大好，然而接下来，申时行却一言不发，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。
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，点到即止，见好就收，今天先定调，后面慢慢来。
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次和谐的对话，不但史无前例，而且后无来者。“争国本”事件的严重性，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，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，既不是万历，也不会是他。
谈话结束后，申时行回到了家中，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，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。
可是一天天过去了，希望变成了失望。到了月底，他也坐不住了，随即上疏，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。这意思是说，当初咱俩谈好的事，你得守信用，给个准信。
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，啥反应都没有，申时行等了几天，一句话都没有等到。
既然如此，那就另出新招，几天后，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书：
“陛下，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，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，皇三子已五岁，应该出阁读书。”
不说立太子，只说要读书，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，由此而见，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。
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，王锡爵等了两个月，石沉大海。
到了四月，包括申时行在内，大家都忍无可忍了，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，要求册立太子。
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：无论你们说什么，我都不理，我是皇帝，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
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，对付油盐不进的人，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。
几天后，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，分别是申时行、王锡爵、许国、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。理由多种多样，有说身体不好，有说事务繁忙，难以继任的，反正一句话，不干了。
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，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，内阁一共就四个人，要是都走了，万历就得累死。
没办法，皇帝大人只好现身，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，好说歹说，就差求饶了，并且当场表态，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。
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，一番交头接耳之后，上报皇帝：病的还是病，忙的还是忙，但考虑到工作需要，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，继续干活。
万历窃喜。
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，叫拖一天是一天。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，皇三子也大了，到时木已成舟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。
然而上当的人，只有他。
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留下来的，偏偏是王家屏呢？
王家屏，山西大同人，隆庆二年进士。简单地说，这是个不上道的人。
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，被选为庶吉士，还编过《世宗实录》，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，可一直以来，他都没啥进步。原因很简单，高拱当政的时候，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，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，让他给点面子，他说，不行。
张居正当政的时候，他搞非暴力不合作。照常上班，就是不靠拢上级，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，许多人都去祈福，表示忠心，有人拉他一起去，他说，不去。
张居正死了，万历十二年，他进入内阁，成为大学士。此时的内阁，已经有了申时行、王锡爵、许国三个人，他排第四。按规矩，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，可他偏偏是个异类，每次内阁讨论问题，即使大家都同意，他觉得不对，就反对。即使大家都反对，他觉得对，就同意。
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，谁见了都怕，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。更有甚者，写辞职信时，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，工作太忙，他却别出一格，说是天下大旱，作为内阁成员，负有责任，应该辞职（久旱乞罢）。
把他留下来，就是折腾万历的。
几天后，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，催促皇帝册立太子，语言比较激烈。万历也比较生气，罚了他三个月工资。
事情的发生，应该还算正常，不正常的，是事情的结局。
换在以往，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，先安慰皇帝，再安抚大臣，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收工。
相比而言，王家屏要轻松得多，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——支持于慎行。
工资还没扣，他就即刻上书，为于慎行辩解，说了一大通道理，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。但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这一次，万历没有发火。
因为他发不了火，事情很清楚，内阁四个人，走了三个，留下来的这个，还是个二杆子，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。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，再闹腾一次，没准就走人了，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？
可是光忍还不够，言官大臣赤膊上阵，内阁打黑枪，明里暗里都来，比逼宫还狠，不给个说法，是熬不过去了。
几天后，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，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：
“册立太子的事情，我准备明年办，不要再烦（扰）我了。”
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，然而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：
“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，就到十五岁再说！”
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出生的，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们再敢闹腾，这事就六年后再办！
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，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，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，大臣们胜利了——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。
事情解决了，王家屏兴奋了，兴奋之余，就干了一件事。
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，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，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。
于慎行欣喜若狂，当即上书告诉皇帝：
“此事我刚刚知道，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，要求他们耐心等候。”
万历气得差点吐了白沫。
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，并不是正规的圣旨，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，看上去似乎没区别，但事实上，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。
其实在古代，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，皇帝也是人，时不时编个瞎话，吹吹牛，也很正常，真正说了就要办的，只有圣旨。白纸黑字写在上面，糊弄不过去。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，而他的用意很简单：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，但现在还不能办，先跟你通个气，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，咱们慢慢来。
皇帝大人原本以为，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，这点觉悟应该还有，可没想到，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，密谈变成了公告，被逼上梁山了。
他当即派出太监，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，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。
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：
“册立太子是大事，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，我一个人定不了，又被许多大臣误会，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，以消除大家的疑虑（以释众惑）。”
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：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，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，许多人都在骂我，我也没办法，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。
虽然不上道，也是个老狐狸。
既然如此，就只好将错就错了，几天后，万历正式下发圣旨：
“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，我已经定了，说话算数（诚待天下），等长子到了十岁，我自然会下旨，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，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。”
长子十岁，是万历十九年，也就是下一年，皇帝的意思很明确，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，你们也不用绕弯子，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，让老子清净一年，明年就立了！
这下大家都高兴了，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，有病的病好了，忙的也不忙了，除王锡爵（母亲有病，回家去了，真的）外，大家都回来了。
剩下来的，就是等了。一晃就到了万历二十年，春节过了，春天过了，都快要开西瓜了，万历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
泱泱大国，以诚信为本，这就没意思了。
可是万历二十年毕竟还没过，之前已经约好，要是贸然上书催他，万一被认定毁约，推迟册立，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，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，你上疏说他耍赖，似乎也不太妥当。
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，既要敲打皇帝，又不能留把柄，想来想去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——申时行。
没办法，申大人，谁让你是首辅呢？也只好让你去扛了。
很快，一封名为《论辅臣科臣疏》的奏疏送到了内阁，其主要内容，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，压制言官，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。
可怜，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，东挖砖西补墙，累得半死，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，此文言辞尖锐，指东打西，指桑骂槐，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。
文章作者，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，除此文外，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——牡丹亭。
【汤显祖】
汤显祖，字义仍，江西临川人，上书这一年，他四十二岁，官居六品。
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，实在不算起眼。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早在三十年前，汤先生已天下闻名。
十三岁的时候，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（也没个年龄限制），成为了王学的门人，跟着那帮“异端”四处闹腾，开始出名。
二十一岁，他考中举人。七年后，到京城参加会试，运气不好，遇见了张居正。
之所以说运气不好，并非张居正讨厌他，恰恰相反，张首辅很赏识他，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。
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，可问题在于，汤先生异端中毒太深，瞧不起张居正，摆了谱，表示拒不交友。
他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，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，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。三年后，他再次上京赶考，张首辅锲而不舍，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，算是不计前嫌。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，再次摆谱。首辅大人自然再摆他一道，又一次落榜。
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，还有毅力，三年后再次赶考，这一次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（死了），终于成功上榜。
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扛，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。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、申时行等人都想拉他，可汤先生死活不搭理人家。
不搭理就有不搭理的去处，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，几番折腾，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。
南京本来就没事干，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，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。闲暇之余开始写戏，并且颇有建树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，直到万历十九年的这封上疏。
很明显，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，奏疏刚送上去，申时行还没说什么，万历就动手了。
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，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（他也常用这招），立马做出了反应，把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（广东徐闻）去当典史。
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，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。
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，但这一次，是最为成功的。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，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，赚大发了。
二十八岁落榜后，汤显祖开始写戏。三十岁的时候，写出了《紫箫记》；三十八岁，写出了《紫钗记》。四十二岁被赶到广东，七年后京察，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，索性回了老家。
来回倒腾几十年，一无所获。在极度苦闷之中，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，用悲凉而美艳的辞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，是为《还魂记》，后人又称《牡丹亭》。
牡丹亭，全剧共十五出，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，（情节比较复杂，有兴趣自己去翻翻）。此剧音律流畅，词曲优美，轰动一时，时人传诵：牡丹一出，西厢（《西厢记》）失色。此后传唱天下百余年，堪与之媲美者，唯有孔尚任之《桃花扇》。
为官不济，为文不朽，是以无憾。
〖史赞：二百年来，一人而已。〗
总的说来，汤显祖的运气是不错的，因为更麻烦的事，他还没赶上。
汤先生上书两月之后，福建佥事李琯就开炮了，目标还是申时行。不过这次更狠，用词狠毒不说，还上升到政治高度，一条条列下来，弹劾申时行十大罪，转瞬之间，申先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恶人。
万历也不客气，再度发威，撤了李琯的职。
命令一下，申时行却并不高兴，反而唉声叹气，忧心忡忡。
因为到目前为止，虽然你一刀我一棍打个不停，但都是摸黑放枪，谁也不挑明。万历的合同也还有效，拖到年尾，皇帝赖账就是理亏，到时再争，也是十拿九稳。
可万一下面这帮愤中愤老忍不住，玩命精神爆发，和皇帝公开死磕，事情就难办了。
俗语云：怕什么，就来什么。
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愤然上书，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。
等的就是你。
万历随即做出反应，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，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后一年办理。
这算是正中下怀，本来就不大想立，眼看合同到期，正为难呢，来这么个冤大头，不用白不用。册立的事情也就能堂而皇之地往后拖了。
事实上，这是他的幻想。
因为在大臣们看来，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，忍气吞声大半年，那是给皇帝面子，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处泻，你敢蹦出来，那好，咱们就来真格的！
当然，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。对此他早有准备，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咋呼，先不理，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，把事情熬过去，完事。
形势的发展和他的预料大致相同，张有德走人后，他的领导，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书了，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。
万历对此嗤之以鼻，他很清楚，这不过是个打头的，大部队在后。下面的程序他都能背出来，吵吵嚷嚷，草草收场，实在毫无新鲜可言。
然而当下一封奏疏送上来的时候，他才知道，自己错了。
这封奏疏的署名人并不多，只有三个，分别是申时行、许国、王家屏。
但对万历而言，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
因为之前无论群臣多么反对，内阁都是支持他的。即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，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，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，现在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，此例一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特别是申时行，虽说身在内阁，时不时也说两句，但那都是做给人看的。平日里忙着和稀泥，帮着调节矛盾，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。
可这次，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，就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实在太不够意思，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，斥责申时行。
一问，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，因为这事他压根就不知道！
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封奏疏是许国写的，写好后让王家屏署名，王兄自然不客气，提笔就签了名，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，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，于是许大人胆一壮，代申首辅签了名，拖下了水。
事已至此，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的表白：
“名字是别人代签的，我事先真不知道。”
事情解释了，太监也回去了，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：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？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？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，把事情搞砸怎么办？
想来想去，他终于决定，写一封密信。
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，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，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，自己拿主意就行。
客观地讲，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，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，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：
像万历这号人，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打死也不认错的。看上去非常随和，实际上极其固执，和他硬干，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
所以申时行的打算，是先稳住皇帝，再慢慢来。
事实确如所料，万历收到奏疏后，十分高兴，当即回复：
“你的心意我已知道，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，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。”
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，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。
但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他长达十年的和稀泥生涯，将就此结束——因为那封密信。
申时行的这封密信，属于机密公文，按常理，除了皇帝，别人是看不见的。
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，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，结果不留神，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。
这就好比拍好了照片存电脑，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，是个要命的事。
文件转到内阁，这里是申时行的地盘，按说事情还能挽回。可问题在于申大人为避风头，当时还在请病假，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，顺手就转给了礼部。
最后，它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纮的手里。
罗大纮，江西吉水人。关于这个人，只用一句就能概括：一个称职的言官。
看到申时行的密信后，罗大纮非常愤怒，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，申时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：惟亲断亲裁，勿因小臣妨大典。
这句话说白了，就是你自己说了算，不要理会那些小臣。
我们是小臣，你是大臣？！
此时申时行已经发现了密信外泄，他十分紧张，立刻找到了罗大纮的领导，礼部科给事中胡汝宁，让他去找罗大纮谈判。
可惜罗大纮先生不吃这一套，写了封奏疏，把这事给捅了出去，痛骂申时行两面派。
好戏就此开场，言官们义愤填膺。吏部给事中钟羽正、候先春随即上书，痛斥申时行，中书黄正宾等人也跟着凑热闹，骂申时行老滑头。
眼看申首辅吃亏，万历当即出手，把罗大纮赶回家当了老百姓，还罚了上书言官的工资。
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已经无法收拾了。
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申时行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。自万历十年以来，他忍辱负重，上下协调，独撑大局，打落门牙往肚里吞，至今已整整十年。
现在，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。
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九月，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，最终得到批准，回乡隐退。
大乱就此开始。
第四章 混战
申时行在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朝廷很乱，等申时行走了，大家才知道，什么叫乱。
首辅走了，王锡爵不在，按顺序，应该是许国当首辅。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，一看形势不对，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。
只剩王家屏了。
万历不喜欢王家屏，王家屏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，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，他就提出辞职。
然而万历没有批，还把王家屏提为首辅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么个烂摊子，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，好歹就是他了。
内阁总算有个人了，但一个还不够，得再找几个。搭个班子，才好唱戏。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，早就料到有这一天，所以在临走时，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：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皋，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位。
这个人事安排十分有趣，因为这两个人兴趣不同，性格不同，出身不同，总而言之，就没一点共同语言，但事后证明，就是这么个安排，居然撑了七八年，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。
班子定下来了，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。因为归根结底，大臣们闹腾，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，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，现在申先生走了，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。
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正月，真正的总攻开始了。
礼部给事中李献可首先发难，上书要求皇帝早日批准长子出阁读书，而且这位兄台十分机灵，半字不提册立的事，全篇却都在催这事，半点把柄都不留，搞得皇帝陛下十分狼狈，一气之下，借口都不找了：
“册立已有旨意，这厮偏又来烦扰……好生可恶，降级调外任用！”
其实说起来，李献可不是什么大人物，这个处罚也不算太重。可万历万没想到，就这么个小人物，这么点小事儿，他竟然没能办得了。
因为他的圣旨刚下发，就被王家屏给退了回来。
作为朝廷首辅，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，可以退回去，拒不执行，这种权力，叫做封还。
封还就封还吧，不办就不办吧，更可气的是，王首辅还振振有词：
这事我没错，是皇帝陛下错了！因为李献可没说册立的事，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，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，即使不能采纳，也不应该罚他，所以这事我不会办。
真是要造反了，刚刚提了首辅，这白眼狼就下狠手。万历恨不得拿头撞墙，气急败坏之下，他放了王家屏的假，让他回家休养去了。
万历的“幸福”生活从此拉开序幕。
几天后，礼部给事中钟羽正上疏，支持李献可，经典语言如下：
“李献可的奏疏，我是赞成的，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（请与同谪）。”
万历满足了他的要求。
又几天后，礼部给事中舒弘绪上疏，发言如下：
“言官是可以处罚的，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。”
发配南京。
再几天后，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疏，支持李献可、钟羽正等人。相对而言，他的奏疏更有水平，虽然官很小（七品），志气却大，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，总计五条，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：
“皇帝陛下，您坐视皇长子失学，有辱宗社祖先！”
万历气疯了，当即下令，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，并拉到午门，打了一百杖。
暴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。
别人也就罢了，可惜孟先生偏偏是言官，干的是本职工作，平白被打实在有点冤。
于是大家都愤怒了。
请注意，这个大家是有数的，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如下所列：
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上疏，被训斥。
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上疏，被革职为民。
御史邹德泳，户科都给事中丁懋逊、兵科都给事中张栋、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、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，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，联名上疏抗议。万历大怒，将此六人降职发配。
万历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如果加上最初上疏的李献可，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，他就免掉了十二位当朝官员。这一伟大记录，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打破。
事办到这份上，皇帝疯了，大臣也疯了。官服乌纱就跟白送的一样，铺天盖地到处乱扔，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十年书白读了。拼个你死我活只为一句话：可以丢官，不能丢人！
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，礼部员外郎董嗣成、御史贾名儒、御史陈禹谟再次上疏，支持李献可。万历即刻反击，董嗣成免职，贾名儒发配，陈禹谟罚工资。
事情闹到这里，到底卷进来多少人，我也有点乱。但若以为就此打住，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。
几天后，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疏了。对这位高级官员，万历也没客气，狠狠地骂了他一顿，谁知没多久，吏部尚书蔡国珍、侍郎杨时乔又上疏抗议，然而这一次，万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——实在骂不动了。
皇帝被搞得奄奄一息，王家屏也坐不住了，他终于出面调停，向皇帝认了错，并希望能够赦免群臣。
想法本是好的，方法却是错的。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，一看见这个老冤家，顿时恢复了战斗力，下书大骂：
“自你上任，大臣狂妄犯上，你是内阁大学士，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，反而封还我的批示，故意激怒我！见我发怒，你又说你有病在身，回家休养！国家事务如此众多，你在家躺着（高卧），心安吗！？既然你说有病，就别来了，回家养病去吧！”
王家屏终于理解了申时行的痛苦，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三月，他连上八封奏疏，终于回了家。
这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较量，大臣的一句话，可能毫无作用，万历的一道圣旨，却足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。
然而万历失败了，面对那群前仆后继的人，他虽然竭尽全力，却依然失败了，因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——当它面对气节与尊严的时候。
王家屏走了，言官们暂时休息了。接班的赵志皋比较软，不说话，万历正打算消停几天，张位又冒出来了。
这位次辅再接再厉，接着闹，今天闹出阁讲学，明天就闹册立太子。每天变着法地折腾皇帝，万历同志终于顶不住了。如此下去，不被逼死，也被憋死了。
必须想出对策。
考虑再三，他决定去找一个人，在他看来，只有这个人才能挽救一切。
【王锡爵】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，王锡爵奉命来到京城，担任首辅。
王锡爵，字元驭，苏州太仓人。
嘉靖四十一年，他二十八岁，赴京赶考，遇见申时行，然后考了第一。
几天后参加殿试，又遇见了申时行，这次他考了第二。
据说他之所以在殿试输给申时行，不外乎两点，一是长得不够帅，二是说话不够滑。
帅不帅不好说，滑不滑是有定论的。
自打进入朝廷，王锡爵就是块硬骨头。万历五年张居正夺情，大家上书闹，他跑到人家家里闹，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拔刀自尽。吴中行被打得奄奄一息，大家在场下吵，他跑到场上哭。
万历六年，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。大家都庆贺，他偏请假，说我家还有父母，实在没有时间工作，要回家尽孝，张居正恨得直磨牙。
万历九年，张居正病重，大家都去祈福，他不屑一顾。
万历十年，张居正病逝，反攻倒算开始，抄家闹事翻案，人人都去踩一脚，这个时候，他说：
“张居正当政时，做的事情有错吗？！他虽为人不正，却对国家有功，你们怎能这样做呢？！”
万历十三年，他的学生李植想搞倒申时行，扶他上台，他痛斥对方，请求辞职。
三年后，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，有人怀疑作弊，他告诉儿子，不要参加会试，回家待业，十三年后他下了台，儿子才去考试，会试第二，殿试第二。
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。
所以在万历看来，能收拾局面的，也只有王锡爵了。
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，到京城一转悠，就把情况摸清促了。随即开始工作，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。大意是说，目前情况十分紧急，请您务必在万历二十一年册立太子，绝不能再拖延了，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，也压制不了！
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万历没敢再随便找人修电脑，专程派了个太监，送来了自己的回信。
可王锡爵刚打开信，就傻眼了。
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：
“看了你的奏疏，为你的忠诚感动！我去年确实说过，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，但是（注意此处），我昨天晚上读了祖训（相当于皇帝的家规），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：立嫡不立长，我琢磨了一下，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，万一将来生了儿子，怎么办呢？是封太子，还是封王？”
“如果封王，那就违背了祖训，如果封太子，那就有两个太子了，我想来想去，想了个办法，要不把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封王，等过了几年，皇后没生儿子，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。这事我琢磨好了，既不违背祖制，也能把事办了，很好，你就这么办吧。”
阶级斗争又有新动向了，很明显，万历同志是很动了一番脑筋，觉得自己不够分量，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，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，有相当的技术含量，现解析如下。
按老规矩，要立嫡子（皇后的儿子），可是皇后又没生儿子，但皇后今天没有儿子，不代表将来没有。如果我立了长子，嫡子生出来，不就违反政策了吗？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，我也不知道，与其就这么拖着，还不如把现在的三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，到时再不生儿子，就立太子。先封再立，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。
王锡爵初一琢磨，就觉得这事有点悬，但听起来似乎又只能这么办，思前想后，他也和了稀泥，拿出了两套方案。
方案一、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，这样既是嫡子又是长子，问题就解决了。
方案二、按照皇帝的意思，三个儿子一起封王，到时再说。
附注：第二套方案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才能使用。
上当了，彻底上当了。
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，似乎终于糊涂了，他好像并不知道，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。
事实上，万历的真正目标，不是皇长子，而是皇三子。
他喜欢郑贵妃，喜欢朱常洵，压根就没想过要立太子，搞三王并封，把皇长子、三子封了王，地位就平等了，然后就是拖，拖到大家都不闹了，事情也就办成了。
至于所谓万不得已，采用第二方案，那也是句废话，万历同志这辈子，那是经常地万不得已。
总之，王锡爵算是上了贼船了。
万历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方案，并命令王锡爵准备执行。
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，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正月二十六日，万历突然下发圣旨：
“我有三个儿子，长幼有序。但问题是，祖训说要立嫡子，所以等着皇后生子，一直没立太子，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，特将皇长子、皇三子、皇五子全部封王，将来有嫡子，就立嫡子，没嫡子，再立长子，事就这么定了，你们赶紧去准备吧。”
圣旨发到礼部，当时就炸了锅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事先竟没听到风声，实在太不正常，于是几位领导一合计，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。
这下连内阁的赵志皋和张位也惊呆了，什么圣旨，什么三王并封，搞什么名堂！？
很明显，这事就是王锡爵办的。消息传出，举朝轰动，大家都认定，朝廷又出了个叛徒，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。
所有人都知道，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（幸）皇后了，生儿子压根就是没影的事。所谓三王并封，就是扯淡，大家都能看出来，王锡爵你混了几十年，怎么看不出来？分明就是同谋，助纣为虐！
再说皇帝，你都说好了，今年就办，到时候了竟然又不认账。搞个什么三王并封，我们大家眼巴巴地盼着，又玩花样，你当你耍猴子呢？！
两天之后，算帐的人就来了。
光禄寺丞朱维京第一个上书，连客套话都不说，开篇就骂：
“您先前说过，万历二十一年就册立太子，朝廷大臣都盼着，忽然又说要并封，等皇后生子。这种说法，祖上从来就没有过！您不会是想愚弄天下人吧！”
把戏被戳破了，万历很生气，立即下令将朱维京革职充军。
一天后，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又来了：
“十四年时，您说长子幼小，等个两三年；十八年时，您又说您没有嫡子，长幼有序，让我们不必担心；十九年时，您说二十年就册立；二十年时，您又说二十一年举行；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，改为分封，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，以后您说的话，我们该信那一句？”
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，万历绷不住了，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。
已经没用了，什么罚工资、降职、免职、充军，大家都见识过了，还能吓唬谁？
最尴尬的，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，皇帝下了圣旨，内阁又没有封还，按说是不能不办的。可是照现在这么个局势，如果真要去办，没准自己就被大家给办了。想来想去，搞了个和稀泥方案：三王并封照办，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。
方案报上去，万历不干：三王并封，就为不立太子，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？
既然给面子皇帝都不要，也就没啥说的了。礼部主事顾允成，工部主事岳元声，光禄寺丞王学曾等人继续上书，反对三王并封，这次万历估计也烦了，理都不理，随他们去。
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，不理的照样不理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
局面一直僵持不下，大家这才突然发觉，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——王锡爵。
这事既然是王锡爵和皇帝干的，皇帝又不出头，也只能拿王锡爵开刀了。
先是顾允成、张辅之等一群王锡爵的老乡上门，劝他认清形势，早日解决问题。然后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锡爵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：现在情况很复杂，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，想糊弄过去是不行的。
王锡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围上来群殴，没法讲道理，就差打上门来了。
当然，一点也没差，打上门的终究来了。
几天之后，礼部给事中史孟麟、工部主事岳元声一行五人，来到王锡爵办公的内阁，过来只干一件事：吵架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气氛还算不错，史孟麟首先发言，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、程序性一一批驳，有理有节，有根有据。
事情到这儿，还算是有事说事，可接下来，就不行了。
因为王锡爵自己也知道，三王并封是个烂事，根本就没法辩，心里理亏，半天都不说话。对方一句句地问，他半句都没答，憋了半天，终于忍不住了：
“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岳元声即刻回答：
“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，别无商量！”
接着一句：
“皇上要问，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！”
王锡爵气得不行，大声回复：
“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，怎么样？！”
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。然而岳元声回答的声音却更大：
“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！充军也好，廷杖也好，你看着办！”
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，王锡爵也没办法，只好说了软话：
“请你们放心，虽然三王并封，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，礼仪是不一样的。”
首辅大人认输了，岳元声却不依不饶，跟上来就一句：
“那是礼部的事，不是你的事！”
谈话不欢而散，王锡爵虽然狼狈不堪，却也顶住了死不答应。
因为虽然骂者众多，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他的死穴。
这事看起来很简单，万历耍了个计谋，把王锡爵绕了进去，王大人背黑锅，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
事实上，那是不可能的，王锡爵先生，虽然人比较实诚，也是在官场打滚几十年的老油条，万历那点花花肠子，他一清二楚，之所以同意三王并封，是将计就计。
他的真正动机是，先利用三王并封，把皇长子的地位固定下来，然后借机周旋，更进一步逼皇帝册立太子。
在他看来，岳元声之流都是白颈乌鸦，整天吵吵嚷嚷，除了瞎咋呼，啥事也干不成。所以他任人笑骂，准备忍辱负重，一朝翻身。
然而这个世界上，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。
庶吉士李腾芳就算一个。
李腾芳，湖广湘潭人（今湖南湘潭）。从严格意义上讲，他还不是官，但这位仁兄人还没进朝廷，就有了朝廷的悟性，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锡爵的秘密。
他的这封信，是当面交给王锡爵的，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人走，可刚看几行字，就把他给拉住了：
“公欲暂承上意，巧借王封，转作册立！”
太深刻了，太尖锐了，于是王锡爵对他说：
“请你坐下来，好好谈一谈。”
李腾芳接下来的话，彻底打乱了王锡爵的部署：
“王大人，你的打算是对的。但请你想一想，封王之后，恐怕册立还要延后，你还能在朝廷呆多久？万一你退了，接替你的人比你差，办不成这件事，负责任的人就是你！”
王锡爵沉默了，他终于意识到，自己的计划蕴含着极大的风险，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。因为在这个计划里，还有最后一道保险。
李腾芳走了，王锡爵没有松口，此后的十几天里，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。但王大人心里有谱，打死也不说，直到王就学上门的那一天。
王就学是王锡爵的门生，自己人当然不用客气，一进老师家门就哭，边哭还边说：
“这件事情（三王并封）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，如此下去，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啊！”
王锡爵却笑了：
“你放心吧，那都是外人乱说的。我的真实打算，都通过密奏交给了皇上，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，看到这些文书，也能明白我的心意。”
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，然而王就学没有笑，只说了一句话：
“老师，别人是不会体谅您的！一旦出了事，会追悔莫及啊！”
王锡爵打了个寒战，他终于发现，自己的思维中，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：
如果将来册立失败，皇三子登基，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，必然会收拾掉自己。
而如果皇长子登基，即使他知道密奏，也未必肯替自己出头。因为长子登基，本来就是理所当然，犯不着感谢谁，到时，三王并封的黑锅只有他自己背。
所以结论是：无论谁胜利，他都将失败！
明知是赔本的生意，还要做的人，叫做傻子。王锡爵不是傻子，自然不做。万历二十一年二月，他专程拜见了万历，只提出了一个要求：撤回三王并封。
这下万历就不干了，好不容易把你拉上船，现在你要洗手不干，留下我一个人背黑锅，怎么够意思？
“你要收回此议，即无异于认错，如果你认错，我怎么办？我是皇帝，怎能被臣下挟持？”
话说得倒轻巧，可惜王大人不上当：你是皇帝，即使不认错，大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，我是大臣，再跟着淌混水，没准祖坟都能让人刨了。
所以无论皇帝大人连哄带蒙，王锡爵偏一口咬定——不干了。
死磨硬泡没办法，大臣不支持，内阁不支持，唯一的亲信跑路，万历只能收摊了。
几天后，他下达谕令：
“三王都不必封了，再等两三年，如果皇后再不生子，就册立长子。”
可是大臣们不依不饶，一点也不消停，接着起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皇帝陛下您多少年不去找皇后了，皇后怎么生儿子，不想立就不想立，你装什么蒜？
万历又火了，先是辟谣，说今年已经见过皇后，夫妻关系不好，纯属谣传，同时又下令内阁，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，一律严惩不怠。
这下子王锡爵为难了，皇帝那里他不敢再去凑热闹了，大臣他又得罪不起，想来想去，一声叹息：我也辞职吧。
说是这么说，可是皇帝死都不放，因为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，他已然明白，在手下这群疯子面前，一丝不挂十分危险，身前必须有个挡子弹的，才好平安过日子。
于是王锡爵惨了，大臣轰他走，皇帝不让走，夹在中间受气，百般无奈之下，他决定拼一拼——找皇帝面谈。
可是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，却似乎很忙，王锡爵请示了好几个月，始终不见回音。眼看要被唾沫淹死，王大人急眼了，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，终于，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十一月，他见到了万历。
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，与会者只有两人，本来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但出于某种动机（估计是想保留证据），事后王锡爵详细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。
等了大半年，王锡爵已经毫无耐心：
“册立一事始终未定，大臣们议论纷纷，烦扰皇上（包括他自己），希望陛下早日决断，大臣自然无词。”
万历倒还想得开：
“我的主意早就定了，反正早晚都一样，人家说什么不碍事。”
不碍事？敢情挨骂的不是你。
可这话又不能明说，于是王大人兜了圈子：
“陛下的主意已定，我自然是知道的，但外人不知道内情，偏要大吵大嚷，我为皇上受此非议深感不忿，不知道您有什么为难之处，要平白受这份闲气？”
球踢过来了，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，一脚传了回去：
“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只担心，如果皇后再生儿子，该怎么办？”
王锡爵气蒙了，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，搞了三王并封，闹腾了足足半年，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，还真是不要脸，既然如此，就得罪了：
“陛下，您这话几年前说出来，还过得去，现在皇子都十三岁了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！从古至今即使百姓家的孩子，十三岁都去读书了，何况还是皇子？！”
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，但万历同志到底是久经考验，毫不动怒，只是淡淡地说：
“我知道了。”
王锡爵仍不甘心，继续劝说万历，但无论他讲啥，皇帝陛下却好比橡皮糖，全无反应，等王大人说得口干舌燥，气喘吁吁，没打招呼就走人了，只留下王大人，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。
谈话是完了，但这事没完，王锡爵回家之后，实在是气不过，一怒之下，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疏。
因为这封奏疏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——威胁：
“皇上，此次召对（即谈话），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，但此事不久后，天下必然知晓，若毫无结果，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，我即使粉身碎骨，全家死绝，也无济于事！”
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我和你谈过话，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，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，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，我完蛋了，你也得下水！
这是硬的，还有软的：
“臣进入朝廷三十余年了，一向颇有名声，现在为了此事，被天下人责难，实在是痛心疾首啊！”
王锡爵是真没办法了，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地对着干，当即写了封回信，训斥了王锡爵，并派人送到了内阁。
按照常理，王大人看完信后，也只能苦笑，因为他虽为人刚正，却是个厚道人，从来不跟皇帝闹，可这一次，是个例外。
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，内阁的张位恰好也在。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，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，王锡爵拆信的时候，他也凑过来看。看完后，王锡爵倒没什么，他反而激动了。
这位仁兄二话不说，当即怂恿王锡爵，即刻上疏驳斥万历。有了张位的支持，王锡爵浑似喝了几瓶二锅头，胆也壮了，针锋相对，写了封奏疏，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。
王锡爵没有想到，他的这一举动，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因为万历虽然顽固，却很机灵。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，无非是有内阁支持，现在王大人反水了，如果再闹下去，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，于是他终于下圣旨：万历二十二年春，皇长子出阁读书。
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，王锡爵如释重负，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，但已出阁读书。无论如何，对内对外，都可以交代了。
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，王锡爵办成了，按说这也算是个政绩工程，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
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着，直来直往，说是册立，就必须册立。别说换名义，少个字都不行！所以出阁读书，并不能让他们满意，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地闹个不停。
再加上另一件事，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。
因为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，恰好是京察年。
所谓京察，之前已介绍过，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，每六年京察一次，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（含五品），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、以及京城的京官。
虽然一般说来，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。但京察不同，因为管理京察的，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。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，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。
所以每隔六年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。毕竟是来真格的，一旦京察被免官，就算彻底完蛋。
这还不算，最倒霉的是，如果运气不好，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，找人说情都没用，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。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的这次京察，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。因为主持者，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。
孙鑨倒没什么，可是赵南星先生，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。
赵南星，字梦白，万历二年进士。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，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，一直对着干。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，也不好好干，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，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，不想干了。
此人不贪钱，不好色，且认死理，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，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。
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，很明显，就是来折腾人的。
果不其然，京察刚一开始，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，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，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。
朝廷顿时一片恐慌。
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，身份却很特殊：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，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。
拿自己的亲戚开刀，意思很明白：今年这关，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。
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，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，哭天喊地，声震寰宇，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。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，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糟了殃。
赵志皋是个老实人，也不怎么闹。王锡爵就不同了，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，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，要说闹事，你算老几？
很快，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，从中挑刺。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，上疏反驳，争论了几天，皇帝最后判定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。
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，因为那段时间，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。
但王锡爵错了，因为赵南星先生，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。
事实上，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，去搞这次京察，是因为在幕后，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。
这个人的名字，叫顾宪成。
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，后面还要详细介绍，这里就不多说了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，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，有预谋，有目的的政治攻击。关于这一点，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。（明史·顾宪成传）
事实印证了这一点，前台刚刚下课，后台就出手了。一夜之间，左都御史李世达、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，纷纷上疏攻击，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。
关键时刻，万历同志再次证明，他是讲义气的，而且也不傻。
奏疏送上去，他压根就没理，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：
吏部尚书孙鑨免职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，削职为民。
这条圣旨的意思是：别跟我玩花样，你们那点把戏我都明白，再闹，就连你们一起收拾。
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，很快，大家都不闹了。看上去，王锡爵赢了，实际上，他输了，且输得很惨。
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，官免了也就消停了。赵南星就不同了，硬顶王锡爵后，他名望大增，被誉为不畏强暴，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。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，却时常有人来拜访，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送到朝廷，推荐他出来做官。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，二十年后再度出山，闹出了更大的动静。
王锡爵就此完蛋，他虽然赢得了胜利，却输掉了名声，在很多人看来，残暴的王锡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，压制了正直与民意。
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，因为这一切，都似曾相识。
十六年前，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，慷慨激昂，大发议论后，扬长而去，然后名声大噪。
十六年后，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，名满天下。
当年的王锡爵，就是现在的赵南星，现在的王锡爵，就是当年的张居正，很有趣。
有明一代，所谓的被压制者，未必真被压制，所谓的压制者，未必真能压制。
遍览明代史料，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，细细分析之后，方才发觉：犯上是一定的，直言是不一定的。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，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【最后一根稻草】
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五月，王锡爵提出辞呈。
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，但王锡爵坚持要走。
自进入朝廷以来，王锡爵严于律己，公正廉洁，几十年来如履薄冰，兢兢业业，终成大器。
万历二十一年，他受召回到朝廷担任首辅，二十二年离去，总共干了一年。
但这一年，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累积的所有名声。
虽然他忍辱负重，虽然他尽心竭力，努力维护国家运转，调节矛盾，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（出阁读书），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。
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，做事总是不容易的。
王锡爵的离去，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。从此以后，天下将不可收拾。
但没有人会料到，王大人辞职，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。和这件事相比，所谓的朝局纷争，册立太子，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。
第五章 东林崛起
首辅走了，日子却还得过，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，但这人实在太软，谁都敢欺负他，上到皇帝，下到大臣，都觉得他压不住阵，于是皇帝下令，由大臣推荐首辅。
幕后人物顾宪成就此出马。
顾宪成，字叔时，江苏无锡人。万历四年参加乡试，考中第一名解元。三年后去考了进士，成绩平平，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。当官后，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，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。
比如张大人病重，大家都去上疏祷告，他不去，别人看他不上路，帮他署了名，他知道后不肯干休，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，那是相当执着。不过这也没什么，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，不缺他一个。
等到张居正死了，他就去了吏部，但也没升官，还接着当六品主事（正处级），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。
总之，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。
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时，孙鑨是吏部尚书（正二品），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（相当于司长，正五品），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（副手，从五品）。
万历八年进入朝廷，就当六品主事，混了十三年，才升了一级，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
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，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（实左右之），不服都不行。
更为神奇的是，事情闹大了，孙鑨撤职了，赵南星回家了，连王首辅都辞职了，他却是巍然不动。非但不动，还升了一级，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。
之前说过，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，是吏部第一肥差。根据史料的记载，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，遇事不转弯的人，如此个性，竟然能捞到这位置，实在有点不可思议。
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，当初孙鑨刚被免职的时候，吏部没有部长，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，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。顾宪成反对，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。
最终结果：吏部尚书陈有年。
你要知道，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，是内阁首辅、建极殿大学士，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，从一品。而顾宪成，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。
王锡爵的后面，有万历撑腰。顾宪成的后面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，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，然而事实告诉我们，顾宪成赢了。
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，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。
我认为，在那片黑暗中，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。
很快，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。
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，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，上疏推举人选。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，但奇怪的是，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，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，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。史料上翻来覆去，只有他的光辉事迹，似乎吏部就他干活。
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，差点没把桌子掀了。
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，第一个就是王家屏。
作为吏部官员，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，竟然还要推荐此人，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。
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，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。
明代的官员，虽然罢官容易，升官倒也不难，只要过个几年，时局一变，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。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，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。
可谁也没想到，顾先生这一走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虽然把这人开了，万历很有点快感，但由此酿成的后果，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。
自明开国以来，无论多大能耐，无论有何背景，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，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，慢慢地就边缘化了，然后走向同一结局——完蛋，从无例外。
例外，从顾宪成开始。
和赵南星一样，自从下野后，顾宪成名气暴涨。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，虽然没啥效果，也算捧了个人场。不久之后，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，三个人一合计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讲学吧。
这一讲就是三年，讲着讲着，人越来越多，于是有一天，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。”
地方是有的，在无锡县城的东头，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，但年久失修，又太破，实在没法用，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。
七年后，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。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，听说此事，大笔一挥就给办了，拨出专款修缮此地。此后，这里就成为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。
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，实事求是地讲，确实也就是个书院。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，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，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念，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众，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。
无数人的命运，大明天下的时局，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，最终确定。
王锡爵回家去养老，顾宪成回家去讲学，王家屏自然也消停了，于是首辅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皋同志的身上。
这就真叫害死人了，因为赵志皋压根就不愿意干！
赵先生真是老资格了，隆庆二年中进士，先当翰林，再当京官，还去过地方。风风雨雨几十年，苦也吃了，罪也受了，七十多岁才混到首辅，也没啥意思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个性软弱，既不如申时行滑头，也不如王锡爵强硬。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不是什么善茬，一贯欺软怕硬。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，别说解决册立太子之类的敏感问题，光是来找茬的，都够他喝一壶。
对此，赵先生十分清楚，所以他主动上疏，不愿意干，情愿回家养老。
可是万历是不会同意的。好不容易找来个堵枪眼的，你要走了，我怎么办？
无奈，赵志皋先生虽然廉颇老矣，不太能饭，但还是得死撑下去。
于是，自万历二十二年起，他开始了四年痛苦而漫长的首辅生涯。具体表现为，不想干，没法干，却又不能走。
说起来，他还是很敬业的。因为这几年正好是多事之秋，外面打日本，里面闹册立，搞得不可开交，赵大人外筹军备，内搞协调，日夜加班忙碌，干得还不错。
可下面这帮大臣一点面子都不给，看他好欺负，就使劲欺负。宫里失火了有人骂他，天灾有人骂他，儿子惹事了有人骂他，甚至没事，也有人骂他，说他就该走人（言志皋宜放）。
实在欺人太甚，老实人终于也发火了。
王锡爵在的时候，平素说一不二，动辄训斥下属，除了三王并封这种惹众怒的事情外，谁也不敢多嘴骂他。到赵志皋这儿，平易近人，待人和气，却老是挨骂，老先生一气之下，也骂人了：
“都是内阁首辅，势大权重的，你们就争相依附求取进步，势小权轻的，你们就争相攻击，博取名声！”
骂归骂，可下面这帮人实在啥觉悟也没有，还是喜欢拿老先生开涮。赵老头也真是倒霉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偏偏又出了事。
事情出在兵部尚书石星的身上，如果你还记得，当时正值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，双方谈判期间，石星最为信任的大忽悠沈惟敬正处于巅峰期，谈判前景似乎很乐观，石大人便通报领导，说和平很有希望。
他的领导，就是赵志皋。
赵大爷本来就不爱惹事，听了自然高兴，表示同意谈判。
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所谓和平，全是沈惟敬、小西行长等中日两方的职业骗子们通力协作，忽悠出来的。事情败露后，沈惟敬杀头，石星坐牢。
按说这事赵先生最多也就是个领导责任，可言官们实在是道德败坏，总找软柿子捏，每次弹劾石星，都要把赵大人稍带上。赵大人气得直喘气，要辞职，皇帝又不许。到万历二十六年，再撑不住了，索性回家养病休息，反正皇帝也不管。
万历二十九年，赵大人死在了家里，不知是病死，还是老死。但我知道，他确实很累，因为直到他死的那天，辞职都没有批下来，用今天的话说，他应该算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。
赵志皋日子过得艰难，张位相对好点，因为他的脾气比较厉害，言官们没怎么敢拿他开刀。加上他是次辅，凡事没必要太出头，有赵首辅挡在前面，日子过得也可以。
他唯一的问题，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，着力推荐了一个人。不但多次上疏保举，而且对其夸奖有加，说此人是不世出之奇才，必定能够声名远播，班师凯旋。
这个人的名字，叫做杨镐。
关于此人，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。从某个角度讲，他确实不负众望，虽然输了，还是输得声名远播，播到全国人民都晓得。随即开始追究责任。大臣们开骂，骂得张位受不了，就上疏皇帝，说：
“大家都在骂我（群言交攻），但我是忠于国家的，且毫无愧疚，希望皇上体察（惟上矜察）。”
皇帝说：
“杨镐这个人，就是你暗中密奏，推荐给我的（密揭屡荐）！我信了你，才会委派他做统帅，现在败仗打了，国威受损，你还敢说自己毫无愧疚（犹云无愧）！？”
到这个份上，估计也没啥说的了，张位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，就被皇帝免职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。
估计是受刺激太大，这位兄弟回家不久后就死了。
至万历二十九年，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，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，就此踏上这个舞台。
七年前，王锡爵辞职，朝廷推举阁臣，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屏。但有一点必须说明：当时，顾先生推荐的，并非王家屏一人，而是七个。
这七个人中，王家屏排第一，可是万历不买账，把顾宪成赶回了家。然而事实上，对顾先生的眼光，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，至少认可排第四的那个。
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，第四。
沈一贯，字肩吾，隆庆二年进士。算起来，他应该是赵志皋的同班同学，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，当了庶吉士，后来又去翰林院，给皇帝讲过课。和之前几位类似，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，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，是比较搞笑的。
事情经过是这样，有一天，沈教官给皇帝讲课，说着说着，突然发了个感慨，说自古以来，皇帝托孤，应该找个忠心耿耿的人，如果找不到这种人，还不如多教育自己的子女，亲历亲为。
要知道，张居正同志的耳目是很多的，很快这话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，加上他的心胸又不算太宽广，所以张大人当政期间，沈一贯是相当地萧条，从未受到重用。
相对于直言上疏、痛斥张居正，而落得同样下场的王锡爵等同志，我只能说，其实他不是故意的。
张居正死后，沈一贯才出头，历任吏部左侍郎、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后来又去了南京当礼部尚书。
此人平素为人低调，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，然而，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。
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，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两人势不两立。
所以一个既能被顾宪成推荐，又能被皇帝认可的人，是十分可怕的。
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。
很快，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，具体表现为，大家都欺负赵志皋，他不欺负。
赵首辅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柿子，无论大小官员，从他身边过，都禁不住要捏一把，而对赵大人尊敬有加的，只有沈一贯（事皋甚恭）。
但沈一贯先生尊敬赵老头，绝非尊重老人，而是尊重领导，因为排第二的张位、排第三的陈于陛，他都很尊敬。
沈一贯就这样扎下了根，在此后的七年之中，赵志皋被骂得养了病，陈于陛被骂得辞了官，都没他什么事，他还曾经联同次辅张位保举杨镐，据说还收了钱，可是杨镐事发，张位被弹劾免职，他竟安然无恙。
到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死的死了，退的退了，只剩沈一贯，于是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滑头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首辅。
凭借多年的混事技术，沈先生游刃有余，左推右挡，皇帝信任，大臣也给面子，地位相当稳固，然而在历史上，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，究其原因，就是他太过滑头。
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，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，国家那么多事，总得找一个负责的，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，能躲就躲能逃就逃，实在不太地道。
而当时朝廷的局势，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。
万历二十九年，皇长子十九岁，虽然出阁读书，却依然不是太子，而且万历办事不厚道，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，一般人家请个老师，都要小心伺候，从不拖欠教师工资，万历却连饭都不管，讲官去教他儿子，还得自己带饭，实在太不像话。
相对而言，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备受万历宠爱，娇生惯养，啥苦都没吃过，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。
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，丝毫不知收敛，极为嚣张，可谓是人见人恨，久而久之，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，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。
问题越来越严重，舆论越来越激烈，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，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，要知道，大臣们不闹事，不代表不敢闹事，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，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。
然而动乱没有爆发，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、王锡爵、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，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，竟然被解决了。
而解决它的，就是为人极不地道，一贯滑头的沈一贯。
说起来，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。
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八月，沈一贯向皇帝上疏，要求册立太子，其大致内容是，皇长子年纪大了，应该册立太子，正式成婚，到时有了孙子，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。
无论怎么看，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，立意不新颖，文采很一般，按照以往的惯例，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，再拉出去当柴禾烧。
可惊喜总是存在的，就在第二天，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：
“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！”
沈一贯当时就懵了。
这绝对不可能。
争了近二十年，无数猛人因此落马，无数官员丢官发配，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，却死不松口。
然而现在，一切都解决了。
事实摆在眼前，即日册立太子，非常清晰，非常明显。
沈一贯欣喜若狂，他随即派人出去，通报了这一消息，于是举朝轰动了，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，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。
“争国本”就此落下帷幕，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，共逼退首辅四人，部级官员十余人、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，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、解职、发配，闹腾得乌烟瘴气，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，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，它会有解决的一天。
然而这件事情，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，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，荣登太子。
但此事之中，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疑问：为什么那封上疏，能够破解这个残局？
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我想了。
万历并不愚蠢，事实上，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，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，没有精神病史，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，基本都可以排除，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——立皇三子。
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、折腾，却坚持不懈的企图？
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，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，我得出了结论：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。
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疑问在于，他知道希望很渺茫，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，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，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？
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，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。
十几年来，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。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。
我曾经分析过，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，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，必须有一个理由，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，而这个答案只能是：立嫡不立长。
只有立嫡子，才能压过长子，并堵住所有人的嘴。
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，怎样可能变成嫡子呢？
事实上，是可能的，只要满足一个条件——郑贵妃当皇后。
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，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，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可是皇后只有一个，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，只能靠等，等到王皇后死掉，或是等时机成熟，把她废掉，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。
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，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（这一年万历驾崩），差点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，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，又深得太后的喜爱，要废掉她，实在没有借口。
第一件事是等皇后，第二件事是等大臣。
这事就更没谱了，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，发配一批人，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，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，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，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，反而很高兴，要知道，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，那是光荣，知名度噌蹭地往上涨，值大发了。
所以他越严厉，越有人往上冲，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，最好暴跳如雷，这样名声会更大，效果会更好。
而首辅那边，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，无奈都是些老油条，帮帮忙是可以的，跟您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。好不容易拉了个王锡爵下来，搞了三王并封，半路人家想明白了，又跑掉了。
至于王家屏那类人，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，十几年磨下来，人换了不少，朝廷越来越闹，皇后身体越来越好，万历同志焦头烂额，开始重新权衡利弊。
我相信，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，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
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，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之后。
有一天，李太后和万历谈话，说起了皇长子，太后问：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？
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：他是宫女的儿子。
太后大怒：你也是宫女的儿子！
这就是活该了，万历整天忙里忙外，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，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，当年也就是个宫女，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，万历才当上了皇帝，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，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？
万历当即冷汗直冒，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，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。
这件事情，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皇后没指望，老太太反对，大臣不买账，说众叛亲离，丝毫也不过分。万历开始意识到，如果不顾一切，强行立皇三子，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。
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，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。
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，以及利益的平衡。
这是一条真理。
就这样，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，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，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，成为了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。
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，不做贡献，那也是不对的，事实上，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，万历反悔了，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，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头风，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，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。
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，因为沈一贯封还了。
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，终于硬了一回，他把圣旨退了回去，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万死不敢奉诏！”
沈一贯的态度，深深地震慑了万历，他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无路可退。
万历二十九年十月，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，“争国本”事件正式结束。
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，然而他的母亲，那位恭妃，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。
按说儿子当上太子，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，可万历压根就没提这件事，一直压着，直到万历三十四年，朱常洛的儿子出世，她才被封为皇贵妃。
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，郑贵妃有排场，有派头，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，连儿子来看他，都要请示皇帝，经批准才能见面。
但几十年来，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，直到万历三十九年的那一天。
她已经病入膏肓，不久于人世，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他，当那扇大门洞开时，她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。
二十九年前的那次偶遇，造就了她传奇的一生，从宫女到贵妃，再到未来的太后（死后追封）。
但是同时，这次偶遇也毁灭了她，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，几十年如一日对她搞家庭冷暴力，既无恩宠，也无厚待，生不如死。
然而她并不落寞，也无悔恨。
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，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。
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，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母亲，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，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，终于平安成人，这就足够了。
所以，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拉着儿子的衣角，微笑着说：
“儿长大如此，我死何恨。”
这里使用的是史料原文，因为感情，是无法翻译的。
还有，其实这句话，她是哭着说的，但我认为，当时的她，很高兴。
王宫女就此走完了她的一生，虽然她死后，万历还是一如既往地混账，竟然不予厚葬，经过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反复请求，才得到了一个谥号。
虽然她这一生，并没有什么可供传诵的事迹，但她已然知足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，只有母爱，是为了分离。
接受了母亲最后祝福的朱常洛还将继续走下去，在他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前，必须接受更为可怕的考验。
【梃击】
朱常洛是个可怜人，具体表现为出身低，从小就不受人待见，身为皇子，别说胎教，连幼儿园都没上过，直到十二岁才读书，算半个失学儿童。身为长子，却一直位置不稳，摇摇摆摆到了十九岁，才正式册立为太子。
读书的时候，老师不管饭，册立的时候，仪式都从简，混到这个份上，怎个惨字了得。
他还是个老实人，平时很少说话，也不闹事，待人也和气，很够意思，但凡对他好的，他都报恩。比如董其昌先生，虽被称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，但人品极坏，平日欺男霸女，鱼肉百姓，闹得当地百姓都受不了，但就是这么个人，因为教过他几天，辞官后还特地召回，给予优厚待遇。
更为难得的是，对他不好的，他也不记仇，最典型的就是郑贵妃，这位妇女的档次属于街头大妈级，不但多事，而且闹事，屡次跟他为难，朱常洛却不以为意，还多次替其开脱。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。
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，在皇权斗争中，好人最后的结局，就是废人。
虽然之前经历风风雨雨，终于当上太子，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，只要万历一天不死，他一天不登基，幕后的阴谋将永不停息，直至将他彻底毁灭。
现实生活不是电影，坏人总是赢，好人经常输，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，应该算是稳输不赢。
可是这一次，是个例外。
事实证明，万历二十九年，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，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，两年后，麻烦就来了。
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，大到国家动荡，皇帝惊恐，太子不安，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。
但有趣的是，惹出麻烦的，既不是朱常洛，也不是郑贵妃，更不是万历，事实上，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，直至今日，也无人知晓。
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，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，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，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，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，识字不识字都去看，短短十几天内朝廷人人皆知，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，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，传播速度可谓惊人。
之所以如此轰动，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，实在是太过火爆。
此文名叫《续忧危竑议》，全篇仅几百字，但在历史上，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——“妖书”。
在这份妖书中，没有议论，没有叙述，只有两个人的对话，一个人问，一个人答。问话者的姓名不详，而回答的那个人，叫做郑福成。这个名字，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。
文章一开始，是两个人在谈事。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，郑福成当即反驳，说目前形势危急。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，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，情非得已，很快就会改立福王。
这在当年，就算是反动传单了，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，也很有技术含量，郑贵妃、福王、成功三合一，可谓言简意赅。
之所以被称为妖书，只说皇帝太子，似乎还不合格，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，也一起下了水。
当时的内阁共有三人，沈一贯是首辅，另外两人是沈鲤和朱赓。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，挑选了沈一贯和朱赓，并让他们友情客串，台词如下：
问：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？
郑福成答：你看他用朱赓，就明白了。朝中有这么多人，为什么一定要用朱赓呢？因为他姓朱，名赓，赓者，更也。真正的意思，就是改日更立啊（佩服，佩服）。
这是整朱赓，还有沈一贯同志：
问：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？
郑福成答：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，向来是有福独享，有难不当，是不会出头的。
闹到这个份上，作者还不甘心，要把妖书进行到底，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，说他们都是改立的同党，是大乱之源。
更为搞笑的是，这篇妖书的结尾，竟然还有作者署名！
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，四川道御史乔应甲。
这充分说明，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，临了还要耍人一把，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还相当有版权意识，在这二位黑锅的名下还特别注明，项应祥撰（相当于原著），乔应甲书（相当于执笔）。
这玩意一出来，大家都懵了。沈一贯当即上书，表示自己非常愤怒，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，与他当面对质，同时他还要求辞官，以示清白以及抗议。
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书，表示与此事无关，并要求辞职。
最倒霉的人是朱赓，或许是有人恶搞他，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了他的家门口。这位朱先生是个厚道人，吓得不行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疏上呈皇帝，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，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，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，也没啥别的追求，现在竟然被人诬陷，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。
朝廷一片混乱，太子也吓得不行。他刚消停两年，就出这么个事，闹不好又得下去，整日坐卧不安，担惊受怕。
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，虽然愤怒，倒不怎么慌。先找太子去聊天，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，好好在家读书，别出门。
然后再发布谕令，安抚大臣，表示相信大家，不批准辞职，一个都别走。
稳定情绪后，就该破案了。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，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，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，成立专案组，没日没夜地查，翻天覆地地查。
万历原本以为，来这么几手，就能控制局势，然而这场风暴，却似乎越来越猛烈。
首先是太子，这位仁兄原本胆小，这下更是不得了，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，唯恐出事。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，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，千夫所指，舆论压力太大，每日只能以泪洗面，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。
内阁也消停了，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，都不敢去上班，呆在家里避风头。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，经常累得半死。大臣们也怕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平时争个官位，抢个待遇的没啥，这个热闹却凑不得。虽说皇帝大人发话，安抚大家不让辞职，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，不准你走，到时候来个一锅端，那就麻烦大了。
总而言之，从上到下，一片人心惶惶。很多人都认定，在这件事情的背后，有很深的政治背景。
确实如此。
这是一件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疑案，至今仍无答案，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，真相却依稀可辨。
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，因为她虽然蠢，也想闹事，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，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，以他的性格，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，求神拜佛了。
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，也不是太子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作案者，必定是受益者。
在当时的朝廷中，受益者不外乎两种，一种是精神受益者，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，路见不平也不吼，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，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。
这类人比较多，范围很大，也没法子查。
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。就当时的朝局而言，嫌疑人很少——只有两个。
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沈一贯，另一个是沈鲤。
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，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，也不算夸张。
万历二十九年，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，觉得内阁人太少，决定挑两个跑腿的，一个是朱赓，另一个是沈鲤。
朱赓是个老实人，高高兴兴地上班了，沈鲤却不买账，推辞了很多次，就是不来。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，也就没提这事。
可两年之后，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。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，沈鲤不是不想入阁，而是不买他的帐。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，名望高，还给皇帝讲过课，关系很好，压根就看不起自己。
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，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，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。
而现在妖书案发，内阁三个人，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，毫无疑问，沈鲤是有嫌疑的。
这是我的看法，也是沈一贯的看法。
这位老油条在家呆了好几天，稳定情绪之后，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
他随即恢复工作，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，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，明目张胆对沈鲤的亲信，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，把他的老乡、朋友、下属、仆人全都拉去审问。
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，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：
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，那么应该反击，这叫报复，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，那么也应该反击，这叫栽赃。
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，斗争愈演愈烈，沈鲤的亲信被清算，他本人也未能幸免，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，也不进去，也不闹事，就是不走，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，十分狼狈。
但沈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，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，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，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，让他们不要乱来，后来连万历都来了，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。
沈一贯碰了钉子，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，死拼是不行的，他随即转换策略，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——抓住作案人，不怕黑不了你。
可是破案谈何容易，妖书满街都是，传抄者无数，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，十一月十日案发，查到二十日，依然毫无进展。
东厂太监陈矩，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，如果还不破案，这官就算当到头了。
二十一日，案件告破。
说起来，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，案发莫名其妙不说，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。二十一日这天，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，后又有群众举报，锦衣卫出动，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：皦生光。
皦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？
答案是——什么人都不是。
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，也不是沈一贯的人，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，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。
真凶到案，却没有人心大快，恰恰相反，刚刚抓到他的时候，朝廷一片哗然，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，抓不到人了弄这么个人来背锅。
这种猜测很有道理，因为那封妖书，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。
那年头，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，把肚子混饱就行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。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，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，地方官都未必知道，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？
但细细一查，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。
原来皦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，还兼职干过诈骗犯。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，帮人写文章，里面总要带点忌讳，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，就是加点政治谣言。等人家用了，再上门勒索，说你要不给钱，我就跑去报官云云。
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，秀才也被革了，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，最近才又潜回北京。
可即便如此，也没啥大不了，归根结底，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，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，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。
郑国泰，是郑贵妃的弟弟。
一个穷秀才，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？
按照锦衣卫的笔录，事情大致是这样的：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，要找人写文章，偏偏这人不知底细，找到了皦生光。皦秀才自然不客气，发挥特长，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，一来二去，东西送进去了。
一般说来，以郑国泰的背景，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，可皦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，胆贼大，竟然找上了门，要郑大人给钱。至于此事的结局，说法就不同了，有的说郑国泰把皦生光打了一顿，赶出了门，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，给钱私了。
但无论如何，皦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。有了这么个说法，事情就好办了，侦查工作随即开始，首先是搜查，家里翻个底朝天，虽说没找到妖书，但发现了一批文稿，据笔迹核对（司法学名：文检），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（注意，是相似）。
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，以皦秀才平日的言行，好话自然没有，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，还进过号子，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：有罪。
案子虽然定了，但事情还没结。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，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。即便判了死罪，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，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。
所以万历下令，鉴于案情重大，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。
之前提过，三法司，即是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：大理寺、都察院、刑部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、监察部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。
三法司会审，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，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。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，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，把每个人都搞定，比较难而已。例如当年的严世藩，人缘广，关系硬，都察院、大理寺都有人，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，最后还是没躲过去。
相比而言，像皦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，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，也就不错了，结案只是时间问题。
可是这起案件，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
一到三法司，皦秀才就不认账了。虽说之前他曾招供，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，故意写妖书报复，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。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，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，政策攻心，除了打就是打，口供是怎么来的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现在进了三法司，看见来了文明人，不打了，自然就翻了案。
更麻烦的是，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。
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，心有不甘，想借机会给沈鲤点苦头吃。上疏皇帝，说证词空泛，不可轻信，看那意思，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。
所以在审讯前，他们找到了萧大亨，准备做手脚。
萧大亨，时任刑部尚书，是沈一贯的亲信，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，在审讯时故意诱供，让皦秀才说出幕后主使。
可是皦秀才还真够意思，问来问去就一句话：
“无人主使！”
萧大亨没办法，毕竟是三法司会审，搞得太明显也不好，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，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，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，字条大意是，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、沈鲤身上推。
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，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：
“案情不出自从犯人口里，却要出自袖中吗？！”
萧大亨狼狈不堪，再也不敢掺和这事。
沈鲤这边也没闲着，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，早有防备：你有刑部帮忙，我有都察院撑腰。一声令下，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，四下活动，灭火降温，准备冷处理此事。
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，竟然在审案时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对皦秀才大声疾呼：
“别牵连那么多人了，你就认了吧。”
审案审到这个份上，大家都是哭笑不得，要结案，结不了；不结案，又没个交代，皇帝、太子、贵妃、内阁，谁都不能得罪。万一哪天皦秀才吃错了药，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，那真是哭都没眼泪。
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，可急也没用，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。
比如有位审案御史，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，他已经确定，此案一定是皦秀才干的。
大家十分兴奋，认定他有内部消息，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
御史答：
“昨天晚上我做梦，观音菩萨告诉我，这事就是他干的。”
当即笑瘫一片。
没办法，就只能慢慢磨，开审休审，休审开审，周而复始，终于有一天，事情解决了。
皦生光也受不了了，天天审问，天天用刑，天天折腾，还不如死了好，所以他招供了：
“是我干的，你们拿我去结案吧。”
这个世界清净了。
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四月，皦生光被押赴刑场，凌迟处死。
妖书案就此结束，虽说闹得天翻地覆，疑点重重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：皦生光很冤枉。
因为别的且不谈，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，就皦秀才这点见识，别说认识，名字都记不全。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，手真狠，心真黑。
妖书何人所写，目的何在，没人知道，似乎也没人想知道。
因为有些时候，真相其实一点也不重要。
妖书案是结了，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。沈一贯被这案子整得半死不活，气得不行，卯足了劲要收拾沈鲤。挖坑、上告、弹劾轮番上阵，可沈鲤同志很是强悍，怎么搞都没倒。反倒是沈一贯，由于闹得太过，加上树大招风，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。骂他的人越来越多，后来竟然成了时尚（弹劾日众）。
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，只好回家躲起来，想要避避风头，没想到这风越刮越大，三年之间，弹劾他的奏疏堆起来足有一人高，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。
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沈一贯请求辞职，得到批准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位仁兄走之前，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：我走，沈鲤也要走。
恨人恨到这个份上，也不容易。
而更有意思的是，万历竟然答应了。
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，因为沈鲤很有能力，又是他的亲信。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，办事还算能干，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，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，动机就一个字——烦。
自打登基以来，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。先被张居正压着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等张居正一死，言官解放，吵架的来了，天天闹腾。到生了儿子，又开始争国本，堂堂皇帝，竟然被迫就范。
现在太子也立了，某些人还不休息，跟着搞什么妖书案，打算混水摸鱼，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，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，太过可恶。
既然如此，你们就都滚吧，有多远滚多远，让老子清净点！
沈一贯和沈鲤走了，内阁只剩下了朱赓。
这一年，朱赓七十二岁。
朱赓很可怜，他不但年纪大，而且老实，老实到他上任三天，就有言官上书骂他，首辅大人心态很好，统统不理。
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，他不理大臣，皇帝也不理他。
内阁人少，一个七十多的老头起早贪黑熬夜，实在扛不住，所以朱赓多次上书，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。
可是前后写了十几份报告，全都石沉大海，到后来，朱大人忍不住了，可怜七十多岁的老大爷，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，等了半天，却还是吃了闭门羹。
换在以前，皇帝虽然不上朝，但大臣还是要见的，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，这样才能控制朝局。比如嘉靖，几十年不上朝，但没事就找严嵩、徐阶聊天，后来索性做了邻居，住到了一起（西苑）。
但万历不同，他似乎是不想干了。在他看来，内阁一个人不要紧，没有人也不要紧，虽然朱首辅七十多了，也还活着嘛。能用就用，累死了再说，没事就别见了，也不急这几天，会有人的，会见面的，再等等吧。
就这样，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，一个人苦苦支撑，足足等了一年，既没见到助手，也没见过皇帝。
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，上书国政，皇帝不理，上书辞职，皇帝也不理，到万历三十四年（1607），朱赓忍无可忍，上书说自己有病，竟然就这么走了。
皇帝还是不理。
最后一个也走了。
内阁没人呆，首辅没人干，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，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——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
自明代开国以来，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，既无宰相，也无内阁，时隔多年，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。
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，万历很是沉得住气，没人就没人，日子还不是照样过？
但很快，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。
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，而且内阁有票拟权，所有的国家大事，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，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。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，国家也过得去。
朱元璋不用宰相和内阁，原因在于他是劳模，什么都能干。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，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，那就是白日做梦。
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，这么下去，眼看就要破产清盘，万历也急了，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。
几番周折后，于慎行、叶向高、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，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。
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，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，准备留给一个熟人。
这个人就是王锡爵，虽说已经告老还乡，但忆往昔，峥嵘岁月稠。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，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所以他派出专人，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，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。
王锡爵不出山。
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，加上都七十四岁了，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，但毕竟是多年战友，还教过人家，所以，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。
万历的问题是，言官太过凶悍，应该如何应付。
王锡爵的回答是，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别理（一概留中），就当是鸟叫（禽鸟之音）！
我觉得，这句话十分之中肯。
此外，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，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，为万历提供了借鉴。
然后，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，派人送给万历。
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，其内容如果被曝光，后果难以预料。
所以王锡爵很小心，不敢找邮局，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，并反复嘱托，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，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，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。
但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一次，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。
话说回来，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，拿到信后立即出发，日夜兼程赶路，一路平安，直到遇见了一个人。
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，准备停下来歇脚，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。
这个人的名字，叫做李三才。
李三才，字道甫，陕西临潼人，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凤阳巡抚。
这个名字，今天走到街上，问十个人估计十个都不知道，但在当年，却是天下皆知。
关于此人的来历，只讲一点就够了：
二十年后，魏忠贤上台时，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，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称号，以实力排序，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，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。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。
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，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，到了李大人的地头，就去找他叙旧。
两人久别重逢，聊着聊着，自然是要吃饭，吃着吃着，自然是要喝酒，喝着喝着，自然是要喝醉。
送信人心情很好，聊得开心，多喝了几杯，喝醉了。
李三才没有醉，事实上，他非常清醒，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。
在安置了送信人后，他打开了那个箱子，因为他知道，里面必定有封密信。
得知信中内容之后，李三才大吃一惊，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密疏的罗大纮不同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，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。
手握着这封密信，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，终于决定：篡改此信件。
在他看来，篡改信件，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所谓篡改，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，再重新放进盒子里，让这人送过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
可是再一细看，他就开始感叹：王锡爵真是个老狐狸。
古代没有加密电报，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，往往信上设有暗号，两方约定，要么多写几个字，要么留下印记，以防被人调包。
李三才手中拿着的，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，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，而是他发现，此信的写作者，是王时敏。
王时敏，是王锡爵的孙子，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，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——著名书法家。
这是真没法了，明天人家就走了，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，就自己这笔字，学都没法学，短短一夜时间，又练不出来。
无奈之下，他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抄录了信件全文，并把信件放了回去。
第二天，送信人走了，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。
当万历收到此信时，绝不会想到，在他之前，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，而其中之一，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。
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，大体说来，有几个疑点：
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，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，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，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？
这些问题，我可以回答。
送信人去找李三才，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，就是王锡爵。
非但如此，王锡爵还曾对人说，他最喜欢的学生，就是李三才。两人关系非常的好，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，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。
作为凤阳巡抚，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，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，对中央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，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，找王锡爵干什么，他都一清二楚，唯一不清楚的，就是王锡爵的答复。
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既然李三才是王锡爵的学生，还算他的亲信，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，痛下杀手呢？
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，有一个人，比王锡爵更加重要，为了这个人，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。
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李三才考中了进士，经过初期培训，他分到户部，当上了主事，几年之后，另一个人考中进士，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，这个人叫顾宪成。
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史书上没有写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惊奇地发现，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，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。
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那些日子里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，君子之交，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。
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，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，他出卖王老师，只是因为一个目的——利益。
只要细细分析一下，就能发现，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。
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，实则复杂，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，可谓凶险重重，杀机无限。
李廷机倒还好说，这个人性格软弱，属于和平派，谁也不得罪，谁也不搭理，基本可以忽略。
于慎行就不同了，这人是朱赓推荐的，算是朱赓的人，而朱赓是沈一贯的人，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，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，朱赓不是自己人。
剩下的叶向高，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，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，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，此人虽不是东林党，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是个合格的地下党。
这么一摆，你就明白了，内阁三个人，一个好欺负，两个搞对立，遇到事情，必定会僵持不下。
僵持还算凑合，可要是王锡爵来了，和于慎行团结作战，东林党就没戏了。
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，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，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，所以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打开那封信，看个究竟。
在那封信中，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，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，为免除后患，他决定篡改。
然而由于写字太差，没法改，但也不能就此算数，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，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，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。
因为在信中，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，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。鸟人折腾事，是从来不遗余力的。
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其自然，舆论大哗，言官们奋笔疾书，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，言辞极其愤怒，怎么个愤怒法，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。
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疏，内容就不说了，单看名字，就很能提神醒脑——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。
如此重压之下，王锡爵没有办法，只好在家静养，从此不问朝政，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，他见都不见，连回信都不写，估计是真的怕了。
事情的发展，就此进入了顾宪成的轨道。
王锡爵走了，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，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，这位兄弟不负众望，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，回家休养，谁叫也没用，基本算是罢工了。
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，刚上任一年就死了，就这样，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，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。
对手被铲除了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
必须说明的是，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，并不是猜测，因为在史料翻阅中，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。
在文章中，有这样几句话：
“木偶兰溪、四明、婴儿山阴、新建而已，乃在遏娄江之出耳。”
“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，全赖娄江之不果出……密揭传自漕抚也，岂非社稷第一功哉？”
我看过之后，顿感毛骨悚然。
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，却不太容易看懂，要看懂这句话，必须解开几个密码。
第一句话中，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，关键在于新建、兰溪、四明、山阴、以及娄江五个词语。
这五个词，是五个地名，而在这里，则是暗指五个人。
新建，是指张位（新建人）、兰溪，是指赵志皋（兰溪人）、四明，是指沈一贯（四明人），山阴，是指朱赓（山阴人）。
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，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，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！
而后半句中的娄江，是指王锡爵（娄江人）。
连接起来，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：
赵志皋、沈一贯、张位、朱赓都不要紧，最为紧要的，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！
顾宪成，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，而赵、张、沈、朱四人中，除张位外，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，首辅者，宰相也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！
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，却在自己的文章中，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，称为木偶、婴儿。
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，他绝非单纯发泄，而是确有把握，似乎在他看来，除了王锡爵外，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。
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上，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
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：福清和漕抚。
福清所指的，就是叶向高，而漕抚，则是李三才。
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，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，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，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：
“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，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……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，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！”
没有王法了。
一个平民，没有任何职务，远离京城上千里，但他说，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。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，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。
纵观二十四史，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，没有看过。
但现在我知道了，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，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、在黑暗中集结，慢慢地伸出手，操纵所有的一切。
第六章 谋杀
【疯子】
王锡爵彻底消停了，万历三十六年，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，成为朝廷首辅，此后七年之中，他是内阁第一人，也是唯一的人，史称“独相”。
时局似乎毫无变化，万历还是不上朝，内阁还是累得半死，大臣还是骂个不停，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。
在表象之下，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，新的已经来了，旧的赖着不走，为了各自利益，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，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。
终于，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、最合适的机会——太子。
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，自打妖书案后，他很是清净了几年，确切地说，是九年。
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，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。
这个人叫王曰乾，时任锦衣卫百户，通俗点说，是个特务。
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，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：有三个人集会，剪了三个纸人，上面分别写着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太子的名字，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（真是不容易）。钉了几天后，放火烧掉。
这是个复杂的过程，但用意很简单——诅咒，毕竟把钉子钉在纸人上，你要说是祈福，似乎也不太靠谱。
这也就罢了，更麻烦的是，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，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，偏偏这个太监，又是郑贵妃的太监。
于是事情闹大了，奏疏送到皇帝那里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，深更半夜睡不着觉，四下乱转，急得不行。太子知道后，也是心急火燎，唯恐事情闹大，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，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。
大家都急得团团转，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，万历气完了，也想起这个人了，当即大骂：
“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这人怎么不说话！？”（此变大事，宰相何无言）
此时，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，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：
“这下没事了。”
这件东西，就是叶向高的奏疏，事情刚出，就送上来了。
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：
陛下，此事的原告（指王曰乾）和被告（指诅咒者）我都知道，全都是无赖混混，之前也曾闹过事，还被司法部门（刑部）处理过，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，但妖书案是匿名，无人可查，现在原告被告都在，一审就知道，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。
看完这段话，我的感觉是：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。
叶向高的表面意思，是说这件事情，是非曲折且不论，但不宜闹大，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把这件事情压下去，一审就行。
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。因为叶向高，是东林党的人，而东林党，是支持太子的，现在太子被人诅咒，应该一查到底，怎能就此打住呢？
事实上，叶向高是对的。
第二天，叶向高将王曰乾送交三法司审讯。
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，这人一审，事情不就闹大了吗？
如果你这样想，说明你很单纯，因为就在他吩咐审讯的后一天，王曰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，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，死因待查。
什么叫黑？这就叫黑。
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，揭开几个疑点，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：
首先，最大的疑问是：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，答案：无所谓。
自古以来，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，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，又没胆跳出来，在家做几个假人，骂骂出出气，是纯粹的阿Q精神。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（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，有多种形式，如“打小人”），而以郑贵妃的智商，正好符合这个档次，说她真干，我倒也信。
但问题在于，她干没干并不重要，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，也扎不死人，真正重要的是，这件事不能查，也不能有真相。
追查此事，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，但事实上，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。
原因很简单，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，只要没有什么大事，到时自然接班，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，闹了十几年，早没用了。
但如若将此事搞大，再惊动皇帝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对太子只好坏处，没有好处。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，只有一件事情——等待。
事实证明，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告状的王曰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，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，某些人（不一定是郑贵妃），为了某些目的，想把水搅浑，再混水摸鱼。
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，危机成功度过了。
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，在两年之后。
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五月初四日，黄昏。
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，万历二十九年他被封为太子，住到了这里，但他爹人品差，基础设施一应具缺，要啥都不给，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，皇帝不待见，大臣自然也不买账，平时谁都不上门，十分冷清。
但这一天，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，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。
他手持一根木棍，进入了慈庆宫。
此时，他与太子的距离，只有两道门。
第一道门无人看守，他迈了过去。
在第二道门，他遇到了阻碍。
一般说来，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，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，就算差一点的，也有几个保安，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，多少还有个老大爷。
明代也是如此，锦衣卫、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，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，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，没有士兵，也没有保安，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。
只有两个老太监。
于是，他挥舞木棍，打了过去。
众所周知，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（练过宝典除外），更何况是老太监。
很快，一个老太监被打伤，他越过了第二道门，向着目标前进。
目标，就在前方的不远处。
然而太监虽不能打，却很能喊，在尖利的呼叫声下，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。
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，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，而他本人不会变形，不会变身，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，在一群太监围攻下，终于束手就擒。
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，毕竟人抓住了，也没进来，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，在他看来，这不过是个小事。
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，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
人抓住了，自然要审，按照属地原则，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，可是这个案子不同，皇宫里的案子，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？
推来推去，终于确定，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。
审了半天，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——这人是个疯子。
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，利诱威胁，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，压根就不对路，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，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
于是几轮下来，刘御史也不审了，如果再审下去，他也得变成疯子。
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，那也不对，这位疯子交代，他叫张差，是蓟州人，至于其他情况，就一无所知了。
这个结果虽然不好，却很合适，因为既然是个疯子，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，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，没有背景、没有指使，疯子嘛，也不认路，糊里糊涂到皇宫，糊里糊涂打了人，很好，很好。
不错，不错，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，皇帝一压，大臣一捧，也就结了。
可惜，可惜，这是在明朝。
这事刚出，消息就传开了，街头巷尾人人议论，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，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，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：这事，就是郑贵妃干的。
所谓舆论，就是群众的议论，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事也压不下去了，于是万历亲自出马，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。
说是三法司，其实只有刑部，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，尚书侍郎都没来，只是两个郎中（正厅级）。
但这二位的水平，明显比刘御史要高，几番问下来，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。
侦办案件，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，而这个案子的关键，不是谁干了，而是为什么干，也就是所谓的：动机。
经过一番询问，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：在此前不久，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，他气不过，到地方衙门伸冤，地方不管，他就到京城来上访，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，心里害怕，就随手打人，如此而已。
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，那就是扯淡。
柴草被人烧了，就要到京城上访，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：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，也是个傻子。
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，要换个人，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，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，大家才同情你。
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，有几个能进宫，宫里那么大，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，您还一个劲地往里闯？
对于这一点，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，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，这件事，只能往小了办。
这两位郎中的名字，分别是胡士相、岳骏声，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，是因为这两个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
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，张差案件正式终结，犯人动机先不提，犯人结局是肯定的——死刑（也算杀人灭口）。
但要杀人，也得有个罪名，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，不愧是刑部的人，很有专业修养，从大明律里，找到这么一条：宫殿射箭、放弹、投砖石伤人者，按律斩。
为什么伤人不用管，伤什么人也不用管，案件到此为止，就这么结案，大家都清净了。
如此结案，也算难得糊涂，事情的真相，将就此被彻底埋葬。
然而这个世界上，终究还是有不糊涂，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。
五月十一日，刑部大牢。
七天了，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，目前境况，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，但大体正常，装疯很有效，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。
开饭时间到了，张差走到牢门前，等待着今天的饭菜。
但他并不知道，有一双眼睛，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。
根据规定，虽然犯人已经招供，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，以防翻供。
五月十一日，轮到王之寀。
王之寀，字心一，时任刑部主事。
主事，是刑部的低级官员，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，心眼却不小，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，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，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。
凑巧的是，他到牢房里的时候，正好遇上开饭，于是他没有出声，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，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。
因为在吃饭的时候，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。
之后一切都很正常，张差平静地领过饭，平静地准备吃饭。
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，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。
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，而一个疯子，是不会如此正常的。
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，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，并告诉看守，即刻开始审讯。
张差非常意外，但随即镇定下来，在他看来，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，没有区别。
审讯开始，和以前一样，张差装疯卖傻，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，眼前这人一言不发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
他表演完毕后，现场又陷入了沉寂，然后，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老实说，就给你饭吃，不说就饿死你。”（实招与饭，不招当饿死）
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，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，但凡审讯，一般先是民族大义、坦白从宽，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、辣椒水。即使要利诱，也是升官发财，金钱美女之类。
而王主事的诱饵，只是一碗饭。
无论如何，是太小气了。
事实证明，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，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，思想朴素，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、保住性命之间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。
于是他低着头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我不敢说。”
不敢说的意思，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不说，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。
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，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，然后他手持那碗饭，听到了事实的真相：
“我叫张差，是蓟州人，小名张五儿，父亲已去世。”
“有一天，有两个熟人找到我，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（即太监），老公公对我说，你跟我去办件事，事成后给你几亩地，保你衣食无忧。”
“于是我就跟他走，初四（即五月四日）到了京城，到了一所宅子里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。”
“他对我说，你只管往里走，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，打死了，我们能救你。”
“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，带我进了宫，我就往里走，打倒了一个公公，然后被抓住了。”
王之寀惊呆了。
他没有想到，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，这的的确确，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。
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，眼前这位仁兄，虽说不是疯子，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，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，也不是职业杀手，最多最多，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。
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，听起来，似乎是群众推荐，太监使用，顺手就带到京城，既没给美女，也没给钱，连星级宾馆都没住，一点实惠没看到，就答应去打人，这种傻冒你上哪去找？
再说凶器，一般说来，刺杀大人物，应该要用高级玩意，当年荆轲刺秦，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，据说是一碰就死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杀个老百姓，多少也得找把短刀，可这位兄弟进宫时，别说那些高级玩意，菜刀都没一把，拿根木棍就打，算是怎么回事。
从头到尾，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，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，王之寀不敢怠慢，立即上报万历。
可是奏疏送上去后，却没有丝毫回音，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，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，四处散发，本人也四处鼓捣，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。
他这一闹，另一个司法界大腕，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，也跟着一起嚷嚷，要三法司会审。
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要知道，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，上百号人一拥而上，那才是大世面，这种小场面算个啥。
照此形势，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，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，他不出声，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。
这个人，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。
事情的起因，只是一封奏疏。
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，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，提出了几个疑问：
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，那么这个太监是谁？他曾到京城，进过一栋房子，房子在哪里？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，这个太监又是谁？
这倒也罢了，在文章的最后，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，大意是，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，我曾上疏，希望提防奸邪之人，今天果然应验了！
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，但其实也没说什么，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，写了封奏疏，为自己辩解。
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，它形象地说明，郑国泰的智商指数，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。
这还不算，在这封奏疏中，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：
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？又主使过什么事？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？……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，更不敢说，也不忍听。
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，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。
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，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，很快，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做出了反应，相当激烈的反应：
“谁说你推翻太子！谁说你主使！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！你既辩解又招供，欲盖弥彰！”
郑国泰哑口无言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已经收不住了。
此时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，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，除了王之寀。
初审成功后，张差案得以重审，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，然而不久之后，他才发现，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
张差装疯非常拙劣，为碗饭就开口，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？
思前想后，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：他们是故意的。
第一个值得怀疑的，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，张差是疯子的说法，即源自于此，经过摸底分析，王之寀发现，这位御史先生，是个不简单的角色。
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，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，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、岳骏声，跟他交往也很密切。
这似乎不奇怪，虽然郑国泰比较蠢，实力还是有的，毕竟福王受宠，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。
但很快他就发觉，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因为几天后，刑部决定重审案件，而主审官，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，胡士相。
胡士相，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，就级别而言，他是王之寀的领导，而在审案过程中，王主事惊奇地发现，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辞，咬定张差是真疯，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。
一切的一切，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：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，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。
而刘廷元、胡士相，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。
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，指使这些人的，似乎并不是郑国泰，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，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，加上本人又比较蠢，要说他是后台老板，实在是抬举了。
那么这一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，站在刘廷元、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，并不是郑国泰。
这个影子的名字，叫做沈一贯。
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，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，但事实上，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，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。
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，并不是搞政治，而是搞组织。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工作期间，除了日常政务外，他一直在干一件事——拉人。
怎么拉，拉了多少，这些都无从查证，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，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——浙江人。
沈一贯，是浙江四明人，在任人唯亲这点上，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，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，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。
这个老乡会，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，被称为浙党。
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，他是朝廷的首辅，也是浙党的领袖。
应该说，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，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：
在万历年间，一个没有后台（皇帝），没有亲信（死党）的首辅，是绝对坐不稳的。
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，叶向高干了七年，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，朱赓无人理会。
当然，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，除浙党外，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，湖广人（今湖北湖南）为主的楚党。
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、楚、浙三党。
这是三个能量极大、战斗力极强的组织，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，就是言官。
言官，包括六部给事中，以及都察院的御史，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，和部长（尚书）平起平坐，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。
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，不但可以上书弹劾，还经常下到各地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