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，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，相关史料上，是这样说的：
所过地方，日食蔬菜，亦皆拔银留办。
这意思是，杨镐兄的军纪很好，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，概不拖欠。这么大方的主，印象不好，才是怪事。但能不能打仗，那就另说了。
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，杨镐先后当过知县、御史、参议、参政，从政经验十分丰富，仗他倒也打过，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，还曾立过功。不过这次到朝鲜，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。
因为就在不久前，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，结果打了败仗，死伤几百人，本来要处理他，结果正好朝鲜打仗，上面顺水推舟，让他戴罪立功，就这么过来了。
戴罪，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，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。
客观地讲，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，而且品行不错，做事细致，但他的优点，恰好正是他的缺点。
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大事不糊涂，小事必然糊涂。
这是一句至理名言，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，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，是不可能的。
李如松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自己是军人，军人就该打仗，打赢了就是道德，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。
杨镐是个搞人，而搞人，注定是要吃亏的。
幸好，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。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，送别了李如松后，麻贵来到了延绥，担任总兵，继续他的战争事业。在这里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，立了无数大功，得了无数封赏。到了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终于腻了。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。
考虑到他劳苦功高，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，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。
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，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，麻贵起复。
而他被委任的职务，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，兼任朝鲜提督。
接到命令后，麻贵立即上路，没有丝毫推迟。他很清楚，几年前，那个无与伦比的人，曾担任过这个职务，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。
四年前，我跟随着你，爬上了城楼，现在，你未竟的事业，将由我来完成。
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，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七月七日，他已抵达汉城，开始筹备作战。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，他判定，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但事实上，他的判断是错误的，时间并非不多，而是根本没有。
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七月二十五日，全面进攻开始。
日军十二万人，分为左右两路，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，率四万九千人，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。
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，统军六万五千人，进攻全州。
从军事计划看，日军的野心并不大，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，只求稳扎稳打，先占领全罗道，以此处为基地，逼近王京。
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，那也不对，因为在南原和全州，也有军队驻守。
比如南原，守将杨元，守军三千人。
比如全州，守将陈愚衷，守军两千五百人。
经过计算结果如下，攻击南原的日军，约为守军的16.3倍。而攻击全州的日军，约为守军的26倍。
大致就是这么回事。算起来，估计只有神仙，才能守住。
杨元不是神仙，但也不是孬种，所以南原虽然失守，却一点也不丢人。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，杨元拼死抵抗，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，身负重伤，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，其余部队全部阵亡。
相对而言，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，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，一点也不愚忠，倒是相当灵活，听说日军进攻，带着兵就溜了，所部一点也未损失。
南原和全州失陷了，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，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，四年之后，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
【胜负之间】
杨元逃回来了，麻贵亲自接见了他，并对他说了一句话：
“南原之败，非战之罪”。
想想倒也是，几千人打几万人，毕竟没有投降，也算不错了。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，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。
但是，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
事实上，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，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——“按军法，败军则诛”。
所谓“非战之罪”，并不代表“非你之罪”。虽然杨元很能打，也很能逃，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，丢了就要负责任。数月之后，他被押到辽阳，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。
麻贵很理解杨元，却仍然杀掉了他，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，去告诉所有人：这场战争，不胜，即死！
现在，摆在麻贵眼前的，是一个极端的危局。
攻陷全州后，日军主力会师，总兵力已达十余万，士气大振，正向王京进军。
此时，另一个坏消息传来，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，全军覆灭。
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，但必须承认，搞起政治斗争来，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。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，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。
这次遭殃的，是李舜臣，击退日军后，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，统帅忠清、全罗、庆尚三道水军，大权在握，十分风光。
十分风光的结果，是十分倒霉。还没得意几天，就有人不高兴了，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，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，整了李舜臣一把。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，只保住了一条命，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。
而元均则得偿所愿，官运亨通，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，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——在享受权力的同时，还要承担义务。
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六月，元均走马上任，七月七日，日军来袭。
从技术角度讲，打仗是个水平问题，能打就打得赢，不能打就打输。而元均，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。
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，就其指挥水准而言，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，但很不幸的是，和李舜臣比起来，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。
双方交战没多久，不知是队形问题，还是指挥问题，朝军很快不支，死伤四百余人。元均随即率军撤退，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。
七月十五日，逃了一星期后，元均被日军追上了。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，朝军再次大败，元均再次逃窜。
七月二十三日，又是一个星期，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。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，朝军又大败，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，他没有再逃下去——当场战死。
经过几次海战，日方不费吹灰之力，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，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。
朝军完了，明朝水师人数很少，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，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，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——王京。
镇守王京的将领，是麻贵，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，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。
对于这个数字，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，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，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，请求放弃王京后撤。
邢玠的答复很简单：不行。
既然领导说不行，那就只有死磕了。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，自己可以杀杨元，邢玠就能杀自己。
但手下就这么点人，全带出去死拼，拼未必有效果，死倒是肯定的。琢磨来琢磨去，麻贵决定：打埋伏。
经过仔细筹划，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，此地不但地势险要，而且丛林众多，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。
九月六日夜，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，深夜出城，前往稷山设伏。
他很清楚，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，如伏击不能成功，待日军前来，就只能成仁了。
生死成败，一切都在冥冥之中。
九月七日，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。
在日军指挥官看来，眼前形势很好，不是小好，是大好，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，无论如何是赢定了。
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，他们纷纷表示，在进入王京时，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，绝不辜负此行。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，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，力求先抢，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。
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。
拂晓，日军进入伏击圈，明军指挥，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。
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，明军又极狡猾，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，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，所以虽然杀声震天，人却是一个皆无。挨了打又找不着主，日军越发慌乱。
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，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，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，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，只得落荒而逃。
眼看时机成熟，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，两千明军全线出击，奋勇追击日军。
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，简单说来，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，且穷追不舍。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，留下这样的记载：稷山之战，明军投入了四万大军，布满山林，不见首尾（遍山盈野）。
只有鬼才知道，那多余的三万八千人，是从哪里寻来的。
就这样，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，损失极为惨重，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，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，才告结束。
此战，日军大败，阵亡八百余人，伤者不计其数，史称“稷山大捷”。
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，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，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。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，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，是一个更大的陷阱。
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。
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，此后，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。
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，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。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，他已完成了部署，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，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，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，已经达到五万。
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，但已于事无补，随即全军撤退，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，离下海只差一步。
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，麻贵知道，该轮到自己了。
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，放心大胆地下海，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。
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：
左路军，统帅李如梅，杨镐，一万六千人，进军忠州。
中路军，统帅高策，一万一千人，进军宜宁。
右路军，由麻贵亲率，一万四千人，进军安东。
此外，朝军一万余人，进军全州。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阵型，因为各路大军的进军方向，正是日军的集结地，而他们，将面对各自不同的敌人。
中路军的前方，是泗川，这里驻扎的，是日军岛津义弘部。
朝军的前方，是顺天，呆在此地的，是日军小西行长部。
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向着目标挺进，然而，他们是不会进攻的。
派出这两支部队，只为一个缘由——迷惑敌人。
日军有十二万人，明军只有四万，所以分别击破，是明军的唯一选择。
而麻贵选中的最后目标，是蔚山。
蔚山，是釜山的最后屏障，战略位置极为重要，交通便利且可直达大海，是日军的重要据点。
麻贵据此判定，只要攻占蔚山，就能断绝日军的后勤，阻其退路，全歼日军。
驻守蔚山的，是加藤清正，兵力约为两万，就人数而言，并不算多，看上去，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下手对象。
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，日军明显吸取了四年前的教训，在布阵上很有一套。顺天、泗川、蔚山各部日军，摆出了品字型阵型，形成了一个十分坚固，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。
所以麻贵决定耍阴招，他先后派出两路部队进逼顺天、泗川，造成假象，使其无法判断进攻方向。此后，他将主力明军三万余人分成左右两路，分别向不同的目的地挺进，以降低日军的警觉。
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十二月二十日，左右两军突然改变方向，在距离蔚山不到百里的庆州会师，麻贵的最后一层面纱终于揭开。
明军即将亮出屠刀，敌人却还在摸黑。相对而言，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，接到敌情通报后，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，严防死守，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，由于没有任务，竟然离开了蔚山，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。
将领水平如此低下，当兵的还不挨打，那就没天理了。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十二月二十二日夜，明军从庆州出发，黎明到达蔚山，进攻正式开始。
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，带领三千骑兵直插日军城外大营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，日军毫无思想准备，当场被斩杀一千余人，损失惨重。明军乘胜追击，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，日军全线退守城内。
明军进攻之时，加藤清正正在西江浦扛砖头修工事，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——没有最慢，只有更慢。
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，之前毫无准备不说，仗打了一天，日军快马来报，他竟然还不相信，等败退日军前来亲身说法，他才大惊失色，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。
二十三日夜，各路明军陆续到齐，除左路杨镐、右路麻贵外，中路军董策一部也已赶到，共四万余人，成功实现合围。
对麻贵而言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三个月前，他仅凭七千余人，就吓退了十余万日军，两个月后，他得到了增援，并成功地分割了日军，包围了敌城。现在，他相信，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。
实在太顺利了，顺利得超出了想象。
古语云：反常者必不久。
第二天，事情出现了变化。
明军没有丝毫松懈，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，而战局的发展与麻贵设想的一摸一样，日军虽顽强抵抗，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，逐渐不支，而更出奇的是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城内突起大火，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，随即撤往内城高地。
到目前为止，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贵微笑，现在，他准备哭了。
日军盘踞的地方，叫做岛山营，此地建于陡坡上，城墙由石块筑成，极其坚固，是加藤清正的杰作。
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，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，实在是惨不忍睹，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，在某些方面，他还是很有水准的，比如说——搞工程。
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，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，工作认真细致，日本国内的许多坚固城池，都出自他的手笔。而岛山营，正是他的得意之作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，打仗就是其中之一。
明军士气旺盛，人多势众，火炮齐发，日军士气低落，人少势孤，枪炮很少，无论怎么分析，明军都是稳赢的。
但现实是残酷的，明军的攻击失败了，只有一个原因——地形。
日军城池依山而建，不但高，而且陡，云梯架不上，弓箭也射不到，火炮虽有效果，但面对石头城，杀伤力有限，加上敌军防守严密，明军仰攻一天，毫无建树，只能收兵回营。
弓箭火炮都不顶用，云梯又太短，想来想去，也只有爬了。
于是自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，在炮火的掩护下，明军开始爬山。
二十六日，明军休息，朝军奉命爬山，被击退。
二十七日，明军继续爬山，未果。
二十七日夜，经过商议，明军决定改变策略，以炮火掩护，准备柴草，借火箭射入城，发动火攻。
二十八日，大雨。
从天堂到地狱，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。攻击不利，好不容易想了个招，又被天气搅乱了。但事实上，一切才刚开始，因为据说地狱有十八层，而他刚进门。
就在二十八日下午，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——小西行长就要来了。
作为兵力最多，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，小西行长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，率领船队日夜兼程，向蔚山赶来。加藤清正可以死，但蔚山不能丢，虽说平时势不两立，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，只能拉兄弟一把了。
形势越来越严重了，目前久攻不下，士气不振，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，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。
敌人越来越多，没有预备队，没有援军。打到这个份上，如稍有不慎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许多将领纷纷建议，应尽早撤退。
经过慎重考虑，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——围城。
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抉择，但麻贵坚信，自己是正确的。
他敏锐地意识到，如果就此撤退，敌军将趁势追击，大败不可避免，虽然日军援军已到，但决定战斗成败的，却是城内的敌人。只要残敌覆灭，胜利仍将属于自己。
于是他调整了作战部署，派部将卢继忠率军三千堵住江口，组织火炮弓箭，加强防御。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泗川日军，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，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，总之一句话：打不死，就围死！
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。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，日军却更惨，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，城内没有水源，只能喝雨水，粮食吃光了，石头又不能啃。打仗还能提提神，不打就真没办法了。
于是在明军围困两天后，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，表示希望讲和，杨镐倒也实在，说你出来吧，出来我和你谈判。
加藤清正回复，你们明朝人不守信，我不出来。
在我看来，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。
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，之前日军有两万余人，战斗死伤已达四五千人，躲入城的，由于没有粮食衣被，许多都冻饿而死，到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正月初一，城内仅余四千余人。
麻贵十分肯定：敌人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。
可这一口气，终究没能挺过去。
到目前为止，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且周密的，从假象、兵力部署、战略战术、计划变更，都无一失误。
综观整个战役，他只犯了两个错误，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。
然而成败，正是由细节决定的。
第一个错误的名字，叫做心态。
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，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，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：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，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。日军如果丢失蔚山，就会失去退路，除了下海喂鱼，估计没有第二条路走。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，就是顽抗到底。
而明军作为进攻方，占据优势，就算战败，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，毕竟是公家的事儿，犯不着玩命。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，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，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。
正月初二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，明军拼死作战，终于遏制了日军，暂时。
正月初三，日军发动猛攻，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，再次抵挡了进攻，但士气已极度低落，开始收缩阵地。
正月初四，麻贵做出决定，撤退。
事情已经很明显，敌人异常顽强，此战已无胜利可能，如不立即撤退，必将全军覆灭。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，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——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，其他部队随后跟上，部将茅国器率军殿后。
而统领城北明军的任务，他交给了杨镐。
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。
在接到撤退命令后，杨镐带队先行，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，但随着部队的行进，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，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，唯恐被丢下，开始喧哗起来。
应该说，在撤退中，这种事情是难免的，如能及时控制，就能平息风波。退一步讲，就算杨镐没能力，控制不住，毕竟有人殿后，也不至于出大事。
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，嘈杂的叫喊声中，杨镐慌乱了。
这个厚道的老好人，这个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，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，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。
面对眼前的乱局，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——逃跑。
局势再也无法挽回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撤退就是逃跑，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：撤退是慢慢地跑，有组织地跑，而逃跑的主要内容，只有跑。
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，领导有跑的权力，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。一个跟着一个，明军很快大乱，四散奔逃。
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，明军大败，伤亡惨重，余部退回庆州。蔚山之战就此失败。
此战，明军伤亡共计两万余人，进攻受挫，战线收缩至王京，而日军损失也高达一万余人，无力发动反击，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。
战争最残酷的地方，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，有多少财产损失，而是它一旦开始，就很难停止。
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，可要真打起来，那就痛苦了。双方各出奇谋，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，全都往死里掐，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，当场掐死了还好，赔款割地，该干嘛就干嘛。最恶心人的，就是死掐偏掐不死，你能打，我也不差。
但凡遇到这种情况，双方都头疼，要不打吧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花了那么多钱，这笔帐找谁算？更何况，还有一个面子问题。
麻贵面临的，就是这种状况。
蔚山战役之后，明军开始收拾残局。
第一件事是整军队，麻贵亲自出马，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，并向朝廷打报告，要求增兵。
第二件事是整人，也就是追究责任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。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，仗打成这样，作为主要责任人，处罚是免不了的。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，搞得皇帝也怒了，本打算劈他，大臣求情，这才罢官免职，没挨那一刀。这位兄弟的事还没完，后面再说。
善后处理圆满结束，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。
日本方面力不从心，很想和谈。打到今天，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，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，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，挽回面子，才好走人。
然而明朝却是死硬派，根本就没想过谈判，别说割地赔款，连路费都不打算出，且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。
谈是谈不拢了，可要打也打不起来。日军虽然人多，但之前被打怕了，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，不敢进犯。估计是学精了，占多少是多少，死赖着不走。
明军倒是很有进取精神，总想赶人下海，无奈兵力实在太少，有心而无力，只能在原地打转。
总而言之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，于是大家只能坐在原地，继续等待。
等着等着，日军开始吃不消了。因为他们部队太多，且长期出差在外，国内供养不起，又没人种田，只能陆续往回拉人，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八万。
与此同时，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，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，总数已达七万。
明军从未如此强大，日军也从未如此弱小，于是麻贵认为，行动的时候到了。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七月，麻贵再次做出了部署：
东路军，由麻贵亲率，所部三万人，攻击蔚山。
中路军，统帅董一元，所部两万六千人，攻击泗川。
西路军，统帅刘綎，所部两万人，攻击顺天。
九月七日，三路明军正式出征，这一次，没有假象，不用转弯，所有的军队，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。
在当时的麻贵看来，选择这个时候出征，实在是再好不过了。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，各部修整完毕。而在此期间，锦衣卫也来凑了把热闹。事实证明，这帮人除了当特务，干间谍也有一套，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，并提供了大量情报。
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，加上手里有了兵，麻贵相信，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。
但是他又错了。
麻贵不知道的是，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，却绝非尽善尽美，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，他们并未探知：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八月，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，年六十三。
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，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，归于梦幻，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，却还远未结束。
丰臣秀吉死后，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，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，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：
极力争取议和，如议和不成，即全线撤退。
撤军日期为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十一月五日，此日之前，各军应严加布防，死守营垒，逃兵格杀勿论，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。
为保证撤退成功，当时知道这一消息的，仅有小西行长、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，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。
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，然而没有人相信，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计算，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了十多次。
于是，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，是日军最后的疯狂。
第十九章 胜算
【刘大刀】
第一个到达目的地的，是西路军，主帅刘綎。
刘綎，字子绅，江西洪都（今南昌）人。应该说，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。
刘珽的父亲叫做刘显，是明军的高级军官，而且经常领兵出战，基本上没怎么在家呆过。但值得夸奖的是，虽然他长期不在家，刘珽的教育辅导工作却一点也没耽误——刘显打仗，是带着儿子去的。
自幼出入军营，吟诗作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每天见惯砍砍杀杀。有这样优良的家庭教育打底，刘珽很早就体现出了武将的天赋。他不但勇猛善战，而且力大无穷，用的兵器也很特别——镔铁大刀。
所谓镔铁，到底是啥成分，已经无人知晓，但它的重量，史料上是有记载的：一百二十斤。
当然了，一百二十斤的大刀也不算太重，只要身体还行，练一练也还举得起来。不过刘綎同志不光举，而且用，其具体用法，史料上是这样形容的——轮转如飞。
每次我看到这四个字，都有不寒而栗之感。
在战场上用这种兵器，那真是想低调都不行，所以很快刘珽就出名了，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——刘大刀。
刘大刀不但手里的家伙实在，人也很实在，说砍就砍，从不含糊。万历初年，刘显奉命去西南讨伐蛮族，大刀兄虽然才二十多，也跟着去了，并且在战场上表现活跃，勇猛无畏，立下了战功。
从此他就再也没有消停过。
万历十年，他又跑到了缅甸，把当地人打了个落花流水，并被升为游击。之后他挥舞大刀，听从祖国召唤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砍，全国各地都留下过他的身影。到朝鲜战役前夕，他已升任参将。
仗虽然打起来了，却没他什么事，也没人想用他，于是大刀兄坐不住了，自己提出申请，希望带兵去朝鲜打仗。朝廷一想，反正这人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派他去了。
刘綎的运气不错，刚到朝鲜没多久就升了官，当上了副总兵，但在这次战争中，他却并非主角，因为他资历太浅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更猛的李如松，所以在朝鲜的这几年，他很少承担主战任务，基本上是配合吴惟忠、查大受等人作战。
到万历二十三年，明军撤军时，他奉命留守朝鲜，帮助朝军训练部队，当上了教官，直至再次开战。
现在，他的机会终于到了。
在当时的赴朝明军中，有三支公认战斗力最强的队伍，他们分别是李如松的辽东铁骑、吴惟忠的戚家军，以及刘綎的车军。
作为武将世家子弟，刘綎也有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特殊部队——车军。它没有辽东铁骑的迅猛，也不如戚家军善战，却被日军认为是最难应付的军队。
车军，共计五千余人，以川人为主。与辽东铁骑和戚家军不同，它是一支混合部队，除了步兵，还有骑兵，火枪兵，当然，还有大车。
具体战法是这样的，每逢出战，骑兵先行，步兵和火枪兵推着大车前进，敌人出现时，即迅速将大车围成圆圈，组成车阵，火枪兵以此为屏障，用火枪对敌发动齐射，完成第一波攻击。
待敌军锐气已尽时，便发动骑兵由车阵内冲出，击垮敌阵，然后步兵出击，追歼敌军。
很明显，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战法，守时滴水不漏，攻时锐不可挡，凭借这支部队，刘綎赢得了无数次战斗的胜利。
所以他一直坚信，在自己的大刀和车军面前，所有的敌人都将崩溃，小西行长也不例外。
自从入朝以来，小西行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顺天。与其他人不同，他的脑袋十分清醒，所谓侵朝灭明，不过是痴人说梦，跟着混事就行。现在痴人已经死了，梦也结束了，就等着收拾包袱回家。
可这事八字还没一撇，就来了送行的，而且看架势，是要把自己直接送进海里。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九月十九日，刘綎部逼近顺天。
小西行长和刘綎交过手，也知道车军的厉害。但此时此刻，面对这个可怕的对手，他却并不慌张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克制车军的方法。
其实这个方法并不神秘，简单说来就两个字：不打。
反正打不赢，索性不理你，看你还能怎么办？
敌人死不出头，这下刘綎也没招了，只得命令部队强攻，但大车毕竟不是坦克，又不能撞墙，而小西行长坚守营垒，凭借有利地形，多次击退明军。刘綎进攻受挫，只得暂停攻击。
既然攻不下来，刘綎决定，与小西行长和谈。当然，和以往一样，这次也不是真谈。
如果评选被忽悠次数最多的将领，小西行长排第二，没有人敢排第一。这位仁兄不但多次被忽，还举一反三，加上了忽人的行列。按说以他在这一行的资历，是不会再相信这类话了。
开始也确实如此，刘綎连续派出了三批使者，小西行长都不信。但刘大刀却是不依不饶，一定要把阴招进行到底，又派出了第四批使者。
这次，小西行长终于相信了。他准备出城与刘綎谈判。
然而关键时刻，明军出了叛徒，泄露了刘綎的计划，小西行长又缩了回去。
从沈惟敬开始，再到李如松、刘綎，谈了无数次，被骗了无数次，我相信，即便打死他，下辈子再投胎，他也不会搞谈判了。
刘綎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改变了策略，全力监督部下攻城，但日军防守严密，多次进攻毫无进展，刘綎毫不气馁，亲自上阵指挥战斗。
然而，十月三日，他却突然停止了攻击。
因为在这一天，他得到了中路军的战报。
董一元到达泗川的时间，是九月二十日。而他的对手，是岛津义弘。
三年前，当丰臣秀吉听到僧人宣读的诏书，明白自己已经上当，怒火中烧之时，曾对沈惟敬和杨方亨说过这样一句话：
“且留石曼子兵于彼，候天朝处分！”
联系上下文，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，我把石曼子和他的兵留在那里（朝鲜），看你们（明朝）怎么办！
石曼子，就是岛津义弘。
作为日本九州地区的诸侯武将，岛津义弘绝非丰臣秀吉的嫡系，恰恰相反，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，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死硬派，硬到全国基本都被打服，他还硬挺着。
然而，丰臣秀吉却对其十分欣赏，多次重用，原因很简单——好用。
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一根筋，而九洲地区则将此传统精神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无论是做买卖还是打仗，都很实诚，绝不偷奸耍滑，作战时一定在前，撤退时必定垫背，其勇猛顽强连丰臣秀吉也望而生畏。
更值得称道的是，直到今天，这里依然是民风犹存。比如说黑社会，经过多年改良，而今在东京干这行的，全都是西装革履，讲究秩序，遵纪守法，连收保护费都讲纪律，从不随意捣乱。
九州萨摩地区的就没谱了，时代不同了，传统一点没丢，但凡遇上抢地盘、谈判之类的事，经常二话不说，拿着刀赤膊上阵，往死里砍，在日本黑社会组织中极具威望，向来无人敢惹。
岛津义弘和他的第五军就属于这一类型，其作战特点是勇猛、凶残，不怕死，即使寡不敌众也敢打，是日军的战斗主力。
而岛津义弘除陆上作战勇猛外，还精通水军指挥，也算是两栖人才。虽然脑筋不太灵活，但贵在敢玩命，而且他还有一项独门绝技——突围。
所谓突围，其实就是逃跑。岛津义弘最绝的地方就是，他打仗不含糊，逃跑也很厉害，不但逃得准，而且逃得快，专往敌军结合部跑，一眨眼就没影。在后来的日本关原之战中，他所隶属的西军全线溃败，剩下他带着一千多人，面对德川家康几万大军的重重包围，竟然还是逃了出去，实在很有两把刷子。
总而言之，此人能攻善守，经验丰富，可算是朝鲜战场上的日军名将。
相对而言，中路军指挥董一元就低调得多了，此人名气一般，才能一般，连兵力都一般。日军有两万人，他也只有两万六千。
但这位一般的人，有个不一般的先锋——李宁。
这位仁兄的脾气可谓是尽人皆知，每天喊打喊杀，见到日本人就拔刀，连使者都砍，差点坏了李如松的大事。
现在，他表现的机会到了。九月二十七日，明军刚刚到达泗川，他就等不及了，二十八日夜便率军一千，连夜冲入了泗川城内。
日军准备不足，被冲得七零八落，但毕竟人多势众，随即组织反击。李宁由于过于靠前，被日军围攻，战死。
但他的死是值得的，董一元带领大军随后赶到，一顿猛砍猛杀，全歼守军，击毙日军大将相良丰赖，主将川上忠实身负重伤，率领一百余人逃进内城。
内城的守备者，正是岛津义弘，他倒不怎么慌张，因为城内还驻扎着第五军主力一万余人，且地势险要，三面环水，易守难攻。所以他打定算盘，在此坚守，等候援军到来。
话虽这么说，但当明军进攻之时，他才发现，自己的算盘估计是打错了。
董一元虽然才能平平，却也不是善茬，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派人去硬攻，地形如此险要，还是用炮合算。
十月初一，总攻击正式开始。
明军在离城百米处布下阵地，架设大量佛郎机炮，对准城内猛烈轰击。城内日军死伤甚多，且火光四起，顾此失彼，一向镇定自若的岛津义弘也不镇定了，当即集合部队，准备发挥他的逃跑绝技。
事实上，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，明军的炮火已扫清了外围，城门也被攻破，大批明军已集结待命，只等一声令下冲入城内，此时的日军已毫无斗志，即将完全崩溃。
俗话说：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现在打拼已过，七分到手，接下来的是三分。
前方已经没有阻拦，董一元下达了总攻令。
正当他准备拿下最后三分的时候，一阵猛烈的巨响却轰鸣而起——在他的身后。
爆炸发生在明军部将彭信古的大营中，并引发了营中火药连锁效应，许多明军士兵被当场炸死，火光冲天而起，军心顿时大乱。
事后调查证实，引发此事的，不是日军的伏兵，更不是什么忍者之类的玩意，而是安全工作疏漏——失火。
这就真没办法了，命苦不能怨政府。
混乱之中，明军不知所措，皆以为是被人抄了后路，纷纷逃窜，眼看到手的泗州城就此落空，原本打算溜号的岛津义弘立即来了精神，出城发动攻击，明军大败。
泗川之战以失败告终，明军损失惨重退守晋州，日军侥幸取胜不敢追击，依旧固守原地。
因为此战，岛津义弘名声大振，在日本国内被捧上了天，称为“鬼石曼子”，其实说穿了，这位仁兄的胜利秘诀只有一条——运气好。
但无论如何，赢了就是赢了，输了就是输了。而输了的结果，是很严重的。
因为除西路军刘綎外，此时的麻贵，也正处于进退两难之际。
他的东路军于九月底到达蔚山，却无事可干。因为自从上次吃了亏后，加藤清正每天都呆在蔚山，一动都不动，打死也不出头。麻贵攻，他就守，麻贵不攻，他还是守。总而言之，不打，只拖。
就这么拖到十月份，泗川战败的消息传来，无论是麻贵，还是加藤清正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——解脱了。
在麻贵的统一调配下，东西两路军分别撤退，返回出发地，九月攻势宣告结束。
在这次进攻中，明军立功心切，日军保命要紧，拼了半个多月，战局却无丝毫改变，大家都白忙活了。
最郁闷的人是麻贵，他尽心竭力策划的进攻方案，却无任何效果，实在是比较窝囊。但更让他绝望的是，经过此役，他已经确定，凭借目前明军的实力，是不可能打破战场僵局的，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。
麻贵并不知道，此时距离日军撤退，仅剩一个月时间。如无意外，十一月五日，日军将带着抢掠的无数战利品从容退回国内。而那时，明军只能望洋兴叹，目送日军安然撤退。
但一个人的到来，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一切。
【等待】
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璘，字朝爵，广东翁源人。
说起来，这位兄弟也算是老油条了，嘉靖末年就当上了指挥佥事，此后又东征西讨，几十年下来，到万历年间，终于当上了总兵。
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，破格提拔从来无分，领导赏识一直无缘。游击、参将、副将、副总兵一级级地升，做官做得那真叫艰苦。据说是因为他是广东人，且只会讲粤语，官话（即当时的普通话）讲不好，也听不懂，总不招人待见，所以进步很慢。
而且这人还有个缺点——贪，且不是一般的贪。方式是多种多样，层出不穷：派他去管兵，就放纵手下抢掠民财；派他去镇守地方，就大兴土木，贪污工程款；派去打仗，竟然又克扣军饷。在贪污这行当里，可谓相当之牛。
可就是这么个人物，偏偏极会打仗，而且什么仗都打过。开头在山区打土匪地痞，后来到地方，又管过治安，抓过强盗小偷，还曾跟着一代名将（兼贪污犯）殷正茂混过（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），剿灭了许多叛乱军。
算起来，不听招呼的各类人等，只要在陆地上，他都灭过了。
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连海上的品种，他也没有放过，海贼、海盗、乃至于倭寇，都在他的消灭范围之内。
可是这位水陆两用人才，实在是毛病太多，谁沾上谁倒霉，所以一直以来，既没人用，也没人举荐（朝士惜其才，不敢荐）。
和平年代，大家不想惹事，这种人就不能用，但战争一来，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。
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陈璘出山，前往朝鲜。
按照朝廷的原意，把这个爱惹麻烦的家伙放出来，自然是要他卖命打仗，可不知为什么，这位兄弟去了一年，竟然什么也没干，官却升得极快，刚去的时候只是个参将，很快就升为副将，万历二十一年，他已经当上了副总兵。
一仗没打就混到这个地步，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。
当然，陈璘除外，战争结束后，他怀揣着升官的秘密，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去了福建，并就任总兵，凭借他多年累积的捞钱经验，发财致富指日可待。
但纸包不住火，三年后，中日和谈失败，沈惟敬的忽悠被识破，石星被判下狱，而另一个秘密也就此曝光。
原来陈璘兄并非只进不出，他除了能贪外，还很能送，石星收了他的钱，自然要帮他办事，陈璘同志这才得以一路春风，扶摇直上。
可是现在石星倒了，官自然是没法当了，去监狱找他退钱估计也不成，亏了本的陈璘只好再次回了老家。
但人只要有本事，就不怕没活干，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中日再次开战，朝鲜水军全军覆没，李舜臣还在军营里扛木头，要夺回制海权，只能靠明朝水军了。
于是陈璘再次找到了工作，虽然兵部尚书邢玠极端厌恶这个老官僚，可他没有第二个选择。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六月，陈璘率五千广东水军到达朝鲜，与他一同到来的，还有邓子龙。
邓子龙，丰城人，时任钦差备倭副总兵，都督佥事。
要论年头，他的资格比陈璘还要老，嘉靖中期，他就已经从军打仗了，多年来，奔波于广东、云南、缅甸、福建，东征西讨，战斗经验丰富，而论人品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几十年兢兢业业，从小兵干起，不走后门，不搞关系，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。
正因为他过于老实，没有后台，到六十多岁，才混到副总兵，且平时沉默寡言，即使受了委屈，也不与人争辩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他奉命出征，本来打了胜仗，却背了黑锅，被言官参劾免职，他没有辩解，只是默默地回了家。
但当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他接到朝廷调令时，依然毫不犹豫地动身出发，尽管此时他已年逾七十，尽管他的职务只是副总兵，尽管他即将听从一个年纪比他小，品行比他差的人（陈璘是总兵）的指挥。
就这样，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，他们的出现，将彻底改变无数日军的命运。
安置邓子龙后，故地重游的陈璘见到了他的另一个下属——李舜臣。
此时的李舜臣刚刚得到解脱，元均战死后，他奉命重新组建朝鲜水军，虽然朝中还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，但眼下局势危急，这个烂摊子也只能指望他了。
李舜臣之所以不招人待见，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，此人虽才具甚高，为人处世却不行，不善与人相处，碰谁得罪谁，作为下属，是十分难搞的。
但陈璘干净利落地搞定了他，虽然他在国内一口粤语，官话讲得鬼都听不懂，但到了国外，也就无所谓了，反正无论官话、粤语，人家都分不出来，一概不懂。而陈璘也充分发挥了他搞关系的特长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，与李舜臣进行了良好的沟通。
这种方式就是写诗。
一到朝鲜，陈璘就写了这样一首诗给李舜臣：
〖不有将军在，谁扶国势危？
逆胡驱襄日，妖氛倦今时。
大节千人仰，高名万国知，
圣皇求如切，超去岂容辞！〗
就文学水平而言，这首诗大致可以划入打油体或是薛蟠体，还不是一般的差劲，但如果细细分析，就会发现，其中的政治水平十分高超。
前四句是捧人，作为李舜臣的上级，对下属如此称赞，也真算是下了血本。
第五六句继承风范，大肆夸奖李舜臣同志众望所归，威名远扬，但这只是铺垫，核心部分在最后两句，所谓圣皇求如切，隐含的意思就是劝人跳槽，建议李舜臣别在朝鲜干了，到明朝去另谋高就。
纵观全诗，捧人是为了挖墙角，挖墙角也就是捧人，浑然天成，前后呼应，足可作为关系学的指定教材，写入教科书。
李舜臣被感动了，于是他连夜写了几首和诗回复陈璘，表达自己的感慨。并同时表示，愿意听从陈璘的指挥，齐心协力，驱逐倭奴。
我一直认为，像陈璘这样的人，无论明朝兴衰与否，他都是饿不死的。
在成功实现团结后，经过麻贵鼓动，陈璘率军参加了顺天战役，然而由于战局不利，麻贵率陆军先行撤退，水军失去支援，只得铩羽而归。
对麻贵的行径，陈璘十分愤怒，然而没过多久，麻贵再次找到了他，并交给他另一个任务。
麻贵告诉陈璘：我军作战计划已定，自即日起，你所属之明军，应全部开赴海上。
陈璘问：所往何事？
麻贵答：无定事，来回巡视即可。
陈璘再问：那你准备干什么？
麻贵回答：我哪里也不去，驻守原地。
看着一头雾水，满腔怒火的陈璘，麻贵终于说出了迷题的答案。
三路攻击失败之后，麻贵已经确定，强攻是不可行的。即使攻下，明军的损失也会极其惨重，而事情到了这步田地，谈判也是不可信的。进退两难之际，他想到了陈璘，想到了一个不战而胜的方法。
麻贵下令，所有明军立即停火，中路军董一元、西路军刘綎派出使者，与对峙日军协商停战。总而言之，大家都不要动了。
唯一活动的人，是陈璘。而他的任务，是率舰队沿朝鲜海岸巡航，并击沉所有敢于靠近海岸的日本船队。
这一军事部署，在今天的军事教科书里，叫做囚笼战术；在街头大婶的口中，叫关门打狗。
经过无数次试探与挫折，麻贵终于找到了日军的最大弱点——粮食。
无论日军多敢玩命，毕竟都是人，是人就要吃饭，而这些后勤补给必须由日本国内海运而来，所以只要封锁海岸线，打击日本船队，敌军必定不战而溃。
事实证明，麻贵的判断是正确的。自十月中旬起，陈璘开始改行，干起了海盗。率军多次扫荡，见船就抢，抢完就烧，把朝鲜沿海搞成了无人区。他干得相当彻底，以至于某些朝鲜船队由此经过，也被抢了。
无奈之下，日军只得派藤堂高虎率水军迎战。但陈璘同志实在是多才多艺，不但能抢，也能打，几次交锋下来，藤堂高虎落荒而逃，再也不敢出来逞能（见璘舟师，惧不敢往来海中）。
躲不过也抢不过，日军叫苦不迭，特别是小西行长，因为三路日军中，他的处境最惨，加藤清正占据蔚山，岛津义弘驻扎泗川，这两个地方离海很近，只要躲过陈璘，靠岸把粮食卸下来就能跑。
可是小西行长所处的顺天，不但离海远，而且水路复杂，千回百转，进去了就出不来，陈璘最喜欢在这里劫道，许多日本船打死都不愿去。
半个月下来，日军饿得半死不活，小西行长没辙了，竟然主动派人找到陈璘，希望他能让条道出来，而作为代价，他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交换条件——一千两百个人头。
这意思是，如果你放条生路给我走，我就留一千两百人给你，请功也好，杀头也罢，你自己看着办。
话说到这个地步，也是真没办法了。当然，陈璘并没有答应，因为他要的，绝不仅仅是一千两百人。
日军就此陷入绝境，但小西行长并不慌张，因为那个约定的日期，已经近在眼前。
十一月五日，只要等到那天，一切都将结束。
在期盼和忐忑之中，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。
依照之前的约定，日军加藤清正、岛津义弘、小西行长三部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战利品，准备撤退。而对峙的明军，却依然毫无动静，仍旧被蒙在鼓里。
如无意外，日军将携带其掠成果，背负着杀戮的血债，安然撤回日本。
然而意外发生了。
就在此前不久，日本五大老（丰臣秀吉五位托孤大臣）向明军派出使者，表示如果朝鲜派出王子作为人质，并每年交纳贡米、虎皮、人参，日方出于怜悯，将会考虑撤军。
今时今日，还敢如此狂妄，似乎有点不近情理，但事实上，这是日军的一个策略。为了掩护即将到来的撤退，必须麻痹敌军。
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个所谓的计策，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。
因为麻贵同志虽然姓麻，却很难被麻痹。毕竟在明朝政府混了几十年，什么阴谋诡计都见过了，日本人在这方面，还处于小学生水平。
所以麻贵立即判定了日军的真实意图——逃跑。
此时是十一月七日，麻贵命令，全军动员，密切注意日军动向，随时准备出击。
十一月八日，驻扎在古今岛的陈璘接到密报，确认丰臣秀吉已经死亡，日军即将撤退。他随即下令，水军戒备，准备作战。
明军知道，日军不知道明军知道。在千钧一发的局势中，战场迎来了最后的宁静。
无论如何，双方都已确定，生死成败，只在顷刻之间。
十天之后，最后摊牌。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十一月十八日，加藤清正突然自蔚山撤退。然而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——明军并未阻拦。
随后，驻扎泗川的岛津义弘也率第五军撤退，明军仍然未动。
五大老一片欢腾，在他们看来，撤军行动十分成功，明军毫不知情。
然而接下来，一个消息打断了他们的欢呼——小西行长被拦住了。
作为脑筋最灵活的日军将领，小西行长的反应极快，获准撤退后，他立即带兵，日夜兼程赶赴海边，却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明军水师。
但小西行长并不惊慌，因为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。
顺天离海较远，不利逃跑，而沿海地区水路复杂，易于封锁，如果明军不来，那才是怪事。
为了实现胜利大逃亡，他已想出了对策，并付诸实施，而到目前为止，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，顺利脱身指日可待。
但事实上，五大老错了，小西行长也错了。
明军放任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逃走，并非疏忽，而是一个圈套的开始。
在之前的十天里，麻贵对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，他清醒地意识到，日军有意撤退，但凭借明军目前的兵力，是很难全歼敌军的，恰恰相反，对方已有了充足的撤军准备，如果逼狗跳墙，后果将很难预料。
唯一的方法，就是逐个击破。
但日军是同时撤退的，明军兵力有限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
十一月四日，他终于找到了那个方法。
就在这一天，陈璘出海巡视，突然发现自顺天方向驶出一条日军小船，行踪隐蔽，速度极快。
要换在以往，陈璘会立即下令向此船开炮。
但这一次，他犹豫了，因为几十年战场经验告诉他，不能攻击这条船。
考虑片刻后，他派出了舰只跟踪此船，几个时辰之后，消息传回，他的估计得到了印证——这条船的目的地，是泗川。
他立即将此时通报麻贵，双方的判断达成了惊人的一致：几天之内，日军将全军撤退，而那条小船，是小西行长派出的，其唯一目的，是向岛津义弘求援。
这正是小西行长的对策，他知道，一旦撤退开始，靠海的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必定能顺利溜号，而他地形不利，很可能被堵住，到时只能找人帮忙。
加藤清正是老对头，不帮着明军打自己，就算不错了，是绝靠不住的。
只能指望岛津义弘了，他相信，关键时刻，这位二杆子是会拉兄弟一把的。
于是他派出小船通报此事，而结果也让他很满意，小船安全返回，并带来了岛津义弘的承诺。
后顾之忧解除，他终于放心了。
然而就在此时，麻贵和陈璘已经制定出了最终的作战计划：
中路董一元、西路刘綎密切监视日军加藤清正及岛津义弘部，发现其撤军，立即上报，但不得擅自追击。
水军方面，陈璘部停止巡航，并撤去蔚山、泗川一带海域之水师，全军集结向顺天海域前进，堵住小西行长撤退的海道。
放走加藤清正和岛津义弘，因为他们并不重要，只有小西行长，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。
这是一个最佳的诱饵，在其诱惑之下，日军将逐个赶来，成为明军的完美猎物。
撤退、放行、堵截，一切按计划如期进行，双方都很满意，但胜利者终究只有一个，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。
十一月十八日，夜。
小西行长没有看错人，岛津义弘不愧二杆子之名，虽然他已成功撤退到安全地带，但听说小西行长被围后，却依然信守承诺，率第五军一万余人赶来救援。
但除了小西行长外，还有一个人也热切地期盼着他的到来——陈璘。
四天前，他召集全军，连夜赶到了顺天海域，经过仔细观察，他发现，从泗川到顺天，必须经过一条狭长的海道，而这片海域的名字，叫做露梁海。
在露梁海的前方，只有两条水路，一条通往观音浦，另一条经猫岛，通往顺天。
他随即做出了如下部署：
副总兵邓子龙，率三千人，埋伏于露梁海北侧。
水军统制使李舜臣，率五千人，埋伏于露梁海南侧的观音浦。
而他自己则率领余下主力，隐蔽于附近海域。
当岛津义弘部队出现时，全军不得擅自行动，等待其部完全进入露梁海后，方可发动攻击。
攻击发起时，邓子龙部应以最快之速度，截断敌军后退之路，李舜臣部则由观音浦出动，袭击敌军之侧面，打乱敌军之阵型。
以上两军完成攻击后，须坚守阵地，不惜任何代价，将岛津义弘部堵死于露梁海中，等待陈璘主力到来。
而那时，明军将发动最后的攻击，将侵略者彻底埋葬。
一切就绪，李舜臣却发问了：邓子龙堵截后路，我守观音浦，猫岛何人驻守？
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如岛津义弘熬过伏击，坚持向猫岛挺进，就能到达顺天，与小西行长成功会师，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。
然而陈璘告诉他，猫岛根本无须派兵驻守。
“岛津义弘是不会走这条路的，我肯定。”
第二十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
【牺牲】
在不安与等待中，十八日的夜晚到来。
此时的岛津义弘站在旗舰上，信心十足地向着目的地挺进。之前的泗川之战，虽然他只是侥幸捡个便宜，但毕竟是胜了，又被人捧为名将，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之所以跑来救小西行长，倒不是他俩关系多好，无非是二杆子精神大爆发，别人不干，他偏干。
此外，他已认定，明军围困小西行长，必然放松外围的戒备，更想不到日军去而复返，此时进攻，必能一举击溃明军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笨人的第一特征，就是自认为聪明。
事实印证了岛津义弘的猜想，明军以往严加防范的露梁海峡，竟然毫无动静，由一万五千余人组成的日军舰队，就此大摇大摆地开了进去。
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能领到回航的船票。
日军的舰队规模很大，共有六百多条船，队列很长，当后军仍在陆续前进之时，前军的岛津义弘已依稀看到了前方的猫岛。
但他永远不可能到达那里了，因为当最后一条船进入露梁海口的时候，等待已久的邓子龙发动了攻击。
邓子龙手下的这三千兵，大多是浙江人，跟随他从浙江前来此地，虽然名不见经传，却绝非寻常。在五十多年前，这支队伍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——俞家军。
在当年那场艰苦卓绝的抗倭之战中，两位大明名将分别创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军队：戚家军，以及俞家军。
俞大猷熟悉海战，是唯一堪与徐海对敌的明朝海军将领。而他所创建的俞家军，大都从渔民中选取，熟悉水性和流向，善于驾船，并经过严格训练，多次与倭寇海盗交战，有丰富的战斗经验，堪称明朝最精锐的水军。
经过五十年的淬炼与更替，他们来到了朝鲜，露梁海。
接到进攻命令后，邓子龙部从埋伏处突然驶出，将日军归路堵死，并以十只战船为一组，向日军舰队发起多点突袭。
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，由于日军队列过长，而且毫无防备，转瞬之间，后部上百条战船已被切成几段，虽然日军人数占优，却陷入明军分割包围，动弹不得。
包围圈内的日军一片慌乱，他们纷纷拿起武器，准备和跳上船的明军肉搏，然而明军战舰却丝毫不动，保持着诡异的平静。
日军的疑问没有持续太久，便听到了答案——可怕的轰鸣声。
明军的第二波攻击开始，不用跳帮，不用肉搏，因为在邓子龙的战舰上，装备着一种武器——虎蹲炮。这是一种大型火炮，射程可达半里，虽然威力一般，炮弹飞个几百米就得掉水里，但近距离内打日军的铁皮木头船，还是绰绰有余。
就这样，在炮轰、哀嚎、和惨叫声中，日舰队后军损失惨重，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。
当炮声响起的时候，前军的岛津义弘立即意识到，中埋伏了。
但很快，他就显示出了惊人的镇定与沉着，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——继续前进。
后军已经深陷重围，敌军兵力不清，所以目前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攻击向前，与顺天的小西行长会师。只有这样，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。
在岛津义弘的指挥下，日军舰队抛弃了后军，不顾一切地向前挺进。
然而，他们没能走多远。
当岛津义弘军刚刚冲出露梁海时，便遭受了第二次致命的打击——李舜臣出现了。
被冷落三年后，李舜臣终于再次成为了水军统领，当他于三个月前上任时，迎接他的，却只有两千多老弱残兵和一些破烂的船只，因为他的前任元均在战死的同时，还带走了许多水军舰船作为陪葬。
此时，明朝水军尚未到来，日军主帅藤堂高虎率领舰队横扫朝鲜海峡，无人可挡，而李舜臣，什么都没有。
九月十五日，藤堂高虎率四百余条战舰，闯入鸣梁海峡。
李舜臣得知消息后，即刻率少量龟船出战，确切地说，是十二条。这已经是他的全部家当。
四百对十二，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定，虽然李舜臣是少有的水军天才，此战也必败无疑，除非奇迹发生。
但事实告诉我们，奇迹，正是由天才创造的。
战役结局证明，藤堂高虎的水军技术，也就能对付元均这类的废物，经过激战，李舜臣轻松获胜，并击沉四十余艘敌舰，歼灭日水军三千余人，日军将领波多信时被击毙，藤堂高虎身负重伤，差点被生擒，日军大败，史称鸣梁海之战。
对李舜臣而言，这不过光荣的开始，而露梁海，将是传奇的结束。
当日军舰队出现在视野之中时，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令。
此时，岛津义弘的心中正充满期待，他已经看见了前方的猫岛，如此靠近，如此清晰，只要跨过此地，胜利仍将属于自己。
然后，他就听见了炮声，从他的侧面。
在战场上，军队的侧翼是极其脆弱的。一旦被敌方袭击，很容易被拦腰截断，失去战斗能力，其作用类似于打群架时被人脑后拍砖，是非常要命的一招。
很明显，龟船比砖头厉害得多。在李舜臣的统一指挥下，这些铁甲乌龟直插日军舰群，几乎不讲任何战术，肆无忌惮地乱打乱撞。在这突然的打击下，日军指挥系统被彻底搅乱，混作一团，落海丧生者不计其数。
然而，就在这最为混乱的时刻，岛津义弘却并没有慌乱。
作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官，他保持了清醒的意识，在攻击发起的那一刻，他已然确定，敌人来自侧翼。
而他的前方，仍然是一片坦途，很明显，明军并未在此设防。
那就继续前进吧，只要到达顺天，一切都将结束。
按照之前的计划，当邓子龙的第一声炮声响起时，陈璘启航出击。
出于隐蔽的需要，陈璘的军队驻扎在竹岛，这里离露梁海较远，需要行驶一段，才能到达会战地点。
而在此之前，岛津义弘将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空虚的猫岛海域，成功登陆顺天。
然而陈璘并不着急，因为他知道，那看似无人防守的猫岛，是岛津义弘绝对无法逾越的。
拼死前行的日军舰队终于进入了猫岛海域，然而就在此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
在一片宁静之中，位列前列的三艘战舰突然发出巨响！船只受创起火，两艘被重伤，一艘沉没。
没有敌船，没有炮火，似乎也不是自爆，看着空无一人的水域，岛津义弘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——有鬼不成？！
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，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下，一种可怕的武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，它的名字，叫做水雷。
明代水雷，是以木箱为外壳，中间放置火药，根据海水浮力，填充重量不等的重物，以固定其位置，并保持漂浮于海面之下，以便隐蔽及定位。
当然了，关于这东西，我也就了解这么多。相关细节，如引爆及防水问题本人一概不知，唯一能确定的，就是这玩意确实能响，能用。
陈璘的自信，正是来源于此。
岛津义弘却依然是满脑浆糊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，如果继续前进，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，于是他下令，停止前进。
前行已无可能，绝望的日军只得掉头，向身后那个可怕的敌人发起最后的冲锋。
敌人的回归让李舜臣十分兴奋，他知道，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。
在乱军之中，李舜臣亲自擂鼓，率旗舰冲向日军舰群，这一刻，他已盼望了已久。
此时日军虽受重创，但主力尚存，李舜臣竟然孤军冲入敌阵，应该说，他很勇敢。但勇敢的另一个解释，就是愚蠢。
估计是打藤堂高虎之类的废物上了瘾，李舜臣压根就没把日军放在眼里，一路冲进了日军中军。然而岛津义弘用实际行动证明，作为日本二杆子的优秀代表，他并不白给。
很快，身经百战的岛津水军便理清了头绪，组织五十余条战船，将李舜臣的旗舰围得严严实实，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，虽然龟船十分坚固，也实在扛不住这么个打法，船身多处起火，形势不妙。
眼看李舜臣就要落海喂鱼，陈璘赶到了。
我确信，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情是很铁的，因为发现李舜臣被围之后，陈璘不等部队列阵，便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，而此时他的身边，仅有四条战舰。
于是，他也被围住了。
此时，已是十九日清晨。
无论岛津义弘、陈璘、或是李舜臣，都没有料到，战局竟会如此复杂：明朝联军围住了日军，日军却又围住了明朝两军主帅，仗打到这个份上，已经成了一团乱麻。
而第一个理出头绪的人，是岛津义弘。
在他的统一调配下，日军开始集中兵力，围攻陈璘和李舜臣的旗舰。
陈璘的处境比李舜臣还要惨，因为他的旗舰不是龟船，也没有铁刺铁钩，几名敢玩命的日军趁人不备，拼死跳了上来，抽刀直奔陈璘而去。
事发突然，船上的所有人目瞪口呆，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关键时刻，陈璘的儿子陈九经出场了。
这位仁兄很是生猛，拼死扑了上去，用自己的身体挡刀，被砍得鲜血淋漓，巍然不动（血淋漓，犹不动）。
明军护卫这才反应过来，一拥而上，把那几名日军乱刀砍死。
惊出一头冷汗的陈璘没有丝毫喜悦，他很清楚，日军包围圈越来越小，跳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，援兵到来之前，如果不玩一招狠的，下个被砍死的，必定是自己。
沉吟片刻后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。
很快，奇特的景象出现了，逐渐靠拢的日军惊奇地发现，陈璘的旗舰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士兵！船上空空荡荡，无人活动，十分之安静。
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，但在头脑简单的日军士兵看来，答案十分简单：陈璘船上的人，已经全部阵亡。
于是他们毫无顾忌，纷纷跳了上去。
然而他们终究看到了明军，在即将着陆的时候。
其实明军一直都在，只不过他们趴在了甲板上。
为了给日军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教训，陈璘命令：所有明军一律伏身，并用盾牌盖住自己（挨牌而伏），手持长枪，仰视上方，当看见从天而降的人时，立即对准目标——出枪。
伴随着凄厉惨叫声，无数士兵被扎成了人串，这一血腥的场景彻底吓住了日军，无人再敢靠近。
趁此机会，圈外的部分明军战舰冲了进来，与陈璘会师，企图攻破包围圈，但日军十分顽固，死战不退，双方陷入僵持状态。
然而，就在这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，陈璘的船上突然响起了鸣金声。
在日军思维中，鸣金，就是不准备打了，可如今大家都在海上，且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没有收兵回营这一说，您现在鸣金，算怎么回事？
而明军战船在收到这一信号后，却极为一致地停止了攻击，日军不明就里，加上之前吃过大亏，也不敢动，平静又一次降临了战场。
这正是陈璘所期盼的，因为这一次，他并没有故弄玄虚，之所以鸣金，只因为他需要时间，去准备另一样秘密武器。
他得到了足够的时间。
随即，日军看到了另一幕奇景，无数后部带火的竹筒自明军舰上呼啸而出，重重地击打在自己的船上，所到之处爆炸起火，浓烟四起，日军舰队陷入一片火海。
这种武器的名字，叫做火龙出水。
虽然许多年后，面对拿火枪的英军，手持长矛，目光呆滞的清军几乎毫无抵抗之力，但很多人并不知道，几百年前的明军，却有着先进的思维、创意，以及登峰造极的火器。
火龙出水，就是明代军事工业最为优秀的杰作。
该武器由竹筒或木筒制成，中间填充火药弹丸，后部装有火药引信，射程可达两百步，专门攻击对方舰船，是明军水战的专用武器。点燃后尾部带火，在水上滑翔，故称为火龙出水。这也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早的舰对舰导弹雏形。
什么新玩意都好，反正日军是经不起折腾了，陈璘和李舜臣趁机突围，开始组织追击。
至此，战场的主动权已完全操控在陈璘手中，然而接下来的事情，却出乎他的意料。
在猫岛设下水雷，在观音浦安置伏兵，正如陈璘计划的那样，日军的所有去路被一一切断，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，然而他依然疏漏了一点：失败后的敌人，将只有一个选择——撤退。
而撤退的唯一通道，是露梁海。
此时防守露梁海的，是邓子龙，他的手下，只有三千人。
岛津义弘已无任何幻想，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，此刻唯一的奢望，就是逃离此处。
在这最后的时刻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穷寇莫追这个成语。遭受重创的日军舰队再次聚拢，不顾一切地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。
明军毕竟人少，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，防线渐渐不支，行将崩溃。
关键时刻，邓子龙出现了。
他虽然年过七十，却依然挺身而出，率领自己的旗舰，不顾一切地冲入日军船阵，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阻拦日军、争取时间的方法。
邓子龙的战舰成功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，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，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，部下随即请示，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，转乘小艇，暂避他处。
然而邓子龙回答：
“此船即我所守之土，誓死不退！”
然后，他整装正容，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，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。
坚守自己的岗位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他应尽的职责。
从军四十余年，一贯如此。
【怀念（终结的决断）】
邓子龙战死了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。
在岛津义弘看来，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被击溃，并乖乖地让开道路。
但是他错了。
此时的明军已不再需要指挥，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，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，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为伟大的统帅。
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，邓子龙的浙兵发动了潮水般的逆袭，日军节节败退，被赶回了露梁海内。
在那里，他们又遇见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：陈璘和李舜臣。
这下热闹了，陈璘军、李舜臣军，再加上退进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，露梁海里布满战舰，可谓是人满为患。
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，等候已久的陈璘和李舜臣对日舰发动了最后进攻，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，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，就是跳海当饲料。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，伴随着燃烧的烈焰，蓝色的露梁海一片赤红。
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，骁勇善战的岛津水军的最后一幕，也是古往今来侵略者的必然结局。
绝望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反扑，但已于事无补，在大炮的轰鸣声中，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。
然而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，一个意外发生了。
在战斗中，李舜臣又一次身先士卒，考虑到之前他只有十二条破船就敢打日军四百条战舰，而今正值痛打落水狗，不表现一把实在说不过去。
但就在他奋勇冲击的时候，一颗子弹飞来，击中了他的胸膛。
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此时明朝联军占尽先机，日军已是强弩之末，一盘散沙，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，基本属于任人宰割型，行将崩溃。
敌军已被包围，兵力武器占优，士气十分振奋，残敌不堪一击，这就是当时的战况，且李舜臣乘坐龟船，四周都有铁甲包裹，射击空隙有限，说难听点，就算站出去让人打，都未必能被击中。
然而李舜臣还是中弹了。
在这世上，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，比如二战时的苏军大将瓦杜丁，自出道以来身经百战，什么恶仗、硬仗、找死仗都打过。斯大林格勒挺过来了，库尔斯克打赢了，追得德军名将曼斯坦因到处跑，如此猛人，竟然在战役结束，到地方检查工作的时候，遇上了一帮土匪，腿上挨了一冷枪。按说伤也不重，偏偏就没抢救过来，就这么死了。
李舜臣的情况大致如此。
啥也别说了，总之一句话，这就是命。
身负重伤的李舜臣明白，他的使命即将结束，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。
于是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对身边的部将李莞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我就要死了，但现在战况紧急，不要透露我的死讯，请你接替我的位置，以我的名义，继续战斗下去。”
这也是他的最后遗言。
在战场上，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，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，才能流传下来。
所以李舜臣依然是幸运的，他虽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，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传扬万世，正如他所写过的那首诗句：
〖全节终须报，成功岂可知？
平生心已定，此外有何辞！〗
节已报，心已定，便已成功，再有何辞？
伴随着李舜臣的逝去，日军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命运，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，战斗变成了屠杀，日方四百余艘战舰被击沉，一万余人阵亡，日军惨败。
但要说日军毫无亮点，那也是不客观的。要特别提出表扬的，就是岛津义弘同志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，自己的逃跑本领可谓举世无双，在抛下无数垫背、送死的同胞后，他终于逃了出去，虽然此时他的身边，只剩下了几十余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。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十一月十九日中午，历时一天半的露梁海大战正式结束，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，史称露梁海大捷。
露梁海大捷后，翘首期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，纷纷化整为零，四散奔逃，小西行长不落人后，率残部趁明军不备，乘船偷渡出海，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，余部大部被歼。
至此，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，此战历时七年，最终，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，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。
七年前，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，最终浇到丰臣秀吉的坟头上。
活该，死了也该。
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，无论此时，或是三百四十年后，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：
无论何时何地，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，他们或许残暴，或许强大，或许看似不可战胜，但终将被埋葬。
战争结束了，胜利也好，失败也罢，参战的主角们都有了各自的结局。
两年后（1600），超级“忍者”德川家康终于发作，集结兵力，准备欺负丰臣秀吉的孤儿寡妇，死硬派小西行长当即联同石田三成等人，组成西军，出兵迎战。
但滑稽的是，出于对小西行长、石田三成的极度憎恨，作为丰臣秀吉的铁杆亲信，加藤清正、福岛正则等人当机立断，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，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，加入东军，跟小西行长玩命。
而最搞笑的，莫过于岛津义弘，此人和丰臣秀吉关系本就不好，开战之初是德川家康的人，并奉命去帮助守城。结果城里的人未接通报，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，不但没有开门，还对他放了几枪。
换了别人，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康告一状，之后该干嘛还干嘛，可这位就不同了，二杆子精神再起，操着家伙连夜投小西行长去也。
经过你来我往数个回合，这一大帮子人终于在日本关原碰上了，展开死磕，经过一天战斗，西军败退，小西行长战败后逃走，后又被擒获斩首，岛津义弘还是一如既往地跑了路，后来托人求情捡了一条命。
丰臣秀吉创立的事业就此完结。
但历史的惩罚并未结束，十五年后（1615），战火再起，在大阪夏季战役中，德川家康攻克了丰臣家的最后据点大阪城，丰臣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城里，丰臣家族灭亡，断子绝孙。
我不是报应论者，但这一次，我信。
此后，德川家康统一日本，并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，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，发展经济，颇有建树。
朝鲜失去了李舜臣，却迎来了和平，回复了平静的生活，为纪念那些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，朝鲜政府修建了大报坛，每年祭祀，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，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。
现在，大报坛已经消失了，为什么消失，我不知道。
明朝的大军得胜归来，万历并没有亏待他们，将领之中，麻贵升任右都督，陈璘和刘綎也升了官。
当兵的也没白干，为表彰群众，据说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八万两白银，作为对士兵的封赏，当然，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，一层扒一层，外加还有陈璘这样的领导，能分到多少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也算够意思了。
虽然在七年之中，曾有过无数的曲折，遇上许多的困难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因为打赢了。
所谓正义、邪恶、侵略、暴行，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，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，就是胜利，或失败。
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，这正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。
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，十分清楚，但有趣的是，几百年后，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，却十分之不清楚。
具体说来是这样的：日本的史料表示，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，虽然未必光彩（这一点，他们是承认的）。
朝鲜（韩国）的史料则认为，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，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（无奈，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），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，当然是有的，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。
而明朝方面……，基本没什么动静。
现象是奇怪的，但原因是简单的，因为在明朝看来，这场战争，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。
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，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，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，即使在明代，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，史料也不算多，除了《万历三大征考》还算是马马虎虎外，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。
说起来，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，什么事都有，什么人都出，就规模而言，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，打了七年，从头到尾，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，直到最后一年，才勉强增兵至八万，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，架势并不算大。
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，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押上去了，十几万人拉到朝鲜，死光了再填，打到后来，国内农民不够，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，实在是顶不住了。
朝鲜更不用说，被打得束手无策，奄奄一息，差点被人给灭了，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，苦难深重，自然印象深刻。
相比而言，日本是拼了老命，朝鲜是差点没命，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，派几万人出国，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，就把日本办挺了，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（估计日本也没钱给）。
什么叫强大？这就叫强大。
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，明朝还调兵十余万，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，在万历同志看来，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（土司），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。
基于以上理由，在宣传方面，明朝也是相当落后。战争结束后，在日本，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、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，所谓“虎加藤”、“鬼石曼子”一波接一波的吹，从没消停过。
朝鲜方面，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，死后被封公爵，几百年下来，能加的荣誉都加了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。
至于明朝，对相关人员的处理，大致是这样的：
战后，刘綎、陈璘任职都督同知（从一品），算是升了半级。当然，也不是白升的，几个月后，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，因为在那里，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。
英勇献身的邓子龙也得到了封赏，他被追赐为都督佥事（从二品），并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，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。
仅此而已。
但和李如松比起来，以上的几位就算不错了。这位仁兄智勇双全、能征善战，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，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。
可这位盖世英雄，死后不但没人捧，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。
说到底，都是言官惹的祸。
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，言官可以任意发言，批评皇帝，弹劾大臣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民主。
可是民主过了头，就有问题了，发展到万历年间，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，坏人要骂，好人也要骂，不干事的要骂，干事的也要骂，且职位越高，权力越大，骂得就越响。
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，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，权大势大，是最好的目标，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，下台之后自然不招人待见，弹章堆得和山一样高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，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，功勋卓著，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。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，不但攻击他本人，连他的战绩也要骂，说平壤战役是小胜，日军死伤极少，碧蹄馆之战是大败，明军死伤极多。
这还不算，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，说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。
要按照他的说法和算法，明军的士兵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（一共也就四、五万人），日军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（死伤不多，就是要逃）。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，明明和日军勾结，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。
这人不但无耻，还很无聊，弹劾一封接着一封，闹到最后，连不爱搭理人的万历也忍不住了，直接给他下了个革职令让他滚蛋。
然而，从根本上讲，封赏过少，弹劾过多的责任者并不是丁应泰，更不是万历，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，像抗倭援朝这种规模的战役，带几万人出去打一场，封赏就这么少，弹劾就这么多，大家都习惯了。
所以真正的原因虽然可笑，却很真实：
对明朝而言，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。
既然不是什么大事，自然就没人管，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，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，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，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，于是，对这场战争的评价，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：争议、误解、谜团。
然而无论大小，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：
四百多年前，有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，远赴他乡，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，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，他们中的许多人，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。
所以我认为，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，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，有这样一群人，曾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，英勇奋战，毫无畏惧。
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，无畏的勇气，以及无私的牺牲。
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四月，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，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。
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后，明神宗下旨，当众宣读大明诏书，通传天下，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结束。
这是一封诏书，也是一个预言，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：
〖义武奋扬，跳梁者，虽强必戮！〗
朱翊钧篇
第一章 绝顶的官僚
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，可谓是内忧不止，外患不断，他祖上留传下来的，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，而蒙古、宁夏、朝鲜、四川，不是叛乱就是入侵，中间连口气都不喘，军费激增，国库难支。
可是二十年了，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，所有的困难，他都安然度过。
因为前十年，他有张居正，后十年，他有申时行。
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，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。在他当政的十年里，政治得以整顿，经济得到恢复，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。
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，结果就大不相同了，以张居正的实力，只能排第三。
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。
从根本上讲，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，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，先装孙子再当爷爷，半斤对八两。但问题在于，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，混出来后就要干事，要实现当年的抱负。
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，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混。
所以说，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，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。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，政治家要能干，官僚要能混。
张居正政务干得好，且老奸巨滑，工于心计，一路做到首辅，混得也还不错。但他死节不保，死后被抄全家，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，所以只能排第三。
明代三百年中，在这行里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，混到惊天地、泣鬼神的，当属张居正的老师，徐阶。
混迹朝廷四十多年，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（庶吉士），骂过首辅（张璁），发配地方挂职（延平推官），好不容易回来，靠山又没了（夏言），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，无怨无悔，看准时机，一锤定音，搞定（严嵩）。
上台之后，打击有威胁的人（高拱），提拔有希望的人（张居正），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，事情都安排好了，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，活到了八十一岁，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，如此人精，排第一是众望所归。
而排第二的，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：申时行。
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，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，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，但事实上，在官僚这行里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，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。
无人知晓，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。
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，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，具体点讲，是身世不清，父母姓甚名谁，家族何地，史料上一点儿没有，据说连户口都缺，基本属于黑户。
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，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。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，讲了啥，他都要记下来，比如他留下的《召对录》，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。
此外，他也喜欢写文章，并有文集流传后世。
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，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对于自己的身世，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。
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，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，于是，我查了这件事。
遗憾的是，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，也翻了很多资料，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。
确凿的定论没有，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，而在我看来，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。
据说（注意前提）嘉靖十四年时，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，遇上了一位女子，两人一见钟情，便住在了一起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女方怀孕了，并把孩子生了下来，这个孩子，就是后来的申时行。
可是在当时，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，因为申先生有老婆。
当然了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，以申先生的家产，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，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——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，确切地说，是一个尼姑。
所以，在百般无奈之下，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。
爹娘都没见过，就被别人领养，这么个身世，确实比较不幸。
但不幸中的万幸是，这个别人，倒也并非普通人，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。他很喜欢这个孩子，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——徐时行。
虽然当时徐知府已离职，但在苏州干过知府，只要不是海瑞，一般都不会穷。
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，从小就不缺钱花，丰衣足食，家教良好。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、天资聪慧，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，人生对他而言，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。
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。
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，徐时行二十八岁，即将上京参加会试，开始他一生的传奇。
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，徐尚珍找到了他，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其实，你不是我的儿子。
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，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，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。
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。
按照现在的经验，但凡考试之前，即使平日怒目相向，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，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，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，实在让人费解。
然而我理解了。
就从现在开始吧，因为在你的前方，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，到那时，你唯一能依靠的人，只有你自己。
这是一个父亲，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。
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。我相信，他应该也是明白的，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，他是状元。
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，真相已明，恩情犹在，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，希望能够归入徐家。
辛苦养育二十多年，而今状元及第，衣锦还乡，再认父母，收获的时候到了。
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，希望他回归本家，认祖归宗。
很明显，在这位父亲的心中，只有付出，没有收获。
无奈之下，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，回到了申家。
天上终于掉馅饼了，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。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，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敲锣打鼓，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。
从此，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。
曲折的身世，幸福的童年，从他的养父身上，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：
做人，要厚道。
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，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。
在明代，只要进了翰林院，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，几年之后，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，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，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、郎中，就算点背，派到了地方，官也升得极快，十几年下来，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。
有鉴于此，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。申时行的同学里，但凡机灵点的，都已经找到了后台，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。
申时行是状元，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，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，谁拉都不去，每天埋头读书，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。同学们一致公认，申时行同志很老实，而从某个角度讲，所谓老实，就是傻。
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，老实人终究不吃亏。
要知道，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，先是徐阶斗严嵩，过几年，高拱上来斗徐阶，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，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。今天是七品言官，明天升五品郎中，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。
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，世事无常，跟着谁都不靠谱，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。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，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，先当修撰，再当左庶子。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，还主持过几次讲学（经筵），教过一个学生，叫做朱翊钧，又称万历。
俗语有云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。一晃十年过去，经过无数清洗，到万历元年，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，冲在前面的，基本上都废了。
就在此时，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，对他说，跟着我走。
这一次，申时行不再沉默，他同意了。
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。
申时行很老实，但不傻。这十年里，他一直在观察，观察最强大的势力，最稳当的后台，现在，他终于等到了。
此后他跟随张居正，一路高歌猛进，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，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，一年后，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。
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张居正的爹死了，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，但也得回家埋老爹。为保证大权在握，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，任东阁大学士。
历经十几年的苦熬，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。
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，他才发现，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——凑数。
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，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，脾气也大，平时飞扬跋扈，是不折不扣的猛人。
一般说来，在猛人的身边，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当敌人，要么当仆人。
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，他很明白，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，只喜欢一种人——听话的人。
申时行够意思，张居正也不含糊，三年之内，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，少傅兼太子太傅（从一品）。
但在此时的内阁里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，张居正且不说，他前头还有张四维、马自强、吕调阳，一个个排过去，才能轮到他。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，依然是遥不可及。
申时行倒也无所谓，他已经等了二十年，不在乎再等十年。
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不用等十年，一年都不用。
万历十年（1582）张居正死了。
树倒猢狲散。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，开始反攻倒算，重新洗牌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，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。
在这关键时刻，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“混功”。
作为内阁大学士，大家弹劾张居正，他不说话；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，他不说话；抄张居正的家，他也不说话。
但不说话，不等于不管。
申时行是讲义气的，抄家抄出人命后，他立即上书，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。还分了一套房子，十倾地，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。
此后，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，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。
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，偏偏拿他没办法。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，左右逢源，任何把柄都抓不到。
但既然已接任首辅，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，在张四维看来，他有很多时间。
然而事与愿违，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，就得到了一个消息——他的父亲死了。
死了爹，就得丁忧回家，张四维不愿意。当然，不走倒也可以，夺情就行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。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，且不想被人骂死，张四维毅然决定，回家蹲守。
三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
此时，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，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，等张四维回来。
一晃两年半过去了，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，胜利出关，却突然病倒了。病了还不算，两个月后，竟然病死了。
上级都死光了，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，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，走上了首辅的高位。
一个新的时代，将在他的手中开始。
【取胜之道】
就工作能力而言，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，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，但在他的时代，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。
因为要当牛人，其实不难，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，你就是最牛的牛人。
就好比你上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，给胡适鞠过躬，哪怕就是个半吊子，啥都不精，只要等有学问、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，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。
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，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，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；其次，他很会做人，平时人缘也好，许多大臣都拥戴他；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，当上了大领导，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
不过，只是似乎而已。
所谓朝廷，就是江湖。即使身居高位，扫平天下，也绝不会缺少对手。因为在这个地方，什么都会缺，就是不缺敌人。
张四维死了，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，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而这个敌人，是万历一手造就的。
张居正死后，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。没人敢管他，也没人能管他，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。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。
但在此之前，他还必须做一件事。
按照传统，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，必须把他彻底搞臭，消除其一切影响，才算是善莫大焉。
于是，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。
张居正在世的时候，吃亏最大的是言官。不是罢官，就是打屁股，日子很不好过，现在时移势易，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。
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三月，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，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，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。
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，因为张嗣修中第，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，而张居正死后，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。都折腾到这份上了，还要追究考试问题，是典型的没事找事。
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，事实上，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。
丁此吕虽说没事干，却并非没脑子，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，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，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。
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：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，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。
也就是说，打击张嗣修，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，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，把他拉下水，一箭双雕，十分狠毒。
血雨腥风就此而起。
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，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，说考卷都是密封的，只有编号，没有姓名，根本无法舞弊。
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，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然而这道谕令的下达，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。
明代的言官中，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都是团伙作案。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，总有一拨言官。
丁此吕失败了，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，合计三双。
这三个人的名字，分别是李值、江东之，羊可立。在我看来，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“骂仗铁三角”。
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，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，还很铁。
李、江、羊三人，都是万历五年（1577）的进士。原本倒也不熟，自从当了御史后，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（骂人）走到了一起，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。
之所以说新一代，是因为在他们之前，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，即大名鼎鼎的刘台、赵用贤、吴中行。这三位仁兄，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，十分凑巧的是，他们都是隆庆（1571）五年的进士，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。
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，大家都捧张居正，他们偏骂，这叫义愤。后来的三位，大家都不骂了，他们还骂，这叫投机。
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，李植就冲了上去，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。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，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，贬低言官。
话音没落，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，舆论顿时沸沸扬扬。
对于这些举动，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：丁此吕已经滚蛋了，你们去闹吧，还能咋地？
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。几天以后，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，命令丁此吕留任，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（负责出考题）的职务。
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。
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，对于张居正，万历的感觉不是恨，而是痛恨。这位曾经的张老师，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，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。
支持张居正的，他就反对，反对张居正的，他就支持！无论何人、何时、何种动机。
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，上次赶走丁此吕，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，现在面子都给过了，该怎么来，咱还怎么来。
申时行明白，大祸就要临头了：今天解决出考题的，明天收拾监考的，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。
情况十分紧急，但在这关键时刻，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，他并不发文反驳，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，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。
几天之后，他终于上疏，却并非辨论文书，而是辞职信。
就在同一天，内阁大学士许国、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，希望回家种田。
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，刑部尚书潘季驯、户部尚书王璘、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，挽留申时行。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，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，把张居正整顿到底，但为维护安定团结，拉人干活，只得再次发出谕令，挽留申时行等人，不接受辞职。
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，首先是安慰申时行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，你也别走了，老实干活吧。
此外，是告诉江、羊、李三人，这事你们干得不错，深得我心（否则早就打屁股了），但到此为止，以后再说。
事情就此告一段落，然而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，这一切，只不过是热身运动。
问题的根源，在于“铁三角”。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，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：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，李植任太仆寺少卿，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。
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，算是助理弼马温，正四品。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，是个肥差，正五品。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，是机要部门，从五品。
换句话说，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，却并不大，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：给你们安排好工作，小事来帮忙，大事别掺和。
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，没明白其中的含义，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。虽然职务不高，权力不大，却都很有追求，可谓是手攥两块钱，心怀五百万，欢欣鼓舞之余，准备接着干。
而这一次，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打算捏软柿子，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——潘季驯。
可怜潘季驯同志，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。说到底，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，高拱在时，他干，张居正在时，他也干，是个标准的老好人，无非是看不过去，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就成了打击对象。
话虽如此，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，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，还干着司法部部长（刑部尚书），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。
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，就彻底终结了他。
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，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。只说了两件事——张居正当政时，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，经常走动，张居正死后抄家，他曾几次上书说情。
这就够了。
申时行的亲信，不要紧；个人问题，不要紧；张居正的同伙，就要命了。
没过多久，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，从部长一踩到底，回家当了老百姓。
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，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。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，为潘季驯求情，却被万历驳回，还罚了一年工资。
有皇帝撑腰，“铁三角”越发肆无忌惮，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，而且下手也特别狠，明的暗的都来。先是写匿名信，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，准备修理李植、江东之。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，不断发起挑衅。
部长垮台，首辅被整，闹到这个份上，已经是人人自危，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。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，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，站出来大吼一声：
“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，才肯干休吗（尽行罢斥而后已乎）？！”
然而让人费解的是，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，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。
面对漫天阴云，申时行十分之镇定，既不吵，也不闹，怡然自得。
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，那可就了不得了。以这位仁兄的脾气，免不了先回骂两句，然后亲自上阵，罢官、打屁股，搞批判，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。刘台、赵用贤等人，就是先进典型。
就能力与天赋而言，申时行不如张居正，但在这方面，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。
申首辅很清楚，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。而像刘台、江东之这类人，除了嘴皮子利索，口水旺盛外，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。和他们去较真，那是要倒霉的，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，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，战胜敌人。
所以在他看来，李植、江东之这类人，不过是跳梁小丑，并无致命威胁，无须等待多久，他们就将露出破绽。
所谓宽宏大量，胸怀宽广之外，只因对手档次太低。
然而“铁三角”似乎没有这个觉悟，万历十三年（1585）八月，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。
事情是这样的，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，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，本打算打地基，结果挖出了石头。
在今天看来，这实在不算个事，把石头弄走就行了。可在当时，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。
皇帝的陵寝，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，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，也得躺得舒坦，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，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，是何居心？
罪名有了，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，要把他拉下水，必须要接着想办法。
经过一番打探，办法找到了：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，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，还是同乡。很明显，他选择这块破地，给皇上找麻烦，是有企图的，是用心不良的，是受到指使的。
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，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。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，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，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，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，并借此控制朝局，这就是他们的计划。
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，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。
几天之后，三人同时上疏，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，申时行玩忽职守，任用私人，言辞十分激烈。
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，申时行却毫不慌张，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，因为他知道，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。
一天之后，万历下文回复：
“阁臣（指申时行）是辅佐政务的，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（岂责以堪舆）！？”
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，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，以观后效。
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，他们抓破脑袋，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
归根结底，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。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，只知道找地的是徐学谟，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，是万历。
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，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，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。
不过还好，毕竟算是皇帝的人，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，励精图治，改日再整。
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，背后却又挨了一枪。
在此之前，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，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，反复讨论，最终拍板——王锡爵。
这位王先生，之前也曾出过场。张居正夺情的时候，上门逼宫，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，是张居正的死对头，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，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。
看上去是那么回事，可惜有两点，他们不知道：
其一，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，他不喜欢张居正，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。
其二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，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，会试，他考第一，申时行考第二，殿试，他考第二，申时行第一。
〖没有调查研究，就没有发言权。
——毛泽东〗
基于以上两点，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，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。
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，全称为《因事抗言求去疏》，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：
老师不能管教学生，就该走人（当去）！
这下子全完了，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，但毕竟咬人在行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。
可这仨太不争气，得罪了内阁、得罪了同僚，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，再这么闹腾，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，于是他下令，江东之、李植、羊可立各降三级，发配外地。
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，不动声色之间，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
第二章 和稀泥的艺术
对申时行而言，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。在朝廷里呆了二十多年，徐阶、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，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罗自然不在话下。
混是一种生活技巧，除个别二杆子外，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。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，人类发展，该混就混，该干就干，只混不干的，叫做混混。
申时行不是混混，混只是他的手段，干才是他的目的。
一般说来，新官上任，总要烧三把火，搞点政绩，大干特干，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，就会惊奇地发现，他的大干，就是不干。他的作为，就是不作为。
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，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。
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，因为在很多人看来，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，毫无理由反攻倒算。
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，因为这样干，是正确的。
考成法，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，工作指标层层落实，完不成轻则罢官，重则坐牢，令各级官员威风丧胆。
在很长时间里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，发挥了极大效用，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，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。
但张先生并不知道，这种考成法，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。
比如朝廷规定，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，分配到浙江，是三十万，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（正五品），由其监督执行。
浙江司接到命令，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。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，限期收齐。
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，立马召集各级知府，限期收齐。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，限期收齐。
知县大人虽然官小，也不会自己动手，回衙门召集衙役，限期收齐。
最后干活的，就是衙役，他们就没办法了，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。
明朝成立以来，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，就管理学而言，还算比较合理，搞了两百多年，也没出什么大问题。
考成法一出来，事情就麻烦了。
原先中央下达命令，地方执行，就算执行不了，也好商量。三年一考核，灾荒大，刁民多，今年收不齐，不要紧，政策灵活掌握，明年努力，接着好好干。
考成法执行后，就不行了，给多少任务，你就得完成多少，短斤少两自己补上，补不上就下课受罚。
这下就要了命了，衙役收不齐，连累知县，知县收不齐，连累知府，知府又连累布政使，一层层追究责任，大家同坐一条船，出了事谁也跑不掉。
与其自下而上垮台，不如自上而下压台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，不问理由，不问借口，必须完成任务。
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，布政使压知府，知府压知县，知县压衙役，衙役……，就只能压老百姓了。
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，上级压下级，下级压百姓。一般年景，也还能对付过去，要遇上个灾荒，那就惨了，衙役还是照样上门，说家里遭灾，他点头，说家里死人，他还点头，点完头该交还得交。揭不开锅也好，全家死绝也罢，收不上来官就没了，你说我收不收？
以上还算例行公事，到后来，事情越发恶劣。
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，工作完成越多，越快，评定就越好，升官就越快。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，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，也敢往大了报，反正自己也不吃亏。
可是朝廷不管那些，报了就得拿钱。于是挨家挨户地收，收不上来就逼，逼不出来就打，打急了就跑。而跑掉的这些人，就叫流民。
流民，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，这些人离开家乡，四处游荡，没有户籍，没有住所，也不办暂住证，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。
到万历中期，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。连当时的北京市郊，都盘踞着大量流民。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，都是家常便饭。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，十分难办。
而这些情况，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。
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，并开辟了大量田地，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，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。
废除考成法，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。虽然是改革，却不用怎么费力，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，没人帮他出头，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。
但下一次，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。
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，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，遭遇埋伏，全军覆灭。下黑手的，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。
事情闹大了，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，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，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。所以消息传来，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。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非打不可了，堂堂大明朝，被人打了不还手，当缩头乌龟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，连他都觉得没面子，力主出兵。
老板发话，群众支持，战争已是势在必行，然而此时，申时行站了出来，对皇帝说：
“不能打。”
在中国历史上，但凡国家有事，地方被占了，人被杀了，朝廷总就是群情激奋，人人喊打，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，正义化身，然而其中别有奥秘：
临战之时，国仇家恨，慷慨激昂，大家都激动。在这个时候，跟着激动一把，可谓是毫无成本，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，还能落个名声，何乐而不为。
主和就不同了，甭管真假，大家都喊打，你偏不喊，脱离群众，群众就会把你踩死。
所以主战者未必勇，主和者未必怯。
主和的申时行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。事实证明，他的主张十分正确。
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，并不是一般人，他的身份，是鞑靼的顺义王。
顺义王，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，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。但此人即不顺，也不义，好好的互市不干，整天对外扩张，还打算联合蒙古、西藏各部落，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。
对这号人，打是应该的。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，打仗说穿了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，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，何必要打呢？
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。
他敏锐地发现，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，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。由各个部落组成，各有各的主张，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，压根不想打仗，如果贸然开战，想打的打了，不想打的也打了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分化瓦解才是上策。
所以申时行反对。
当然，以申时行的水平，公开反对这种事，他是不会干的。夜深人静，独自起草，秘密上交，事情干得滴水不漏。
万历接到奏疏，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，同意暂不动兵，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。
消息传开，一片哗然，但皇帝说不打，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帐。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：我虽是朝廷首辅，但皇帝不同意，我也没办法。
仗是不用打了，但这事还没完。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，在边界集结重兵，也不大举进攻，每天就在那里蹲着。别的部落都不管，专打扯立克，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，抢了就跑。
这种打法毫无成本，且收益率极高，明军乐此不疲，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，就这样，不用大动干戈，不费一兵一卒，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恢复了边境的和平。
虽然张居正死后，朝局十分复杂，帮派林立，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“混功”，应对自如，游刃有余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不但自己能混，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，比如万历。
自从登基以来，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，一是处理政务，二是搞臭张居正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两件事，其实是一件事。
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，当了二十六年的官，十年的皇帝（实际如此），名气比皇帝还大，虽然人死了，茶还烫的冒泡，所以不搞臭张居正，就搞不好政务。
但要干这件事，自己是无从动手的，必须找打手，万历很快发现，最好的打手，就是言官和大臣。
张居正时代，言官大臣都不吃香，被整得奄奄一息，现在万历决定，开闸，放狗。
事实上，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，如江东之、李植、羊可立等人，虽说下场不怎么样，但至少在工作期间，都尽到了狗的本分。
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，万历很高兴，看见申时行被牵连，万历也不悲伤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，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，免得他当首辅太久，再犯前任（张居正）的错误。
他解放言官大臣，指挥自若，是因为他认定，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。
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。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，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，只有一个区别：大妈是业余的，言官大臣是职业的。
大妈骂完街后，还得回家洗衣做饭，言官大臣骂完这个，就会骂下一个。所以，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，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，或是活着的申时行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。
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，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。
自从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起，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，经常是“偶有微疾”，开始还真是“偶有”，后来就变成常有，“微疾”也逐渐变成“头晕眼黑，力乏不兴”，总而言之，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。
必须说明的是，万历是不上朝，却并非不上班，事情还是要办，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，不想去单位，改在家里办公，除了不打考勤，少见几个人外，也没什么不同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，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，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，要么是有意的污蔑。
在中国当皇帝，收益高，想要啥就有啥，但风险也大，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，只要是人就想要，但凡在位者，除了个把弱智外，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，见谁怀疑谁，今天这里搞阴谋，明天那里闹叛乱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，几天不看公文，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。
万历自然也不例外，事实上，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，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，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，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：
在他之前，有许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，费尽心力，日子过得极其辛苦，却依然是脑袋不保，而他几十年不上朝，谁都不见，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，你说这人厉不厉害？
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，在他们的世界观里，皇帝不但要办事，还要上班，哪怕屁事没有，你也得坐在那，这才叫皇帝。
万历自然不干，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，言官大臣也不干，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。此后的几十年里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。
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十月，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。
当时的万历，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，只是偶尔罢工而已，就这样，也没躲过去。
第一个上书的，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，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，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，级别又低，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。
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，他之所以不满，不是皇帝不上朝，而是不祭祀。
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，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，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，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。
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，却被他搞得不正常。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，还学过医，有学问在身上，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，于是发挥专业特长，写就奇文一篇，送呈御览。
第二天，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，刚进去，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：
“卢洪春这厮！肆言惑众，沽名讪上，好生狂妄！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，着实打六十棍！革了职为民当差，永不叙用！”
以上言辞，系万历同志之原话，并无加工。
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，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，也频频出现，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，从这家伙、这小子、到这混蛋，这王八蛋，不一而同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两字不是好话，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，皇帝大人脱口而出，那是真的急了眼了。
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，你看你也急。
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，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：
“陛下春秋鼎盛，精神强固，头晕眼黑之疾，皆非今日所宜有。”
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，确实是不对的，确实应该注意，到此打住，也就罢了。
可是担忧完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：
“医家曰：气血虚弱，乃五劳七伤所致，肝虚则头晕目眩，肾虚则腰痛精泄。”
气血虚弱，肝虚肾虚，症状出来了，接着就是分析原因：
“以目前衽席之娱，而忘保身之术，其为患也深。”
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。
所谓衽席之娱，是指某方面的娱乐，相信大家都能理解，综合起来的意思是：
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，在我看来，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，不知收敛保养，如此下去，问题非常严重。
说这句话的，不是万历他妈，不是他老婆，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，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。
再不收拾他，就真算白活了。
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。
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，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，言官们是不答应的；如果不处理，万历又不答应。
琢磨半天，想了个办法。
他连夜动笔，草拟了两道文书，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，严厉斥责卢洪春，并将其革职查办。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，上奏皇帝，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，就这么算了。
按照他的想法，两边都不得罪，两边都有交代。
事实证明，这是幻想。
首先发作的是万历。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，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，立即下令，即刻动手打屁股，不得延误。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，午门很大，多个人不嫌挤。
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，眼看自己要去垫背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，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。
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。
言官们很惭愧。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，都敢上书，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，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，还有没有职业道德？
于是大家群情激奋，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，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，为卢洪春喊冤翻案。
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，万历毫不退让，事实上，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：一旦让步，从宽处理了卢洪春，那所谓“喜欢某种娱乐，不注意身体”的黑锅，就算是背定了。
但驳回去一批，又来一批。言官们踊跃发言，热烈讨论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说白不说。
万历终于恼火了，他决定罚款，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，从犯八个月。
对言官而言，这个办法很有效果。
在明代，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，有不同的方法：要折腾地方官，一般都是降职。罚工资没用，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，工资基本不动，罚光了都没事。
言官就不同了，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，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，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，故十分害怕这一招。
于是风波终于平息，大家都消停了。
但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对此，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。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，他既不想得罪领导，又不想得罪同事，为实现安定团结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，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，他逐渐意识到，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。
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事实上，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，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，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。否则实在很难解释，整天在宫里呆着，到底有啥乐趣可言。
说起来，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。啥也不让干，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。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，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，革命成功，自然就完全解放了。
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，也解放了大家。火烧眉毛的事情（比如打仗，阴谋叛乱之类），看一看，批一批，其余的事，能不管就不管，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。
申时行很着急，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，于是他灵机一动，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。在我看来，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文章大意是这样的：
皇帝陛下，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，经常头晕眼花（时作晕眩），对此我十分担心。我知道，您这是劳累所致啊！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，亲历亲为（一语双关，佩服），才会身体不好。为了国家，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，养气宁神（原文用词），好好保重身体。
高山仰止，自惭形秽之感，油然而生。
对于这封奏疏，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。他召见了申时行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，良药虽然苦口，却能治病，今后一定注意。申时行备感欣慰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但这只是错觉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——毒药。
事实证明，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。因为一般人被人劝，多少还能改几天，他却是一点不改，每天继续加班加点，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。据说还变本加厉，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，陪着一起睡（同寝），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。
找太监这一段，史料多有记载，准确性说不好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，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。
既然不给脸面，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。
万历十七年十二月，明代，不，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、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！其作者，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。
雒于仁，字少泾，陕西泾阳人。纵观明清两代，陕西考试不大行，但人都比较实在。既不慷慨激昂，也不罗罗嗦嗦，说一句是一句，天王老子也敢顶。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，最得意的时候，上有皇帝撑腰，下有大臣抬轿。什么纪晓岚、刘墉，全都服服帖帖，老老实实靠边站，所谓“智斗”之类，大都是后人胡编的，可谓一呼百应。而唯一不应的，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。每次和珅说话，文武百官都夸，王杰偏要顶两句，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，又抓不到他的把柄，也只能是“厌之而不能去”。（清史稿）
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，想什么说什么，从不怕得罪人，而且他的这个习惯，还有家族传统：
雒于仁的父亲，叫做雒遵，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，干过吏科都给事中。冯保得势的时候，骂过冯保；张居正得势的时候，骂过谭纶（张居正的亲信），为人一向高傲，平生只佩服一人，名叫海瑞。
有这么个父亲，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。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，却世代不捞钱，穷日子过惯了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不怕罚工资，不怕降职，看不惯皇帝了，就要骂。随即一挥而就，写下奇文一篇，后世俗称为《酒色财气疏》。
该文主旨明确，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：
“陛下之恙，病在酒色财气者也，夫纵酒则溃胃，好色则耗精，贪财则乱神，尚气则损肝。”
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，什么病呢？你喜欢喝酒，喜欢玩女人，喜欢捞钱，还喜欢动怒耍威风，酒色财气样样俱全，自然就病了。
以上是全文的论点，接下来的篇幅，是论据，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，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，比较长，就不列举了。
综观此文，下笔之狠，骂法之全，真可谓是鬼哭狼嚎。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，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，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，应该可以瞑目了。
更缺德的是，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（农历）底送上去的，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，就开始骂，不停地骂，没日没夜地骂，骂得新年都没过好。
骂过瘾后，就该办人了。
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初一，按照规矩，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。当然也不是真拜，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。但这一次，申时行刚准备走人，就被太监给叫住了。
此时，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，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用言语就进了宫。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，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：（以下言语，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）
万历：先生看过奏本（指雒于仁的那份），说朕酒色财气，试为朕评一评。
申时行：……（还没说话，即被打断）
万历：“他说朕好酒，谁人不饮酒？……又说朕好色，偏宠贵妃郑氏（即著名的郑贵妃），朕只因郑氏勤劳……何曾有偏？”
喘口气，接着说：
“他说朕贪财……朕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之财皆朕之财！又说朕尚气……勇即是气，朕岂不知！人孰无气！”
这口气出完了，最后得出结论：
“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！”
申时行这才搭上话：
“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……（说到此处，又被打断）”
万历大喝一声：
“他就是出位沽名！”
申时行傻眼了，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，从未见过这幅场景，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，越说越激动，唾沫星子横飞，这样下去，恐怕要出大事。
于是他闭上了嘴，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。
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，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，琢磨片刻，稀泥和好了。
“他（指雒于仁）确实是为了出名（先打底），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，却恰恰帮他成了名，反损皇上圣德啊！”
“如果皇上宽容，不和他去一般见识，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（继续戴高帽）！”
在这堆稀泥面前，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：
“这也说得是，如果和他计较，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！”
上钩了，再加最后一句：
“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，何所不容！”（圆满收工）
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。
话说到这，事情基本就算完了，申时行定定神，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，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
他决定趁此机会，解决此事。
然而他正准备开口，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：
“朕气他不过，必须重处！”
万历到底是年轻人，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，依然不肯干休，这会回过味来，又绕回去了。
这事还他娘没完了，申时行头疼不已，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，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，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：
“陛下，此奏本（雒于仁）原本就是讹传，如果要重处雒于仁，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，反而做了实话啊！”
利害关系说完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：
“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，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（内阁）惩处（学名：留中），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，陛下您胸襟宽容，实在是超越千古啊（马屁与说理相结合）。”
“所以以臣等愚见，陛下不用处置此事，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，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，传之后世，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，是大大的好事啊！”
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，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，所谓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在我看来，申时行做到了。
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，他话刚讲完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：
“如何设法处他？只是气他不过！”
好话说一堆，还这么个态度，那就不客气了：
“此本不可发出，也无他法处之，还望皇上宽恕，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（即大理寺高级官员），使之去任可也。”
这意思就是，老子不和稀泥了，明白告诉你，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，也没办法处理，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，把这人免职了事，你别再闹了，闹也没用。
很明显，万历虽然在气头上，却还是很识趣的，他清楚，目前形势下，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，半天一言不发。申时行明白，这是默认。
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解，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，青史留名，却既没掉脑袋，也没有挨板子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，言官就是混蛋，此后的几十年里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。
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，他保护了卢洪春、保护了雒于仁，安抚了言官大臣，也没有得罪皇帝，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，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。
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，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，他都应付自如，七年间，上哄皇帝，下抚大臣，即使有个把不识趣、不配合的，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，混得可谓如鱼得水。
然而正是这一天，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初一，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，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。
因为接下来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臣等更有一事奏请。”
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，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，只能说是微不足道。
他所讲的事情，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，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，而这件事情，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：“争国本”。
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，万历既不能执政，也不能管事，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，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力——娶老婆。
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经李太后挑选，张居正认可，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，并册立为皇后。
不过对万历而言，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，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，什么偶然邂逅，自由恋爱都谈不上，某月某天，突然拉来一女的，无需吃饭看电影，就开始办手续，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，然后正式宣告，从今以后，她就是你的老婆了。
包办婚姻，纯粹的包办婚姻。
虽然是凑合婚姻，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，因为他的这个老婆相当凑合。
万历皇后王氏，浙江人，属传统贤妻型，而且为人乖巧，定位明确，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，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，先一心一意服侍皇帝他妈，早请示晚汇报，把老太太伺候好了，婆媳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此外她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，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，喜欢在家里办公，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，她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，一旦万历找不着了，她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，何时、由何人送入，在生活上，她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，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。
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，除了一个方面——她生不出儿子。
古人有云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，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，但既然是古人云，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，生不出儿子，皇后也是白搭。于是万历九年（1581）的时候，在李太后的授意下，万历下达旨意：命令各地选取女子，以备挑选。
其实算起来，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，万历只有十四岁，到万历九年的时候，也才十七岁，连枪毙都没有资格，就逼着要儿子，似乎有点不地道，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，皇帝不是一般人，观念自然也要超前，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。
但旨意传下去，被张居正挡了回来，并且表示，此令绝不可行。
不要误会，张先生的意思并非考虑民间疾苦，不可行，是行不通。
到底是首辅大人老谋深算，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，便下断言：如按此令下达，决然无人可挑。
俗话说，一入候门深似海，何况是宫门，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，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，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，谁也不乐意。那些出身名门、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，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，恶心了皇帝大人，这个黑锅谁来背？
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，不能不找老婆，既要保证数量，也要确保质量，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，似乎也是勉为其难。
事情很难办，但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，就没有办不了的事，他脑筋一转，加了几个字：原文是挑选入宫，大笔一挥，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。
事情就这么解决了，因为说到底，入不入宫，也是个成本问题，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，几十年没人管，实在不太值。在入宫前标明待遇，肯定级别，给人家个底线，自然就都来了。
这就是水平。
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，他苦心琢磨的这招，竟然还是没用上。
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
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，一天，万历闲来无事，去给李太后请安，完事后，准备洗把脸，就叫人打盘水来。
水端来了，万历一边洗着手，一边四处打量，打量来，打量去，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。
换在平常，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，现在不但看了，而且还越看越顺眼，顺眼了，就开始搭讪。
就搭讪的方式而言，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，无非是你贵姓，哪里人等等。但差异在于，小痞子搭完话，该干嘛还干嘛，皇帝就不同了。
几句话搭下来，万历感觉不错，于是乎头一热，就幸了。
皇帝非凡人，所以幸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，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不过万历还算厚道，临走时，赏赐她一副首饰，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，而是宫里的规定：但凡临幸，必赐礼物。
因为遵守这个规定，他后悔了很多年。
就万历而言，这是一件小事，皇帝嘛，幸了就幸了，感情是谈不上的，事实上，此人姓甚名谁，他都未必记得。
这个宫女姓王，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。因为在不久之后，王宫女意外地发现，自己怀孕了。
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，他非但不高兴，反而对此守口如瓶，绝口不提。
因为王宫女地位低，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，一时兴起而已，万历不打算认这帐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
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，上朝可以拖，政务可以拖，怀孕拖到最后，是要出人命的。
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，最后，太后知道了。
于是，她叫来了万历，向他询问此事。
万历的答复是沉默，他沉默的样子，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。
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