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的时候，发生了意外，夜里突然就死掉了，后来报了个自然死亡，也就结了。
至此，魏忠贤通过不懈的无耻和卑劣，终于掌握了东厂的控制权，成为了最大的特务。皇帝的往来公文，都要经过他的审阅，才能通过，最少也是一言八鼎了。
然而，每次有公文送到时，他都不看，因为他不识字。
在文盲这一点上，魏忠贤是认账且诚实的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耽误国家大事，总是把公文带回家，给他的狗头军师们研究，有用的用，没用的擦屁股垫桌脚，做到物尽其用。
第十五章 道统
入宫三十多年后，魏忠贤终于走到了人生的高峰。
但还不是顶峰。
战胜了魏朝，除掉了王安，搞定了皇帝，但这还不够，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统治者，必须面对下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敌人——东林党。
于是，在成为东厂提督太监后不久，魏忠贤经过仔细思考、精心准备，对东林党发动攻击。
具体行动包括，派人联系东林党的要人，包括刘一璟、周嘉谟、杨涟等人，表示自己刚上来，许多事情还望多多关照，并多次附送礼物。
此外，他还在公开场合，赞扬东林党的某些干将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
更让人感动的是，他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，说东林党的赵南星是国家难得的人才，工作努力认真，值得信赖，还曾派自己的亲信上门拜访，表达敬意。
除去遭遇车祸失忆，意外中风等不可抗力因素，魏忠贤突然变好的可能性，大致是0％，所以结论是，这些举动都是伪装。在假象的背后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：魏忠贤想跟东林党做朋友。
有必要再申明一次，这句话我没有写错。
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，一向是比较复杂的。所谓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能凑合就凑合，能糊弄就糊弄。向上追溯，真正执着到底，绝不罢休的，估计只有山顶洞人。
魏忠贤并不例外，他虽然不识字，却很识相。
他非常清楚，东林党这帮人不但手握重权，且都是读书人，其实手握重权并不可怕，书呆子才可怕。
自古以来，读书人大致分为两种，一种叫文人，另一种叫书生。文人是“文人相轻”，具体特点为比较无耻外加自卑。你好，他偏说坏；你行，他偏说不行；胆子还小，平时骂骂咧咧，遇上动真格的，又把头缩回去，实在是相当之扯淡。
而书生的主要特点，是“书生意气”，表现为二杆子加一根筋。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认死理，平时不惹事，事来了不怕死。关键时刻敢于玩命，文弱书生变身钢铁战士，不用找电话亭，不用换衣服，眨眼就行。
当年的读书人，还算比较靠谱，所以在东林党里，这两种人都有，后者占绝大多数，形象代言人就是杨涟，咬住就不撒手，相当头疼。
这种死脑筋，敢于乱来的人，对于见机行事、欺软怕硬的无赖魏忠贤而言，实在是天然的克星。
所以魏忠贤死乞白赖地要巴结东林党，他实在是不想得罪这帮人。这世道，大家都不容易，混碗饭吃嘛，我又不想当皇帝，最多也就是个成功太监，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，现在我来了，不过是换个人，有啥不同的。
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，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：上门的礼物，全部退回去，上门拜访的，赶走。
最不给面子的，是赵南星。
在东林党人中，魏忠贤最喜欢赵南星，因为赵南星和他是老乡，容易上道，所以他多次拜见，还人前人后，逢人便夸赵老乡如何如何好。
可是赵老乡非但不领情，拒不见面。有一次，还当着很多人的面，针对魏老乡的举动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宜各努力为善。
联系前后关系，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，各自干好各自的事就行了，别动歪心思，没事少烦我。
魏忠贤就不明白了，王安你们都能合作，为什么不肯跟我合作呢？
其实东林党之所以不肯和魏忠贤合作，不是因为魏忠贤是文盲，不是因为他是无赖，只是因为，他不是王安。
没有办法，书生都是认死理的。虽然从本质和生理结构上讲，王安和魏忠贤实在没啥区别，都是太监，都是司礼监，都管公文，但东林党一向是做熟不如做生，对人不对事，像魏忠贤这种无赖出身，行为卑劣的社会垃圾，他们是极其鄙视的。
应该说，这种思想是值得尊重的，值得敬佩的，却是绝对错误的。
因为他们并不知道，政治的最高技巧，不是你死我活，而是妥协。
魏忠贤愤怒了，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，不仅是因为东林党拒绝合作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感觉自己被鄙视了。
这个世上的人分很多类，魏忠贤属于江湖类，这种人从小混社会，狐朋狗友一大串，老婆可以不要，女儿可以不要，只有面子，是不能不要的。东林党的蔑视，给他那污浊不堪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，他痛定思痛，幡然悔悟，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：
既然不给脸，那就撕破脸吧！
但魏公公很快就发现，要想撕破脸，一点也不容易。
因为他是文盲。
解决魏朝、王安，只要手够狠，心够黑就行，但东林党不同，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，至少也是个进士，擅长朝廷斗争，这恰好是魏公公的弱项。
在朝廷里干仗，动刀动枪是不行的，一般都是骂人打笔仗，技术含量相当之高，多用典故成语，保证把你祖宗骂绝也没一脏字，对于字都不识的魏公公而言，要他干这活，实在有点勉为其难。
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，不至于被人骂死还哈哈笑，魏公公决定找几个助手，俗称走狗。
最早加入，也最重要的两个走狗，分别是顾秉谦与魏广微。
顾秉谦，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）进士，坏人。
此人翰林出身，学识过人，无耻也过人，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，他就自己上门去了。
当时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，都七十一了，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，但这孙子偏偏人老心不老，想更进一步，大臣又瞧不上他，索性投了太监。
改变门庭倒也无所谓，这人最无耻的地方在于，他干过这样一件事：
有一次为了升官，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七十高龄，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，说了这样一段话：
“我希望认您做父亲，但又怕您觉得我年纪大，不愿意，索性让我的儿子给您做孙子吧！”
顾秉谦，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生，魏忠贤，隆庆二年（1568）出生。顾秉谦比魏忠贤大十八岁。
无耻，无语。
魏广微，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进士，可好可坏的人。
魏广微的父亲，叫做魏允贞，魏允贞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叫做赵南星。
万历年间，魏允贞曾当过侍郎。他和赵南星的关系很好，两人曾有八拜之交，用今天话说，是拜过把子的把兄弟。
魏广微的仕途比较顺利，考中翰林，然后步步高升，天启年间，就当上了礼部侍郎。
按说这个速度不算慢，可魏先生是个十分有上进心的人，为了实现跨越性发展，他找到了魏忠贤。
魏公公自然求之不得，仅过两年，就给他提级别，从副部长升到部长，并让他进入内阁，当上了大学士。
值得表扬的是，魏广微同志有了新朋友，也不忘老朋友。上任之后，第一件事就去拜会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赵南星。
但赵南星没有见他，让他滚蛋的同时，送给了他四个字：
“见泉无子！”
魏广微之父魏允贞，字见泉。
这是一句相当狠毒的话，你说我爹没有儿子，那我算啥？
魏广微十分气愤。
气愤归气愤，他还是第二次上门，要求见赵南星。
赵南星还是没见他。
接下来，魏广微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他又去了。
魏先生不愧为名门之后，涵养很好，当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卖命，也就三次，魏广微不要赵大人卖命，吃顿饭聊聊天就好。
但赵南星还是拒而不见。
面对着紧闭的大门，魏广微怒不可遏，立誓，与赵南星势不两立。
魏广微之所以愤怒，见不见面倒是其次，关键在于赵南星坏了规矩。
当时的赵南星，是吏部尚书，人事部部长，魏广微却是礼部尚书，东阁大学士。虽说两人都是部长，但魏广微是内阁成员，相当于副总理，按规矩，赵部长还得叫他领导。
但魏大学士不计较，亲自登门，还三次，您都不见，实在有点太不像话。
就这样，这个可好可坏的人，在赵南星的无私帮助下，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坏人。
除了这两人外，魏忠贤的党羽还有很多，如冯铨、施凤来、崔呈秀、许显纯等等，后人统称为：五虎、五彪、十狗、十孩儿，光这四拨人加起来，就已有三十个。
这还是小儿科，魏公公的手下，还有二十孩儿、四十猴孙、五百义孙，作为一个太监，如此多子多孙，实在是有福气。
我曾打算帮这帮太监子孙亮亮相，搞个简介，起码列个名，但看到“五百义孙”之类的字眼时，顿时失去了勇气。
其实东林党在拉山头、搞团体等方面，也很有水平。可和魏公公比起来，那就差得多了。
因为东林党的入伙标准较高，且渠道有限：要么是同乡（乡党），同事（同科进士），要么是座主（师生关系），除个别有特长者外（如汪文言），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（进士或翰林），还要身家清白，没有案底（贪污受贿）。
而魏公公就开放得多了，他本来就是无赖、文盲，还兼职人贩子（卖掉女儿），要找个比他素质还低的人，那是比较难的。
所以他收人的时候，非常注意团结。所谓英雄莫问出处，富贵不思来由，阿猫阿狗无所谓，能干活就行，他手下这帮人也还相当知趣，纷纷用“虎”、“彪”、“狗”、“猴”自居，甭管是何禽兽，反正不是人类。
这帮妖魔鬼怪构成很复杂，有太监、特务、六部官员、地方官、武将，涉及各个阶层，各个行业，百花齐放。
虽然他们来自不同领域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：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，纯度极高的人渣。
比如前面提到的四位仁兄，即很有代表性：
崔呈秀，原本是一贪污犯，收了人家的钱，被检举丢了官，才投奔魏公公。
施凤来，混迹朝廷十余年，毫无工作能力，唯一的长处是替人写碑文。
许显纯，武进士出身，锦衣卫首领，残忍至极，喜欢刑讯逼供，并有独特习惯：杀死犯人后，将其喉骨挑出，作为凭证，或作纪念。
但相对而言，以上三位还不够份，要论王八蛋程度，还是冯铨先生技高一筹。
这位仁兄全靠贪污起家，并主动承担陷害杨涟、左光斗等人的任务，唯恐坏事干得不够多，更让人称奇的是，后来这人还主动投降了清朝，成为了不知名的汉奸。
短短一生之中，竟能集贪官、阉党、汉奸于一体，如此无廉耻，如此无人格，说他是禽兽，那真是侮辱了禽兽。
综上所述，魏忠贤手下这帮人，在工作和生活中，有着这样一个特点：
什么都干，就是不干好事，什么都要，就是不要脸。
其实阉党之中的大多数人，都曾是三党的成员，在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，加入这个温馨的集体，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，他们曾经也是人。
多年以前，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，都曾品行端正满怀理想，立志以身许国，匡扶天下，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，谨言慎行，并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。
但他们终究倒下了，在残酷的斗争、仕途的磨砺、党争的失败面前，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，并最终屈服，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、权位和利益。
魏忠贤明白，坚持理想的东林党，是绝不可能跟他合作的，要想继续好吃好喝混下去，就必须解决这些人，现在，他准备摊牌了。
但想挑事，总得有个由头，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，也不怎么收黑钱，想找茬整顿他们，是有相当难度的。
考虑再三之后，魏忠贤找到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突破口——汪文言。
作为东林党的智囊，汪文言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，左推右挡来回忽悠，拥立了皇帝，搞垮了三党，人送外号“天下第一布衣”。
但在魏忠贤看来，这位布衣有个弱点：他没有功名，不能做官，只能算是地下党。对这个人下手，即不会太显眼，又能打垮东林党的支柱，实在是一举两得。
所以在王安死后，魏忠贤当即指使顺天府府丞绍辅忠，弹劾汪文言。
要整汪文言，是比较容易的。这人本就是个老油条，除东林党外，跟三党也很熟。后来三党垮了，他跟阉党中的许多人关系也很铁，经常来回倒腾事儿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底子实在太不干净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老东家王安倒了，靠山没了，自然好收拾。
事实恰如所料，汪文言一弹就倒，监生的头衔没收，还被命令马上收拾包裹滚蛋。
汪文言相当听话，也不闹，乖乖地走人了，可他还没走多远，京城里又来了人，从半道上把他请了回去——坐牢。
赶走汪文言，是不够的，魏忠贤希望，能把这个神通广大又神秘莫测的人一棍子打死，于是他指使御史弹了汪先生第二下，把他直接弹进了牢房里。
魏忠贤终于满意了，行动进行极其顺利，汪文言已成为阶下囚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，下面……
下面没有了。
因为不久之后，汪文言就出狱了。
此时的魏忠贤是东厂提督太监、掌控司礼监、党羽遍布天下，而汪先生是个没有功名，没有身份，失去靠山的犯人。并且魏公公很不喜欢汪文言，很想把他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，这看上去，似乎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。毕竟连汪文言的后台王安，都死在了魏忠贤的手中。
无论如何，他都不应该、不可能出狱。
然而他就是出狱了。
他到底是怎么出狱的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是出来了，成功自救，魏公公也毫无反应，王安都没有办到的事情，他办到了。
而且这位仁兄出狱之后，名声更大，赵南星、左光斗、杨涟都亲自前来拜会慰问，上门的人络绎不绝，用以往革命电影里的一句话：坐牢还坐出好来了。
更出人意料的是，不久之后，朝廷首辅叶向高主动找到了他，并任命他为内阁中书。
所谓内阁中书，大致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主任，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。汪文言先生连举人都没考过，竟然捞到这个位置，实在耸人听闻。
而对这个严重违背常规的任命，魏公公竟然沉默是金，什么话都不说。因为他已经意识到，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实力，去战胜这个神通广大的人。
于是，魏忠贤停止了行动，他知道，要打破目前的僵局，必须继续等待。
此后的三年里，悄无声息之中，他不断排挤东林党，安插自己的亲信，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，他的党羽越来越庞大，实力越来越强，但他仍在沉默中等待。
因为他已看清，这个看似强大的东林党，实际上非常脆弱，吏部尚书赵南星不可怕，佥都御史左光斗不可怕，甚至首辅叶向高，也只是一个软弱的盟友。
真正强大的，只有这个连举人都考不上，地位卑微，却机智过人，狡猾到底的汪文言，要解决东林党，必须除掉这个人，没有任何捷径。
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，魏忠贤不喜欢冒险，所以他选择等待。
但事情的发展，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，包括魏忠贤在内。
天启四年（1624）吏科给事中阮大铖上书，弹劾汪文言、左光斗互相勾结，祸乱朝政。
热闹就此开始，阉党纷纷加入，趁机攻击东林党，左光斗也不甘示弱，参与论战，朝廷上下，口水滔滔，汪文言被免职，连首辅叶向高也申请辞职，乱得不可开交。
但讽刺的是，对于这件事，魏忠贤事先可能并不知道。
这事之所以闹起来，无非是因为吏科都给事中退了，位置空出来，阮大铖想要进步，就开始四处活动，拉关系。
偏偏东林党不吃这套，人事部长赵南星听说这事后，索性直接让他滚出朝廷，连给事中都不给干。阮大铖知道后，十分愤怒，决定告左光斗的黑状。
这是句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的话，赵南星让他滚，关左光斗何事？
原因在于，左光斗是阮大铖的老乡，当年阮大铖进京，就是左光斗抬举的。所以现在他升不了官，就要找左光斗的麻烦。
看起来，这个说法仍然比较乱，不过跟“因为生在荆楚之地，所以就叫萌萌”之类的逻辑相比，这种想法还算正常。
这位逻辑“还算正常”的阮大铖先生，真算是奇人。可以多说几句。后来他加入了阉党，跟着魏忠贤混，混砸了又跑到南京，跟着南明混，南明混砸了，他又加入满清，在满清军营里，他演出了人生中最精彩，最无耻的一幕。
作为投降的汉奸，他毫无羞耻之心，还经常和满清将领说话。白天说完，晚上接着说，说得人家受不了，对他说：您口才真好，可我们明天早起还要打仗，早点洗了睡吧。
此后不久，他因急于抢功跑得太快，猝死于军中。
但在当时，阮大铖先生这个以怨报德的黑状，只是导火索。真正让魏公公极为愤怒，痛下杀手的，是另一件事。准确地说，是另一笔钱。
其实一直以来，魏公公虽和东林党势不两立，却只有公愤，并无私仇。但几乎就在阮大铖上书的同一时刻，魏公公得到消息，他的一笔生意黄了，就黄在东林党的手上。
这笔生意值四万两银子，和他做生意的人，叫熊廷弼。
希望大家还记得这兄弟，自从回京后，他已经被关了两年多了，由于情节严重，上到皇帝下到刑部，倾向性意见相当一致——杀。
事到如今，只能开展自救了，熊廷弼开始积极活动，找人疏通关系，希望能送点钱，救回这条命。
七转八转，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救星，据说此人神通广大，手到擒来。
汪文言答应了，开始活动，他七转八转，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——魏忠贤。
当然，鉴于魏忠贤同志对他极度痛恨，干这件事的时候，他没有露面，而是找人代理。
魏忠贤接到消息，欣然同意，并开出了价码——四万两，熊廷弼不死。
汪文言非常高兴，立刻回复了熊廷弼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（很可能不是四万两，毕竟中间人也要收费）
以汪文言的秉性，拿中介费是一定的，拿多少是不一定的，但这次，他一文钱也没拿到。因为熊廷弼拿不出四万两。
拿不出钱来，事情没法办，也就没了下文。
但魏忠贤不知是手头紧，还是办事认真负责，发现这事没消息了，就好了奇，派人去查。七转八转，终于发现那个托他办事的人，竟然是汪文言！
过分了，实在过分了，魏忠贤感受到了出离的愤怒：和我作对也就罢了，竟然还要托我办事，吃我的中介费！
拿不到钱，又被人耍了一把的魏忠贤国仇家恨顿时涌上心头，当即派人把汪文言抓了起来。
汪文言入狱了，但这只是开始，魏忠贤的最终目标，是通过他，把东林党人拉下水。
但事实再一次证明，冲动是魔鬼。一时冲动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，他又撞见鬼了，汪文言入狱后，审来审去毫无进展，别说杨涟、左光斗，就连汪先生自己也在牢里过得相当滋润。
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，除汪先生自己特别能战斗外，另一个人的加入，也起了极大的作用。
这个人名叫黄尊素，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。
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知道他的人比较多，但他还有个更有名的儿子——黄宗羲。如果连黄宗羲都不知道，应该回家多读点书。
在以书生为主的东林党里，黄尊素是个异类。此人深谋远虑，凡事三思而行，擅长权谋，与汪文言并称为东林党两大智囊。
得知汪文言被抓后，许多东林党人都很愤怒，但也就是发发牢骚，真正做出反应的，只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个，就是黄尊素。
他敏锐地感觉到，魏忠贤要动手了。
抓汪文言只是个开头，很快，这场战火就将延伸到东林党的身上。到时一切都迟了。
于是，他连夜找到了锦衣卫刘侨。
刘侨，时任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，管理诏狱，汪文言就在他地盘坐牢。
这人品格还算正派，所以黄尊素专程找到他，疏通关系。
黄尊素表示，人你照抓照关，但万万不能牵涉到其他人，比如左光斗、杨涟等等。
刘侨答应了。
刘侨是个聪明人，他明白黄尊素的意思。便照此意思吩咐审讯工作，所以汪文言在牢里满口胡话，也没人找他麻烦。
而另一个察觉魏忠贤企图的人，是叶向高。
叶向高毕竟是见过世面的，几十年朝廷混下来，一看就明白。即刻上书表示汪文言是自己任命的，如果此人有问题，就是自己责任，与他人无关，特请退休回家养老。
叶首辅不愧为老狐狸，他明知道，朝廷是不会让自己走的，却偏要以退为进，给魏忠贤施加压力，让他无法轻举妄动。
看到对方摆出如此架势，魏忠贤退缩了。
太冲动了，时候还没到。
在这个回合里，东林党获得了暂时的胜利，却将迎来永远的失败。
抓汪文言时，魏忠贤并没有获胜的把握，但到了天启四年（1624）五月，连东林党都不再怀疑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。
因为魏公公实在太能拉人了。
几年之间，所谓“众正盈朝”已然变成了“众兽盈朝”。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已经遍布朝廷，王体乾掌控了司礼监，顾秉谦、魏广微进入内阁，许显纯、田尔耕控制锦衣卫。六部里，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苦苦支撑，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，甚至管纪检监察的都察院六科，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。
对于这一转变，大多数书上的解释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道德沦丧，品质败坏等等等等。
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一句话：实在。
魏忠贤能拉人，因为他实在。
你要人家给你卖命，拿碗白饭对他说，此去路远，多吃一点，那是没有效果的。毕竟千里迢迢，不要脸面，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，不见点干货，心理很难平衡。
在这一点上，魏公公表现得很好，但凡投奔他的，要钱给钱，要官给官，真金实银，不打白条。
相比而言，东林党的竞争力实在太差，什么都不给还难进，实在有点难度过高。
如果有人让你选择如下两个选项：坚持操守，坚定信念和理想，一生默默无闻，家徒四壁，为国为民，辛劳一生。
或是放弃原则，泯灭良心，少奋斗几十年，青云直上，升官发财，好吃好喝，享乐一生。
〖嗟乎！大阉之乱，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
——《五人墓碑记》〗
不用回答，我们都知道答案。
很久以前，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，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在向他的手下训话，他说，昨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这个世界上没有黑社会了。
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，都变成了黑社会。
这句话在魏忠贤那里，已不再是梦想。
他不问出身，不问品格，将朝廷大权赋予所有和他一样卑劣无耻的人。
而这些靠跪地磕头、自认孙子才掌握大权的人，自然没有什么造福人民的想法，受尽屈辱才得到的荣华富贵，不屈辱一下老百姓，怎么对得起自己呢？
在这种良好愿望的驱使下，某些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开始陆续发生。比如某县有位富翁，闲来无事杀了个人，知县秉公执法，判了死刑。这位仁兄不想死，就找到一位阉党官员，希望能够拿钱买条命。
很快他就得到了答复：一万两。
这位财主同意了，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：希望杀掉那位判他死刑的知县，因为这位县太爷太过公正，实在让他不爽。
要说还是阉党的同志们实在，收钱之后立马放人，并当即捏造了罪名，把那位知县干掉了。
无辜的被害者，正直的七品知县，司法、正义，全加在一起，也就一万两。
事实上，这个价码还偏高。
搞到后来，除封官许愿外，魏忠贤还开发了新业务：卖官！有些史料还告诉我们，当时的官职都是明码标价，买个知县，大致是两三千两，要买知府，五六千两也就够了。
如此看来，那位草菅人命的财主，还真是不会算帐。索性找到魏公公，花一半钱买个知府，直接当那知县的上级，找个由头把他干掉，还能省五千两，亏了，真亏了。
自开朝以来，大明最黑暗的时刻，终于到来！
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，所付出的尊严和代价，要从那些更为弱小的人身上加倍掠夺。蹂躏、欺凌、劫掠，不用顾忌，不用考虑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！
因为在这个时代，没有人能阻止我们，没有人敢阻止我们！
【道统】
几年来，杨涟一直在看。
他看见那个无恶不作的太监，抢走了朋友的情人，杀死了朋友，坑死了上司，却掌握了天下的大权，无需偿命，没有报应。
那个叫天理的东西，似乎并不存在。
他看见，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，已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。
在明代历史上，从来不缺重量级的坏人，比如刘瑾，比如严嵩，但刘瑾多少还读点书，知道做事要守规矩，至少有个底线，所以他明知李东阳和他作对，也没动手杀人。严嵩虽说杀了夏言，至少还善待自己的老婆。
而魏忠贤，是一个文盲，逼走老婆，卖掉女儿，他没原则，没底线，阴险狡诈，不择手段，已达到了无耻无极限的境界。他绝了后，也空了前。
当杨涟回过神来，他才发现，自己身边，已是空无一人，那些当年的敌人、甚至朋友、同僚都已抛弃良知，投入了这个人的怀抱。在利益的面前，良知实在太过脆弱。
但他依然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，因为他依然坚持着一样东西——道统。
所谓道统，是一种规则，一种秩序，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历经苦难挫折依旧前行的动力。
杨涟和道统已经认识很多年了。
小时候，道统告诉他，你要努力读书，研习圣人之道，将来报效国家。
当知县时，道统告诉他，你要为官清廉，不能贪污，不能拿不该拿的钱，要造福百姓。
京城，皇帝病危，野心家蠢蠢欲动，道统告诉他，国家危亡，你要挺身而出，即使你没有义务，没有帮手。
一直以来，杨涟对道统的话都深信不疑，他照做了，并获得了成功：
是你让我相信，一个普通的平民子弟，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坚持不懈，成就一番事业，成为千古留名的人物。
你让我相信，即使身居高位，尊容加身，也不应滥用自己的权力，去欺凌那些依旧弱小的人。
你让我相信，一个人活在这世上，不能只是为了自己。他应该清正廉洁，严于律己，坚守那条无数先贤走过的道路，继续走下去。
但是现在，我有一个疑问：
魏忠贤是一个不信道统的人，他无恶不作，肆无忌惮，没有任何原则，但他依然成为了胜利者，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道统，投奔了他，只是因为他封官给钱，如同送白菜。
我的朋友越来越少，敌人越来越多，在这条道路上，我已是孤身一人。
道统说：是的，这条道路很艰苦，门槛高，规矩多，清廉自律，家徒四壁，还要立志为民请命，一生报效国家，实在太难。
那我为何还要继续走下去呢？
因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，几千年来，一直有人走在这条孤独的道路上，无论经过多少折磨，他们始终相信规则，相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尊严和价值，相信这个世界上，存在着公理与正义，相信千年之下，正气必定长存。
是的，我明白了，现在轮到我了，我会坚守我的信念，我将对抗那个强大的敌人，战斗至最后一息，即使孤身一人。
好吧，杨涟，现在我来问你，最后一个问题：
为了你的道统，牺牲你的一切，可以吗？
可以。
第十六章 杨涟
天启四年（1624）六月，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，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。
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，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，从排除异己、陷害忠良、图谋不轨、杀害无辜，可谓世间万象，无所不包，且真实可信，字字见血。
由此看来，魏忠贤确实是人才，短短几年里，跨行业、跨品种，坏事干得面面俱到，着实不易。
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，与其说是反击，不如说是愤怒。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，此时的朝廷，从内阁到六部，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。按照常理，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，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，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。
杨涟虽然正直，却并非没有心眼，为了应对不利局面，他想出了两个办法。
他写完这封奏疏后，并没有遵守程序，把它送到内阁，而是随身携带，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。
因为在这一天，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，那时，杨涟将拿出这封奏疏，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。
在清晨的薄雾中，杨涟怀揣着奏疏，前去上朝，此时除极个别人外，无人知道他的计划，和他即将要做的事。
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，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：皇帝下令，今天不办公（免朝）。
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，杨涟明白，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。
只能明天再来了。
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，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于是他改变了主意。
杨涟走到了会极门，按照惯例，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。
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，杨涟已然确定，不久之后，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。
之所以做此选择，是因为他别无选择。
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，他知道，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，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，万一事情曝光，以魏公公的品行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不能再等了，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，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，都不能再等了。
第一个办法失败了，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，直接上书。事实上，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。
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，但不知是怎么告的，因为他不识字。
所以，他找人读给他听。
但当这位无恶不作、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，便打断了朗读，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，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。
魏忠贤害怕了，这位不可一世，手握大权的魏公公，竟然害怕了。
据史料的记载，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，两手不由自主颤抖，并且半天沉默不语。
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，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。
现在他掌握了内阁，掌握了六部，甚至还掌握了特务，他一度以为，天下再无敌手。
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才明白，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、身无长物，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，深入骨髓的畏惧。
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，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！
奏疏倒还好说，魏公公一句话，说压就压了，反正皇帝也不管。但问题是，杨涟是左副都御史，朝廷高级官员，只要皇帝上朝，他就能够见到皇帝，揭露所有一切。
怎么办呢？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：不让皇帝上朝。
在接下来的三天里，皇帝都没有上朝。
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蠢，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，到第四天，就不干了，偏要去上朝。
魏忠贤头疼不已，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，不让他去又不行，迫于无奈，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，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，到大殿转了一圈，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。
此外，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，不允许任何人发言。
总之，他的对策是，先避风头，把这件事压下去，以后再跟杨涟算帐。
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，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，事情的发展，早在他意料之中。
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，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，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。
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，但让他惊奇的是，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，没过几天，朝廷上下，除了皇帝没看过，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，还有个把缺心眼的，把词编成了歌，四处去唱，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。
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，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，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，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，并在短短几天之内，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。
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，看到这封奏疏后，欢呼雀跃，连书都不读了，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，抄到手软，并广泛散发。
吃过魏公公苦头的人民大众自不用说，大家一拥而上，反复传抄，当众朗诵，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。据说最风光的时候，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。
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的知情者之一，此时自然不甘人后，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书，斥责魏忠贤。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，也来凑了把热闹。于是几天之内，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，堆积如山，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。
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，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，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，一些人纷纷倒戈，掉头就骂魏公公，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。
事实证明，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，就如同那滔滔江水，延绵不绝。搞得连深宫之中的皇帝，都听说了这件事，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事情已经瞒不住了。
杨涟没有想到，自己的义愤之举，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，在他看来，照此形势发展，大事必成，忠贤必死。
然而有一个人，不同意杨涟的看法。
在写奏疏之前，为保证一击必中，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，如赵南星、左光斗通过气，但有一个人，他没有通知，这个人是叶向高。
由始至终，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，且身居首辅，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，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，偏不买他的帐。
因为叶向高曾不只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观点：
对付魏忠贤，是不能硬来的。
叶向高认为，魏忠贤根基深厚，身居高位，且内有奶妈（客氏），外有特务（东厂），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，是无法扳倒的。
杨涟认为，叶向高的言论，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。
魏忠贤再强大，也不过是个太监。他手下的那帮人，无非是乌合之众，只要能够集中力量，击倒魏忠贤，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一网打尽，维持社会秩序、世界和平。
更何况，自古以来，邪不胜正。
邪恶是必定失败的！基于这一基本判断，杨涟相信，自己是正确的，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。
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，邪不胜正是靠谱的，但杨涟不明白，这个命题有个前提条件——时间。
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，除去超人、蝙蝠侠等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外，邪是经常胜正的。所谓好人、善人、老实人常常被整得凄惨无比，比如于谦、岳飞等等，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。
只有岁月的沧桑，才能淘尽一切污浊，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，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，历千年而不灭。
杨涟，下一个殉道者。
很不幸，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，却是对的。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，要干掉魏忠贤，是毫无胜算的。
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宿命的，不是奶妈，也不是特务，而是皇帝。
杨涟并不傻，他知道大臣靠不住，太监靠不住，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，都寄托在皇帝身上。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，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。
可惜，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，是靠不住的。
自有皇帝以来，牛皇帝有之，熊皇帝有之，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，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：他是木匠。
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，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，他经常摆弄宫里建筑。具体表现为在他当政的几年里，宫里经常搞工程，工程的设计单位、施工、监理、检验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。
更为奇特的是，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，修好了，就拆，拆完了，再修，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。总之，搞来搞去，只为图个乐。
这是大工程，小玩意天启同志也搞过。据史料记载，他曾经造过一种木制模型，有山有水有人，据说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，还能动起来，纯手工制作，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为检验自己的实力，天启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，据称能卖近千两银子，合人民币几十万。要换在今天，这兄弟就不干皇帝，也早发了。
可是，他偏偏就是皇帝。
大明有无数木匠，但只有一个皇帝，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，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，都是彻底地抓瞎。
当然，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，从来不管政务，不懂政治，那也是不对的，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，也不看文件，不理朝廷，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。
比如魏公公，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，就爱干木匠，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，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的时候去，朱木匠自然不高兴，把手一挥：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这句话在手，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，任意妄为。
但在这句话后，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：好好干，莫欺我！
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，你不要骗我，但隐含意思是，我知道，你可能会骗我。
事实上，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，但在他看来，无论这人多好，只要对他坏，就是坏人；无论这人多坏，只要对他好，就是好人。
基于这一观点，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，就算不信任他，也没有必要干掉他。
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，才认定，单凭这封奏疏，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。
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尊素，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：
“清君侧者必有内援，杨公有乎？”
这意思是，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，必须要有内应，当然没内应也行，像当年猛人朱棣，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，一直打到京城，想杀谁杀谁。
杨涟没有，所以不行。
但他依然充满自信，因为奏疏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：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边的。
但是实力，并不在他的一边。
奏疏送上后的第五天，事情开始脱离杨涟的轨道，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。
【底线】
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，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，他束手无策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，东林党人韩旷，希望他手下留情。
韩旷给他的答复是：没有答复。
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，对于魏公公的请求，毫无回应，别说赞成，连拒绝都没有。
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，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，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，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。
与韩旷不同，叶向高倒还比较温柔。他曾表示，对魏忠贤无须赶尽杀绝，能让他消停下来，洗手不干，也就罢了。
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，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，甚至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。
凡持此种观点者，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、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。
因为就当时局势而言，叶向高说无须赶尽杀绝，那只是客气客气的，实际上，压根就无法赶尽杀绝。
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。
在被无情地拒绝后，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，他终于明白，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，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，也无法接纳的。
正邪不能共存，那么好吧，我将把所有的一切，都拉入黑暗之中。
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，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。
在皇帝的面前，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，一进去就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：
“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，而且还要害皇上，我无法承担重任，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。”
这种混淆是非，拉皇帝下水的伎俩，虽然并不高明，却比较实用，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。
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，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打乱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：
“听说有人弹劾你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听到这句话时，魏忠贤知道，完蛋了。他压住杨涟的奏疏，煞费苦心封锁消息，这木匠还是知道了。
对于朱木匠，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，虽不管事，绝不白痴，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。
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，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。
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，只说了一句话：
“奏疏在哪里，拿来给我！”
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。因为在那封奏疏上，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，比如迫害后宫嫔妃，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，以及私自操练兵马（内操），图谋不轨等等。
贪污受贿，皇帝可以不管，坑皇帝的老婆，抢皇帝的座位，皇帝就生气了。
更何况这些事，他确实也干过，只要皇帝知道，一查就一个准。
奏疏拿来了，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，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：
“读给我听。”
魏忠贤笑了。
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——皇帝陛下，是不大识字的。
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，似乎很残酷，但却是事实，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（认字不多），归根结底，还是万历惹的祸。
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，太子几十年不安心，自己都搞不定，哪顾得上儿子，儿子都顾不上，哪顾得上儿子读书，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，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。
所以现在，他并没有自己看，而是找了个人，读给他听。
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，他确定，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
这个朗读者，是司礼监掌印太监，他的死党，王体乾。
就这样，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，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，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，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，都省略了，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，出于善意，也不读了。
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，皇帝大人相当疑惑，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，为何群众如此愤怒？
但这也无所谓，反正也没什么大事，老子还要干木匠呢，就这么着吧。
于是他对魏忠贤说，你接着干吧，没啥大事。
魏忠贤彻底解脱了。
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，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，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，只有实力。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，只有皇帝。
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，事件的结局，已无悬念。
天启四年（1624）十月，看清虚实的魏忠贤，终于举起了屠刀。
同月，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，皇帝下旨，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，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，批评杨涟、左光斗、高攀龙等人，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，一顿猛踩，矛头直指东林党。
可以肯定的是，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，他老人家本不识字，且忙做木匠，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，为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，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。
大势已去，一切已然无可挽回。
同月，心灰意冷的赵南星、杨涟、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，回了老家。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。
只剩下一个人——叶向高。
叶向高很冷静，由始至终，他都极其低调，魏忠贤倒霉时，他不去踩，魏忠贤得意时，他不辞职，因为他知道，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。
必须忍耐下去，等待反攻的时机。
但是，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——魏忠贤的身份。
魏忠贤是一个无赖，无赖没有原则，他不是刘瑾，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。
几天之后，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，每天在叶向高门口大吵大嚷，不让睡觉，无奈之下，叶向高只得辞职回家。
两天后，内阁大学士韩旷辞职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，至此，内阁彻底沦陷。
东林党失败了，败得心灰意冷，按照以往的惯例，被赶出朝廷的人，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。
但这一次，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——赶尽杀绝。
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，他是无赖流氓，政治家搞人，搞倒搞臭也就罢了，无赖流氓搞人，都是搞死为止。
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，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。
但要办到这一点，是有难度的。
大明毕竟是法制社会，要干掉某些人，必须要罪名，至少要个借口，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，作风问题、经济问题，都是统统的没有。
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：他们或许狭隘、或许偏激，却不贪污，不受贿，不仗势欺民，他们的所有举动，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，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。
什么生计、未来，魏公公是不关心的，他关心的是，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：抓来打死不行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，社会压力太大，抓来死打套取口供，估计也不行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，攻坚难度太大。
于是，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，他相信，从此人的身上，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。
虽然在牢里，但汪文言仍然清楚地感觉到，世界变了，刘侨走了，魏忠贤的忠实龟孙，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，原先好吃好喝，现在没吃没喝，审讯次数越来越多，态度越来越差。
但他并不知道，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。
魏忠贤明白，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，把柄是没有的，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，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，有钱就拿，有利就贪，东林党熟，阉党也熟，牛鬼蛇神全不耽误，谈不上什么原则。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，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。
面对左右逢源、投机取巧的汪文言，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。
天启五年（1625），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，审讯汪文言。
史料反映，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，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，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，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，把人吊起来，或是用沾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，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。所谓审讯，就是赤裸裸的折磨。
第一次审讯后，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，半死不活。
但许显纯并不甘休，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、第三次审讯，十几次审下来，审到他都体力不支，依然乐此不疲。
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、侮辱、拷问汪文言，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，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：
“不知道。”
无论拷打多少次，折磨多少回，穷凶极恶的质问，丧心病狂的酷刑，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。
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，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，禁不住痛哭流涕。
然而汪文言用镇定地语气对他说：
“不要哭，我必死，却并不怕死！”
许显纯急眼了，在众多的龟孙之中，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，实在是莫大的信任，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，他必须继续拷打。
终于有一天，在拷打中，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：
“你要我承认什么，说吧，我承认就是了。”
许显纯欣喜万分，说道：
“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，作口供为证，就放了你。”
在短暂的沉默之后，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：
“这世上，没有贪赃的杨涟。”
六年前，他之所以加入东林党，不是为了正义，是为了混饭吃。
混社会的游民，油滑的县吏，唯利是图，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，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，他的一生，都在虚伪、圆滑、欺骗中度过，他的每次选择，都是为了利益，都是妥协的产物。
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，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：面对黑暗，绝不妥协。
付出生命，亦在所不惜。
许显纯无计可施，所以他决定，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——伪造口供。
在这个问题上，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，他一边拷打汪文言，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，意思很明白：我就在你的面前，伪造你的口供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
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，对面阴暗的角落里，那个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。
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，用尽他最后的力气，向这个黑暗的世界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：
“不要乱写，就算我死了，也要与你对质！”
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。
这句话告诉我们，追逐权位，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，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、尔虞我诈之后，拒绝了诱惑，选择了理想，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。
【血书】
许显纯怕了，他怕汪文言的诅咒，于是，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：杀死汪文言。
死后对质还在其次，如果让他活着对质，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。
天启五年（1625）四月，汪文言被害于狱中，他始终没有屈服。
同月，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，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等东林党人被逮捕，他们的罪名是受贿，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。
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，在这份无耻的文书中，杨涟被认定受贿两万两，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。
审讯开始了，作为最主要的对象，杨涟被首先提审。
许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，问：
“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？”
杨涟答：
“辽阳失陷前，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，他战败后，我怎会帮他出狱？文书尚在可以对质。”
许显纯无语。
很明显，许锦衣卫背地耍阴招有水平，当面胡扯还差点，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，只能在沉默中变态：
“用刑！”
下面是杨涟的反应：
“用什么刑？有死而已！”
许显纯想让他死，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。
拷打如期进行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，打到不能打为止，杨涟的下颌脱落，牙齿打掉，却依旧无一字供词。
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，几次下来，杨涟体无完肤，史料有云：“皮肉碎裂如丝”。
然“骂不绝口”，死不低头。
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，杨涟回到监房，写下了《告岳武穆疏》。
在这封文书中，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，也没有愤怒的咒骂，他说：
“此行定知不测，自受已是甘心。”
他说：
“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，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。”
昏暗的牢房中，惨无人道的迫害，无法形容的痛苦，死亡边缘的挣扎，却没有仇恨，没有愤懑。
只有坦然，从容，以天下为己任。
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，许显纯终于认识到，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，是绝不可能的。
栽赃不管用的时候，暗杀就上场了。
魏忠贤很清楚，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，是绝对不能放走的。无论如何，必须将他杀死，且不可走漏风声。
许显纯接到了指令，他信心十足地表示，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，悄无声息，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。
事实确实如此，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，被弄进去了，所谓拷打、折磨，闻所未闻。
对于这一点，杨涟自己也很清楚，他可以死，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
所以，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，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，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。在遗书中，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，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。
遗书写完了，却没用，因为送不出去。
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，许显纯加派人手，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，如无意外，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，成为灶台的燃料。
于是，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。
顾大章接受了，但他也没办法，因为他是东林重犯，如果杨涟被杀，他必难逃一死。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，如若窝藏必是重犯，推来推去，谁都不敢收。
更麻烦的是，看守查狱的时候，发现了这封绝笔，顾大章已别无选择。
他面对监狱的看守，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，然后从容等待结局。
短暂的沉寂后，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，平静地告诉他：这封绝笔，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。
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，此后被埋在牢房的的墙角下，杨涟被杀后，那位看守将其取出，并最终公告于天下。
无论何时何地，正义终究是存在的。
天启五年（1625）七月，许显纯开始了谋杀。
不能留下证据，所以不能刀砍，不能剑刺，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。
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，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。
然而杨涟没有死。
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——布袋压身。
所谓布袋压身，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，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，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。具体操作程序是：找到一只布袋，里面装满土，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。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（当年曾经蹲过黑牢），基本上是晚上压住，天亮就死，品质有保障。
然而杨涟还是没死，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，就当是盖被子，白天拍土又站起来。
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，居然连人都干不掉，许显纯快疯了。
于是这个疯狂的人，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。
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。
具体的操作方法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。
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，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，毫无人性的折磨、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，他的神智开始模糊。
杨涟知道，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，于是他咬破手指，对这个世界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。
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，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，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，他拖着伤残的身体，用颤抖的双手，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。
结束吧，杨涟微笑着，等待着最后的结局。
许显纯来了，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，已经力不从心了。
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，和坚韧生命力的人，许显纯真的害怕了，敲碎他全身的肋骨，他没有死，用土袋压，他没有死，用钉子钉进耳朵，也没有死。
无比恐惧的许显纯决定，使用最后，也是最残忍的一招。
天启五年（1625）七月二十四日夜。
许显纯把一根大铁钉，钉入了杨涟的头顶。
这一次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，杨涟当场死亡，年五十四。
伟大的殉道者，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！
杨涟希望，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，被亲属发现。
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，因为这一点，魏忠贤也想到了。
为消灭证据，他下令对杨涟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，绝不能遗漏。
很明显，杨涟藏得不好，在检查中，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。
他十分高兴，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。
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，便改变了主意。
他藏起了血书，把它带回了家，他的妻子知道后，非常恐慌，让他交出去。
牢头并不理会，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，一边痛哭，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：
“我要留着它，将来，它会赎清我的罪过。”
三年后，当真相大白时，他拿出了这份血书，并昭示天下。
如下：
〖仁义一生，死于诏狱，难言不得死所，何憾于天，何怨于人？唯我身副宪臣，曾受顾命，孔子云：托孤寄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。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，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，天下万世矣！
大笑大笑还大笑，刀砍东风，于我何有哉！〗
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，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，不知道能否平反，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。
毫无指望，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。
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，肋骨尽碎的杨涟，在最为绝望的时刻，写下的文字，每一个字，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。
拷打、折磨，毫无人性的酷刑，制服了他的身体，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。无论何时，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，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，那个崇高、光辉、唯一的信念：
〖涟即身无完骨，尸供蛆蚁，原所甘心。
但愿国家强固，圣德刚明，海内长享太平之福。
此痴愚念头，至死不改。〗
有人曾质问我，遍读史书如你，所见皆为帝王将相之家谱，有何意义？
千年之下，可有一人，不求家财万贯，不求出将入相，不求青史留名，唯以天下、以国家、以百姓为任，甘受屈辱，甘受折磨，视死如归？
我答：曾有一人，不求钱财，不求富贵，不求青史留名，有慨然雄浑之气，万刃加身不改之志。
杨涟，千年之下，终究不朽！
第十七章 殉道
【老师】
左光斗只比杨涟多活了一天。
身为都察院高级长官，左光斗也是许显纯拷打的重点对象，杨涟挨过的酷刑，左光斗一样都没少。
而他的态度，也和杨涟一样，绝不退让，绝不屈服。
虽然被打得随时可能断气，左光斗却毫不在乎，死不低头。
他不在乎，有人在乎。
先是左光斗家里的老乡们开始凑钱，打算把人弄出来，至少保住条命。无效不退款后，他的家属和学生就准备进去探监，至少再见个面。
但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。
最后，他的一位学生费尽浑身解数，才买通了一位看守，进入了监牢。
他换上了破衣烂衫，化装成捡垃圾的，在黑不隆冬的诏狱里摸了半天，才摸到了左光斗的牢房。
左光斗是坐着的，因为他的腿已经被打没了（筋骨尽脱）。面对自己学生的到访，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——脸已被烙铁烙坏，连眼睛都睁不开。
他的学生被惊呆了，于是他跪了下来，抱住老师，失声痛哭。
左光斗听到了哭声，他醒了过来，没有惊喜，没有哀叹，只有愤怒，出离的愤怒：
“蠢人！这是什么地方，你竟然敢来（此何地也，而汝前来）！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死就死了，你却如此轻率，万一出了事，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！？”
学生呆住了，呆若木鸡。
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，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，做出投掷的动作，并说出了最后的话：
“你还不走？！再不走，无需奸人动手，我自己杀了你（扑杀汝）！”
面对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，学生眼含着热泪，快步退了出去。
临死前，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，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：
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，至死也不动摇。
天启五年（1625）七月二十五日，左光斗在牢中遇害，年五十一。
二十年后，扬州。
南京兵部尚书，内阁大学士，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，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，时为南明弘光元年（1645）二月。
雪很大，史可法却一直站在外面，安排部署，他的部下几次劝他进屋躲雪，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：
“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，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（愧于吾师）！”
史可法最终做到了，他的行为，足以让他的老师为之自豪。
左光斗死后，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魏大中、袁化中，周朝瑞先后被害。
活着的人，只剩下顾大章。
顾大章，时任礼部郎中，算是正厅级干部，在这六人里就官职而言并不算大，但他还是有来头的，他的老师就是叶向高，加上平时活动比较积极，所以这次也被当作要犯抓了进来。
抓进来六个，其他五个都死了，他还活着，不是他地位高，只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一个特殊的官职——刑部主事。
刑部主事，大致相当于司法部的一个处长，但凑巧的是，他这个部门恰好就是管监狱的，所谓刑部天牢、锦衣诏狱的看守，原先都是他的部下。
现在老上级进去了，遇到了老下级，这就好比是路上遇到劫道的，一看，原来你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，还一起罚过站，这就不好下手了。咬咬牙，哥们你过去吧，这单生意我不做了，下次注意点，别再到我的营业区域里转悠。
外加顾主事平时为人厚道，对牢头看守们都很照顾，所以他刚进去的时候，看守都向他行礼，对他非常客气，点头哈腰，除了人渣许显纯例行拷打外，基本没吃什么亏。
但其他人被杀后，他的处境就危险了，毕竟一共六个，五个都死了，留你一个似乎不太像话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，是不能让人知道的，要是让他出狱，笔杆子一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，舆论压力比较大。
事实上，许显纯和魏忠贤确实打算把顾大章干掉，且越快越好。顾大章去阎王那里伸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
然而这个世界上，意外的事情总是经常发生的。
一般说来，管牢房的人交际都比较广泛。特别是天牢、诏狱这种高档次监狱，进来的除了窦娥、忠良外，大都有点水平，或是特殊技能，江洋大盗之类的牛人也不少见。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顾大章认识一些这样的人。
因为就在九月初，处死他的决议刚刚通过，监狱看守就知道了。
但是这位看守没有把消息告诉顾大章，却通知了另一个人。
这个人的姓名不详，人称燕大侠，也在诏狱里混，但既不是犯人，也不是看守，每天就混在里面，据说还是主动混进来的，几个月了都没人管。
他怎么进来的，不得而知，为什么没人管，不太清楚，但他之所以进来，只是为了救顾大章。为什么要救顾大章，也不太清楚，反正他是进来了。
得知处决消息，他并不慌张，只是找到报信的看守，问了他一个问题：
“我给你钱，能缓几天吗？”
看守问：
“几天？”
燕大侠答：
“五天。”
看守答：
“可以。”
五天之后，看守跑来找燕大侠：
“我已尽力，五日已满，今晚无法再保证顾大章的安全，怎么办？”
燕大侠并不紧张：
“今晚定有转机。”
看守认为，燕大侠在做梦，他笑着走了。
几个时辰之后，他接到了命令，将顾大章押往刑部。
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许显纯又来了。
许显纯急匆匆跑来，把顾大章从牢里提出来，声色俱厉地说了句话：
“你几天以后，还是要回来的！”
然后，他又急匆匆地走了。
顾大章很高兴。
作为官场老手，他很理解许显纯这句话的隐含意义——自己即将脱离诏狱，而许显纯无能为力。
因为所谓锦衣卫、东厂，都是特务机关，并非司法机构。这件案子被转交刑部，公开审判，就意味着许显纯们搞不定了。
很明显，他们受到了压力。
但为什么搞不定，又是什么压力，他不知道。
这是个相当诡异的问题：魏公公权倾天下，连最能搞关系的汪文言都整死了，然而燕大侠横空出世，又把事情解决了，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
顾大章不知道答案，看守不知道答案，许显纯也未必知道。
燕大侠知道，可是他没告诉我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
之前我曾介绍过许多此类幕后密谋，对于这种鬼才知道的玩意，我的态度是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绝不猜。
我倒是想猜，因为这种暗箱操作，还是能猜的。如当年太史公司马迁先生，就很能猜的，秦始皇死后，李斯和赵高密谋干掉太子，他老人家并不在场，上百年前的事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对话都能猜出来。过了几千年，也没人说他猜得不对，毕竟事情后来就是那么干的。
可这件事实在太过复杂，许显纯没招，魏公公不管（或是管不了），他们商量的时候也没叫我去，实在是不敢乱猜。
无论事实真相如何，反正顾大章是出来了。在经历几十天痛苦的折磨后，他终于走出了地狱。
按说到了刑部，就是顾大人的天下了，可实情并非如此。
因为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投了阉党，部长大人尚且如此，顾大人就没辙了。
天启五年（1625）九月十二日，刑部会审。
李养正果然不负其阉党之名，一上来就喝斥顾大章，让他老实交代。更为搞笑的是，他手里拿的罪状，就是许显纯交给他的，一字都没改，底下的顾大章都能背出来，李尚书读错了，顾大人时不时还提他两句。
审讯的过程也很简单，李尚书要顾大章承认，顾大章不承认，并说出了不承认的理由：
“我不能代死去的人，承受你们的诬陷。”
李尚书沉默了，他知道这位曾经的下属是冤枉的，但他依然做出了判决：
杨涟、左光斗、顾大章等六人，因收受贿赂，结交疆臣，处以斩刑。
这是一份相当无聊的判决，因为判决书里的六个人，有五个已经挂了，实际上是把顾大章先生拉出来单练，先在诏狱里一顿猛打，打完再到刑部，说明打你的合法理由。
形势急转直下，燕大侠也慌了手脚，一天夜里，他找到顾大章，告诉他情况不妙。
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顾大章并不惊慌，恰恰相反，他用平静的口吻，向燕大侠揭示了一个秘密——出狱的秘密。
第二天，在刑部大堂上，顾大章公开了这个秘密。
顾大章招供了，他供述的内容，包括如下几点，杨涟的死因，左光斗的死因，许显纯的刑罚操作方法，绝笔，无人性的折磨，无耻的谋杀。
刑部知道了，朝廷知道了，全天下人都知道了。
魏忠贤不明白，许显纯不明白，甚至燕大侠也不明白，顾大章之所以忍辱负重，活到今天，不是心存侥幸，不是投机取巧。
他早就想死了，和其他五位舍生取义的同志一起，光荣地死去，但他不能死。
当杨涟把绝笔交给他的那一刻，他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，他知道自己有义务活下去，有义务把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把邪恶的丑陋，正义的光辉，告诉世上所有的人。
所以他隐忍、等待，直至出狱，不为偷生，只为永存。
正如那天夜里，他对燕大侠所说的话：
“我要把凶手的姓名传播于天下（播之天下），等到来日世道清明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（断无遗种）！”
“吾目暝矣。”
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。
他做到了，是以今日之我们，可得知当年之一切。
一天之后，他用残废的手（三个指头已被打掉）写下了自己的遗书，并于当晚自缢而死。
杨涟，当日你交付于我之重任，我已完成。
“吾目暝矣。”
至此，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袁化中、周朝瑞、顾大章六人全部遇害，史称“六君子之狱”。
就算是最恶俗的电视剧，演到这里，坏人也该休息了。
但魏忠贤实在是个超一流的反派，他还列出了另一张杀人名单。
在这份名单上，有七个人的名字，分别是高攀龙、李应升、黄遵素、周宗建，缪昌期、周起元、周顺昌。
这七位仁兄地位说高不高，就是平时骂魏公公时狠了点，但魏公公一口咬死，要把他们组团送到阎王那里去。
六君子都搞定了，搞个七君子不成问题。
春风得意、无往不胜的魏公公认为，他已经天下无敌了，可以把事情做绝做尽。
魏忠贤错了。
在一部相当胡扯的香港电影中，某大师曾反复说过句不太胡扯的话：凡事太尽，缘分必定早尽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事情是很顺利的，东林党的人势力没有，气节还是有的，不走也不逃，坐在家里等人来抓，李应升、周宗建，缪昌期、周起元等四人相继被捕，上路的时候还特高兴。
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坚持信念，被魏忠贤抓走，是光辉的荣誉。
高攀龙更厉害，抓他的东厂特务还没来，他就上路了——自尽。
在被捕前的那个夜晚，他整理衣冠，向北叩首，然后投水自杀。
死前留有遗书一封，有言如下：可死，不可辱。
在这七个人中，高攀龙是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李应升、周宗建、黄尊素都是御史，缪昌期是翰林院谕德，周起元是应天巡抚，说起来，不太起眼的，就数周顺昌了。
这位周先生曾吏部员外郎，论资历、权势，都是小字辈，但事态变化，正是由他而起。
周顺昌，字景文，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嫉恶如仇。
说起周兄，还有个哭笑不得的故事，当初他在外地当官，有一次人家请他看戏，开始挺高兴，结果看到一半，突然怒发冲冠，众目睽睽之下跳上舞台，抓住演员一顿暴打，打完就走。
这位演员之所以被打，只是因为那天，他演的是秦桧。
听说当年演白毛女的时候，通常是演着演着，下面突来一枪，把黄世仁同志干掉，看来是有历史传统的。
连几百年前的秦桧都不放过，现成的魏忠贤当然没问题。
其实最初名单上只有六个人，压根就没有周顺昌，他之所以成为候补，是因为当初魏大中过境时，他把魏先生请到家里，好吃好喝，还结了亲家，东厂特务想赶他走，结果他说：
“你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？！回去告诉魏忠贤，我叫周顺昌，只管找我！”
后来东厂抓周起元的时候，他又站出来大骂魏忠贤，于是魏公公不高兴了，就派人去抓他。
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，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，周顺昌为人清廉，家里很穷，还很讲义气，经常给人帮忙，在当地名声很好。
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，又觉得苏州人文绉绉的，好欺负，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，要周顺昌家给钱，还公开扬言，如果不给，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。
可惜周顺昌是真没钱，他本人也看得开，同样扬言：一文钱不给，能咋样？
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，他们开始凑钱，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，只求东厂高抬贵手。
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，名叫文之炳，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，得寸进尺，竟然加价，要了还要。
这就过于扯淡了，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，大家忍了。
第二天，为抗议逮捕周顺昌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。
要换个明白人，看到这个苗头，就该跑路，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（或是太傻），一点不消停，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，为不连累周顺昌，大家又忍了。
一天后，苏州市民涌上街头，为周顺昌送行，整整十几万人，差点把县衙挤垮，巡抚毛一鹭吓得不行，表示有话好好说。有人随即劝他，众怒难犯，不要抓周顺昌，上奏疏说句公道话。
毛一鹭胆子比较小，得罪群众是不敢的，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，想来想去，一声都不敢出。
所谓干柴烈火，大致就是这个样子，十几万人气势汹汹，就等一把火。
于是文之炳先生挺身而出了，他大喊一声：
“东厂逮人，鼠辈敢尔？”
火点燃了。
勒索、收钱不办事、欺负老百姓，十几万人站在眼前，还敢威胁人民群众，人蠢到这个份上，就无须再忍了。
短暂的平静后，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，面对文之炳，问出了一个问题：
“东厂逮人，是魏忠贤（魏监）的命令吗？”
问话的人，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，后来名垂青史的人，他叫颜佩韦。
颜佩韦是一个平民，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，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，顿时勃然大怒：
“割了你的舌头！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？”
他穿着官服，手持武器，他认为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，会退缩。
然而，这是个错误的判断。
颜佩韦振臂而起：
“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，原来是东厂的走狗！”
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、飞扬跋扈的特务，拳打脚踢，发泄心中的怒火。
文之炳被打蒙了，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，纷纷拔刀，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。
然而接下来，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，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，已向他们冲来。
这些此前沉默不语，任人宰割的羔羊，已经变成了恶狼，纷纷一拥而上，逮住就是一顿暴打。由于人太多，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，距离远的就脱鞋，看准了就往里砸（提示：时人好穿木屐）。
东厂的人疯了，平时大爷当惯了，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，这帮平民竟敢反抗，由于反差太大，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，半天还在发愣。
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，在现实面前，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，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，四散奔逃，有的跑进民宅，有的跳进厕所，有位身手好的，还跳到房梁上。
说实话，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，脑筋有点问题，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，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？
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，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洁的方法，一顿猛揣，连房梁都揣动了，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，一顿群殴，当场毙命。
相对而言，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，他是被人踹倒的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又是一顿猛踩，被踩死了，连肇事者都找不着。
值得夸奖的是，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，也很讲策略。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，但除个别人外，都没打死——半死。这样既出了气，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。
打完了特务，群众还不满意，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帐。
其实毛巡抚比较冤枉，他不过是执行命令，胆子又小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只能躲进粪坑里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，稳定秩序，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。
这件事件中，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，许多人被打残，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。据说有些人回京后，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，怕光怕声，活像得了狂犬病。
气是出够了，事也闹大了。
东厂抓人，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，魏公公如此窝囊，实在耸人听闻，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。
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，可十几天过去，别说反攻倒算，连句话都没有。
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。
事发后，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，当时就慌了，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，说他本不想抓人，听了你的馊主意，才去干的，闹到这个地步，怎么办？
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，他不喜欢这个黑锅，希望顾秉谦帮他背。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，只磕头不说话，回去就养病，索性不来了。
魏公公无计可施，想来想去，只好下令，把周顺昌押到京城，参与群众一概不问。
说是这么说，过了几天，顾秉谦看风声过了，又跳了出来，说要追究此事。
还没等他动手，就有人自首了。
自首的，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，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，告诉他，事情就是自己干的，与旁人无关，不要株连无辜。
这五个人的名字是：颜佩韦、杨念如、沈扬、周文元、马杰。
五人中，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，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。
几天后，周顺昌被押解到京，被许显纯严刑拷打，不屈而死。
几月后，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，群情激奋，为平息事端，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。
处斩之日，五人神态自若。
沈扬说：无憾！
马杰大笑：
“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，未必不千载留名，去，去！”
颜佩韦大笑：
“列位请便，学生去了！”
遂英勇就义。
五人死后，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，挥笔写就一文，是为《五人墓碑记》，四百年余后，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学语文课本。
〖嗟夫！大阉之乱，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
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。
——《五人墓碑记》〗
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，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，周文元是轿夫，杨念如是卖布的。
不要以为渺小的，就没有力量；不要以为卑微的，就没有尊严。
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，只在信念是否坚定。
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：
一、魏忠贤害怕了，他以及他的阉党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，用历史书上的话说，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。
相比而言，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：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，逃过了一劫。
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，倒不是他足智多谋，把事情都搞定了，也不是魏忠贤怕事，不敢抓他，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，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。
其实民变发生当天，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，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，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——抓黄尊素的特务。
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，要到余姚，自然要经过苏州，于是就赶上了。
实在有点冤枉，这帮人既没捞钱，也没勒索，无非是过个路，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，过于能打，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，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。
要说还是特务，那反应真是快，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，虽说不知怎么回事，立马就闪人了，被逼急了就往河里跳，总算是逃过了一劫。
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，坏了，驾帖丢了。
所谓驾帖，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，照眼下这情景，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，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。想来想去，也就不去了。
于是黄尊素纳闷了，他早就得到消息，在家等人来抓，结果等十几天，人影都没有。
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——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。
躲是躲不过去的，大家都死了，一个人怎能独活呢？
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，到衙门去报到，几个月后，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。
在黄尊素走前，叫来了自己的家人，向他们告别。
大家都很悲痛，只有一个人例外。
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：
“父亲若一去不归，儿子来日自当报仇！”
一年之后，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，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
黄尊素死了，东林党覆灭，“六君子”、“七君子”全部殉难，无一幸免，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。
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，其斗争策略，就是毫无策略，除了愤怒，还是愤怒，输得那真叫彻底，局势基本是一边倒，朝廷是魏公公的，皇帝听魏公公的，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。
事实上，机会还是有的，一个。
第十八章 袁崇焕
【犹豫的人】
在东林党里，有一个特殊的人，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，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——孙承宗。
在得知杨涟被抓后，孙承宗非常愤怒，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。
但他想了一下，便改变了主意。
孙承宗很狡猾，他明白上书是毫无作用的，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，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。
天启四年（1625）十一月，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，他此行的目的，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。
对一般人而言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，不大见人，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，想见他老人家一面，实在难如登天。
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，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，虽说没啥效果（认字不多），但两人感情很好，魏公公几次想挑事，想干掉孙承宗，朱木匠都笑而不答，从不理会，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。
他并不傻，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，是不会上当的。
于是魏忠贤慌了，他很清楚，孙承宗极不简单，不但狡猾大大的，和皇帝关系铁，还手握兵权，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，那就真没戏了，就算没告倒，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，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，是没指望的。
魏忠贤正心慌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，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得到的小道消息，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，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。
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，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：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，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（公立齑粉矣）。
魏公公疯了，二话不说，马上跑到皇帝那里，苦苦哀求，不要让孙承宗进京，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：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，身为忠臣，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。
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皇帝大人毫不慌张，他还安慰魏公公，孙老师靠得住，就算带兵，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。
这个判断充分说明，皇帝大人非但不傻，还相当地幽默，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。
话说完，皇帝还要做木匠，就让魏公公走人，可是魏公公不走。
他知道，今天要不讨个说法，等孙老师进京，没准就真成粉末了。所以他开始哭，且哭出了花样——“绕床痛哭”。
也就是说，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，不停地哭。皇帝在床头，他就哭到床头，皇帝到床尾，他就哭到床尾，孜孜不倦，锲而不舍。
皇帝也是人，也要睡觉，哭来哭去，真没法了，只好发话：
“那就让他回去吧。”
有了这句话，魏忠贤胆壮了，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，让孙承宗回去。
然而不久之后，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，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：
“孙承宗若入九门，即刻逮捕！”
那个消息的内容是，孙承宗没有带兵。
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，他只想上访，不想造反。
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，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，大胆反抗来到京城，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。
事实上，这是很有可能的，鉴于地球人都知道，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，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，进入九门，光荣被捕。
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，也没有看到这一幕。
孙承宗十分愤怒，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，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。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，于是他没有丝毫犹豫——返回了。
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，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，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，却不可能是假的。
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，他见皇帝，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，说来就来了，胡说八道是没用的。
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，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，如果继续前进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。
现在摆在他面前的，有两个选择：
一，回去睡觉，老老实实呆着。
二，索性带兵进京，干他娘一票，解决问题。
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，政治上面很会来事，谁也动不了，军事上稳扎稳打，眼光独到，且一贯小心谨慎，老谋深算，所以多年来，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。
但在这一刻，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——犹豫。
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，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，绝不应战，所以他到辽东几年，收复无数失地，却很少打仗。
而眼前的这一仗，他没有必胜的把握，所以他放弃。
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，东林党已再无回天之力。
三十年前，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，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，对的终究是对的，错的终究是错的。于是他决心，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，维护世上的公义，使那些身居高位者，不能随意践踏他人，让那些平凡的人，有生存的权利。
为了这个理想，他励精图治，忍辱负重，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，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，坚持道统，至死不渝。在他的身后，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。
然而杀身固然成仁，却不能成事。
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，终究再无回天之力。
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，自命清高，还空谈阔论，缺乏实干能力。
小时候，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，曾说道：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，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。
我曾问：何谓封建士大夫？
老师答：封建士大夫，就是封建社会里，局限、落后，腐朽的势力，而他们的精神，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。
多年以后，我亲手翻开历史，看到了另一个真相。
所谓封建士大夫，如王安石、如张居正、如杨涟、如林则徐。
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，就是没落，守旧，不懂变通，不识时务，给脸不要脸，瞧不起劳动人民，自命清高，即使一穷二白，被误解，污蔑，依然坚持原则、坚持信念、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。
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，高高在上，无论对方反不反感。
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，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，无论对方接不接受。
坚信国家危亡之际，必须挺身而出，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，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，并为之奋斗一生，无论对方是否知道，是否理解。
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，那传说了无数次，忽悠了无数回，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，终会到来。
【遗弃】
孙承宗失望而归，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，只能拯救辽东。
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，可他反复游说，皇帝就是不松口，还曾经表示，如果孙老师出了事，就唯你是问。
魏公公只好放弃了，但让孙老师呆在辽东，手里握着十几万人，实在有点睡不安稳，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，还找了几十个言官，日夜不停告黑状。
孙承宗撑不下去了。
天启五年（1625）十月，他提出了辞呈。
可是他提了N次，也没得到批准。
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，是他实在走不了，因为没人愿意接班。
按魏忠贤的意思，接替辽东经略的人，应该是高第。
高第，万历十七年进士，是个相当厉害的人。
明代的官员，如果没有经济问题，进士出身，十几年下来，至少也能混个四品。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，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，熬死两个皇帝，连作风问题都没有，到天启三年（1623），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，非常人所能及。
更厉害的是，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，第二年就退休了。
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，但算来算去，兵部混过的，阉党里也只有他了。于是二话不说，把他找来，说，我要提你的官，去当辽东经略。
高先生一贯胆小，但这次也胆大了，当即回复：不干，死都不干。
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，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，往死了磕头（叩头岂免）：我都这把老骨头了，就让我在家养老吧。
魏忠贤觉得很空虚。
费了那么多精神，给钱给官，就拉来这么个废物。所以他气愤了：必须去！
混吃等死不可能了，高第擦干眼泪，打起精神，到辽东赴任了。
在辽东，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，他既胆小，也很无耻。
到地方后，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：弹劾孙承宗，罪名：吃空额。
经过孙承宗的整顿，当时辽东部队，已达十余万人，对此高第是有数的，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，说他数下来，只有五万人。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，都是孙承宗领了。
对此严重指控，孙承宗欣然表示，他没有任何异议。
他同时提议，今后的军饷，就按五万人发放。
这就意味着，每到发工资时，除五万人外，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，奔高经略要钱。
高第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，孙承宗还没倒，要论狡猾，他才刚起步。
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，整人不成，又开始整地方。
他一直认为，把防线延伸到锦州、宁远，是不明智的行为，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，有家都回不去，于心何忍？
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，退守到山海关，就算失去纵深阵地，就算敌人攻破关卡，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。
他不但这么想，也这么干。
天启五年（1625）十一月，高第下令，撤退。
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宁远、右屯、塔山、大小凌河，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，全部撤走。
撤退的物资包括：军队、平民、枪械、粮食，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。
他想回家，且不想再来。
但老百姓不想走，他们的家就在这里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，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。
但他们没有选择，因为高先生说了，必须要走，“家毁田亡，嚎哭震天”，也得走。
高第逃走的时候，并没有追兵，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，跑得飞快，看到司令跑路，小兵自然也跑，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、军粮随即丢弃一空。
数年辛苦努力，收复四百余里江山，十余万军队，几百个据点，就这样毁于一旦。
希望已经断绝，东林党垮了，孙承宗走了，所谓关宁防线，已名存实亡，时局已无希望，很快，努尔哈赤的铁蹄，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。
没有人想抵抗，也没有人能抵抗，跑路，是唯一的选择。
有一个人没有跑。
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，无法控制的混乱，说出了这样的话：
“我是宁前道，必与宁前共存亡！我绝不入关，就算只我一人，也要守在此处（独卧孤城），迎战敌人！”
宁前道者，文官袁崇焕。
【袁崇焕】
〖若夫以一身之言动、进退、生死，关系国家之安危、民族之隆替者，于古未始有之。有之，则袁督师其人也。
——梁启超〗
关于袁崇焕的籍贯，是有纠纷的。他的祖父是广东东莞人，后来去了广西滕县，这就有点麻烦，名人就是资源，就要猛抢，东莞说他是东莞人，滕县说他是藤县人，争到今天都没消停。
但无论是东莞，还是滕县，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。
明代的进士不少，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，据统计，70％以上都是江西、福建、浙江人。特别是广西，明代二百多年，一个状元都没出过。
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，且自幼读书，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，那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，要想出人头地，只有读书。
就智商而言，袁崇焕是不低的，他二十三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考试，中了举人，当时他很得意，写了好几首诗庆祝，以才子自居。
一年后他才知道，自己还差得很远。
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，不久之后，他就回来了。
三年后，他又去了，不久之后，又回来了。
三年后，他又去了，不久之后，又回来了。
以上句式重复四遍，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。
从二十三岁，一直考到三十五岁，考了四次，四次落榜。
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，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，他的运气很好。
他的运气确实很好，因为他的名次，是三甲第四十名。
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，大致是一百多人，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，排到三甲第四十名，说明他差点没考上。
关于这一点，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看过，在袁崇焕的那科石碑上，我找了很久，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（按名次，由上往下排），找到他的名字。
在当时，考成这样，前途就算是交代了，因为在他之前，但凡建功立业、匡扶社稷，如徐阶、张居正、孙承宗等人，不是一甲榜眼，就是探花，最次也是个二甲庶吉士。
所谓出将入相，名留史册，对位于三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，是一个梦想。
当然，如同许多成功人士（参见朱重八、张居正）一样，袁崇焕小的时候，也有许多征兆，预示他将来必定有大出息。比如他放学回家，路过土地庙，当即精神抖擞，开始教育土地公：土地公，为何不去守辽东？！
虽然我很少跟野史较真，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，是相当可以的。
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生人，据称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，往海了算，二十八岁时说了这话，也才万历四十年，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四十六年才跟明朝干仗的，按此推算，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，还可能会预知未来。
话虽如此，但这种事总有人信，总有人讲，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。
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，几百年前说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，传了几百年，相关书籍、预言一大堆，无数人信，搞得政府还公开辟谣。
我曾研习欧洲史，对这位老骗子，倒还算比较了解，几百年后不去管它，当年他曾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二世算命，说：国王您身体真是好，能活到九十岁。
查理二世很高兴，后来挂了，时年二十四岁。
总之，就当时而言，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（全国能考前一百名，自然是个人才），但相比而言，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。
接下来的事充分说明了这点，由于太不起眼，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，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，说是没有空闲职位，让他再等一年。
于是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，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，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：福建邵武知县。
邵武，今天还叫邵武，位于福建西北，在武夷山旁边，换句话说，是山区。
在这个山区县城，袁崇焕干得很起劲，很积极，丰功伟绩倒说不上，但他曾经爬上房梁，帮老百姓救火，作为一个县太爷，无论如何，这都是不容易的。
至于其他光辉业绩，就不得而知了，毕竟是个县城，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，很难。
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袁崇焕接到命令，三年任职期满，要去北京述职。
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。
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，是十分严格的，京城的就不说了，京察六年一次，每次都掉层皮。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，无论是偏远山区，还是茫茫沙漠，只要你还活着，轮到你了，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，然后由布政使组团，大家一起上路，去北京接受考核。
考核结果分五档，好的晋升，一般的留任，差点的调走，没用的退休，乱来的滚蛋。
袁崇焕的成绩大致是前两档，按常理，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，升一级，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。
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得没了边，他不但升了官，还是京官。
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。
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恂，时任都察院御史，东林党人。
侯恂是个不出名的人，级别也低，但很擅长看人，是骡子是马，都不用拉出来，看一眼就明白。
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，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，必可大用，这一点，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职务虽不高，却是御史，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。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疏，说我发现了个人才，叫袁崇焕，希望把他留用。
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，皇帝大人还管管事，看到奏疏，顺手就给批了。
几天后，袁崇焕接到通知，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，从今天起，他的职务是，兵部职方司主事，六品。
顺便说句，提拔了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恂，有个著名的儿子，叫做侯方域，如果不知道此人，可以去翻翻《桃花扇》。
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，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：兵部职方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，大家都很着急，四处寻找，后来才知道，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。
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，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。但猫腻在于，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，也没那么多人找他。当时广宁刚刚失陷，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，急得直哭，乱得不行，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，鬼才管他去哪。
袁崇焕回来了，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：
“予我兵马钱粮，我一人足守此！”
在当时说这句话，胆必须很壮，因为当时大家认定，辽东必然丢掉，山海关迟早失守，而万恶的朝廷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里送，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，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。这时候放话，是典型的没事找死。
事情确实如此，袁崇焕刚刚放话，就升官了。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，大为高兴，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，山海关监军，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。
大家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管认识的，还是不认识的，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，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，以达到深刻的教育意义：看到了吧，这人就要上刑场了，看你还敢胡乱说话！
在一片哀叹声中，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，几个月后，他遇到了上司王在晋，告了他的黑状，又几个月后，他见到了孙承宗。
且慢，且慢，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，他还遇见了另一个人，而这次会面是绝不能忽略的。
因为在会面中，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，四年后，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。
离开京城之前，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。
熊廷弼当时刚回来，还没进号子，袁崇焕上门的时候，他并未在意。在他看来，这位袁处长，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。
所以他问：
“你去辽东，有什么办法吗（操何策以往）？”
袁崇焕思考片刻，回答：
“主守，后战。”
熊廷弼跳了起来，他兴奋异常，因为他知道，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。
所谓主守后战，就是先守再攻，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，再打人。
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。
真理往往都很简单。
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：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很简单，很管用。
一直以来，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，挖坑，造枪，练兵，修碉堡，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。
其实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可怕的骑兵，只要这四个字。
这四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，只是不想知道。
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，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，即使丢了铁岭、丢了沈阳、辽阳，哪怕辽东都丢干净，也要打。
所以就算萨尔浒死十万人，沈阳死六万人，也要攻。
这不是智力问题，而是态度问题。
后金军队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，努尔哈赤是强盗头，对付这类货色，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？
然而袁崇焕明白，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，就算是强盗，也是巨盗。
他还明白，缩头的，并非一定是乌龟，毒蛇在攻击之前，也要收脖子。
后金骑兵很强大，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，努尔哈赤很聪明，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可与之抗衡。
抱持着此种理念，袁崇焕来到辽东，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。在那里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，寻找胜利的帮手，坚定胜利的信念。而与此同时，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，袁崇焕相信，在孙承宗的指挥下，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。
然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。
天启五年（1625）十月，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。
走时，袁崇焕前去送行，失声痛哭，然而孙承宗只能说：事已至此，我已无能为力。
然而高第来了，很快，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，他为之奋斗的一切，土地、防线、军队、平民，毫不吝惜，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。
袁崇焕不撤退，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，无足轻重，但他有保国的志向，制胜的方法，以及坚定的决心。
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一直这里，默默学习，默默进步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。
所以我不会撤退，即使你们全都逃走，我也绝不撤退。
“我一人足守此！”
“独卧孤城，以当虏耳！”
现在，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。
但这个诺言注定是很难兑现的，因为两个月后，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。
天启六年（1626）正月十四日，努尔哈赤来了，带着全部家当来了。
根据史料分析，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，如果加上老头、小孩、残疾人，大致在十万左右，而真正的精锐部队，约有六七万人。
努尔哈赤的军队，人数共计六万人，号称二十万。
按某些军事专家的说法，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，对于这个说法，我认为比较正确。
理由十分简单：对他们而言，战争是一种乐趣。
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，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仪，传统道德，工作单位，打小就骑马，骁勇无畏，说打就打绝不含糊，更绝的是，家属也大力支持：
据史料记载，后金骑兵出去拼命前，家里人从不痛哭流涕，悲哀送行，也不报怨政府，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，跟过节似的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，多抢点东西回来！
坦白地讲，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，啥产业结构都没有，又不大会种地，做生意也不在行，不抢怎么办？
所以他们来了，带着抢掠的意图、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把握。
努尔哈赤是很有把握的，此前，他已等待了四年，自孙承宗到任时起。
一个卓越的战略家，从不会轻易冒险，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，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，所以从不敢惹这人，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。
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，多少还议了和，签了合同，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，却是毫无附加值，还附送了许多礼物，礼单包括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、塔山、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。
这一年，努尔哈赤六十七岁，就目前史料看，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，他还有梦想，梦想抢掠更多的人口、牲畜、土地，壮大自己的子民。
公正地讲，站在他的立场上，这一切都无可厚非。
孙承宗走了，明军撤退了，眼前已是无人之地，很明显，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。
进军吧，进军到前所未至的地方，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，无人可挡！
一切都很顺利，后金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，没有付出任何代价，直到正月二十三日那一天。
天启六年（1626）正月二十三日，努尔哈赤抵达了宁远城郊，惊奇地发现，这座城市竟然有士兵驻守，于是他派出了使者。
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，写出了如下的话：
“我带二十万人前来攻城，必破此城！如果你们投降，我给你们官做。”
在这封信中，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姓名，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，要么是他知道，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。
总之在他看来，袁崇焕还是方崇焕都不重要，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，并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。
三天之后，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。
他原以为要等一天，然而下午，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：
“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，我既然恢复，就应当死守，怎么能够投降呢？”
然后是幽默感：
“你说有二十万人，我知道是假的，只有十三万而已，不过我也不嫌少！”
第十九章 决心
【胜利之路】
努尔哈赤决定，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，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。
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因为他已确知，这是一座孤城，在它的前方和后方，没有任何援军，也不会有援军，而在城中抵挡的，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，和一万多孤立无援的明军。
六年前，在萨尔浒，他用四万多人，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十二万军队，连在朝鲜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綎，也死在了他的手上。
现在，他率六万精锐军队，一路所向披靡，来到了这座小城，面对着仅一万多人的守军，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。
胜负毫无悬念。
对于这一点，无论是努尔哈赤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，还是明朝的高第、甚至孙承宗，都持相同观点。
〖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，要看到成绩，要看到光明，要提高我们的勇气。
——毛泽东〗
袁崇焕是相信光明的，因为在他的手中，有四种制胜的武器。
第一种武器叫死守，简单说来就是死不出城，任你怎么打，就不出去，死也死在城里。
虽然这个战略比较怂，但很有效，你有六万人，我只有一万人，凭什么出去让你打？有种你打进来，我就认输。
他的第二种武器，叫红夷大炮。
大炮，是明朝的看家本领，当年打日本的时候，就全靠这玩意，把上万鬼子送上天，杀人还兼带毁尸功能，实在是驱赶害虫的不二利器。
但这招在努尔哈赤身上，就不大中用了，因为日军的主力是步兵，而后金都是骑兵，速度极快，以明代大炮的射速和质量，没打几炮马刀就招呼过来了。
袁崇焕清楚这一点，但他依然用上了大炮——进口大炮。
红夷大炮，也叫红衣大炮，纯进口产品，国外生产，国外组装。
我并非瞧不起国货，但就大炮而言，还是外国的好。其实明代的大炮也还凑合，在小型手炮上面（小佛郎机），还有一定技术优势，但像大将军炮这种大型火炮，就出问题了。
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技术问题——炸膛。
大家要知道，当时的火炮，想把炮弹打出去，就要装火药，炮弹越重，火药越多，如果火药装少了，没准炮弹刚出炮膛就掉地上了，最大杀伤力也就是砸人脚，可要是装多了，由于炮管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，就会内部爆炸，即炸膛。
用哲学观点讲，这是一个把炸药填入炮膛，却只允许其冲击力向一个方向（前方）前进的二律背反悖论。
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，我不知道，袁崇焕应该也不知道，但外国人知道，他们造出了不炸膛的大炮，并几经辗转，落在了葡萄牙人的手里。
至于这炮到底是哪产的，史料有不同说法。有的说是荷兰，有的说是英国，罗尔斯罗伊斯还是飞利浦，都无所谓，好用就行。
据说这批火炮共有三十门，经葡萄牙倒爷的手，卖给了明朝。拿回来试演，当场就炸膛了一门（绝不能迷信外国货），剩下的倒还能用，经袁崇焕请求，十门炮调到宁远，剩下的留在京城装样子。
这十门大炮里，有一门终将和努尔哈赤结下不解之缘。
为保证大炮好用，袁崇焕还专门找来了一个叫孙元化的人。按照惯例，买进口货，都要配发中文说明书，何况是大炮。葡萄牙人很够意思，虽说是二道贩子，没有说明书，但可以搞培训，就专门找了几个中国人，集中教学，而孙元化就是葡萄牙教导班的优秀学员。
袁崇焕的第三种武器，叫做坚壁清野。
为了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，喝到一滴水，袁崇焕命令，烧毁城外的一切房屋、草料，将所有居民转入城内。此外，他还干了一件此前所有努尔哈赤的对手都没有干过的事——清除内奸。
努尔哈赤是个比较喜欢耍阴招的人，对派奸细里应外合很有兴趣，此前的抚顺、铁岭、辽阳、沈阳、广宁都是这么拿下的。
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，袁崇焕却很了解努尔哈赤，他早摸透了这招，便组织了除奸队，挨家挨户查找外来人口，遇到奸细立马干掉，并且派民兵在城内站岗，预防奸细破坏。
死守、大炮、坚壁清野，但这还不够，远远不够，努尔哈赤手下的六万精兵，已经把宁远团团围住，突围是没有希望的，死守是没有援兵的，即使击溃敌人，他们还会再来，又能支撑多久呢？
所以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，是最后一种武器。
这件武器，从一道命令开始。
布置外防务后，袁崇焕叫来下属，让他立即到山海关，找到高第，向他请求一件事。
这位部下清楚，这是去讨援兵，但他也很迷茫，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，才把兵撤回去，怎么可能派兵呢？
“此行必定无果，援兵是不会来的。”
袁崇焕镇定地回答：
“我要你去，不是讨援兵的。”
“请你转告高大人，我不要他的援兵，只希望他做一件事。”
“如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的士兵或将领，格杀勿论！”
这件武器的名字，叫做决心。
我没有朝廷的支持，我没有老师的指导，我没有上级的援兵，我没有胜利的把握，我没有幸存的希望。
但是，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。
我不会后退，我会坚守在这里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，即使同归于尽，也绝不后退。
这就是我的决心。
正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，战争即将开始之前，袁崇焕召集了他的所有部下，在一片惊愕声中，向他们跪拜。
他坦白地告诉所有人，不会有援兵，不会有帮手，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。
但是我不想放弃，我将坚守在这里，直到最后一刻。
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，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。
我不知道士兵们的反应，但我知道，在那场战斗中，在所有坚守城池的人身上，只有勇气、坚定和无畏，没有懦弱。
天启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晨，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，发动了进攻的命令，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。
必须说明，后金军攻城，不是光膀子去的，他们也很清楚，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，事实上，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，大致有三拨人。
每逢攻击时，后金军的前锋，都由一种特别的兵种担任——楯兵。所有的楯兵都推着楯车。所谓楯车，是一种木车，在厚木板的前面裹上几层厚牛皮，泼上水，由于木板和牛皮都相当皮实，明军的火器和弓箭无法射破，这是第一拨人。
第二拨是弓箭手，躲在楯车后面，以斜四十五度角向天上射箭（射程很远），甭管射不射得中，射完就走人。
最后一拨就是骑兵，等前面都忙活完了，距离也就近了，冲出去砍人效果相当好。
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败的，火器不管用，骑兵砍不过人家，只好就此覆灭。
这次的流程大致相同，无数的楯兵推着木车，向着城下挺进，他们相信，城中的明军和以往没有区别，火器和弓箭将在牛皮面前屈服。
然而牛皮破了。
架着云梯的后金军躲在木板和牛皮的后面，等待靠近城墙的时刻，但他们等到的，只是晴天的霹雳声，以及从天而降的不明物体。
值得庆祝的是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俯瞰到了宁远城的全貌——在半空中。
宁远城头的红夷大炮，以可怕的巨响，喷射着灿烂的火焰，把无数的后金军，他们破碎的楯车，以及无数张牛皮，都送上了天空——然后是地府。
关于红夷大炮的效果，史书中的形容相当贴切且耸人听闻：“至处遍地开花，尽皆糜烂”。
当第一声炮响的时候，袁崇焕不在城头，他正在接见外国朋友——朝鲜翻译韩瑗。
巨响吓坏了朝鲜同志，他惊恐地看着袁崇焕，却只见到一张笑脸，以及轻松的三个字：
“贼至矣！”
几个月前，当袁崇焕决心抵抗之时，就已安排了防守体系，总兵满桂守东城，参将祖大寿守南城，副将朱辅守西城，副总兵朱梅守北城，袁崇焕坐镇中楼，居高指挥。
四人之中，以满桂和祖大寿的能力最强，他们守护的东城和南城，也最为坚固。
后金军是很顽强的，在经历了重大打击后，他们毫不放弃，踩着前辈的尸体，继续向城池挺进。
他们选择的主攻方向，是西南面。
这个选择不是太好，因为西边的守将是朱辅，南边的守将是祖大寿，所以守护西南面的，是朱辅和祖大寿。
更麻烦的是，后金军刚踏着同志们的尸体冲到了城墙边，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。
攻城的方法，大抵是一方架云梯，拼命往上爬，一方扔石头，拼命不让人往上爬，只要皮厚硬头皮，冲上去就赢了。
可是这次不同，城下的后金军惊奇地发现，除顶头挨炮外，他们的左侧、右侧、甚至后方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，可谓全方位、全立体，无处躲闪，痛不欲生。
这个痛不欲生的问题，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我去了一趟兴城（今宁远），又查了几张地图，解了。
简单地讲，这是一个建筑学问题。
要说清这个问题，应该画几个图，可惜我画得太差，不好拿出来丢人，只好用汉字代替了，看懂就行。
大家知道，一般的城池，是“口”字型，四四方方，一方爬，一方不让爬，比较厚道。
更猛一点的设计，是“凹”字型，敌军进攻此类城池时，如进入凹口，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，相当难受。
这种设计常见于大城的内城，比如北京的午门，西安古城墙的瓮城，就是这个造型。
或者是城内有点兵，没法拉出去打，又不甘心挨打的，也这么修城，杀点敌人好过把瘾。
但我查过资料兼实地观查之后，才知道，创意是没有止境的。
宁远的城墙，大致是个“山”字。
也就是说，在城墙的外面，伸出去一道城楼，在这座城楼上派兵驻守，会有很多好处，比如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时，就打他们的侧翼，敌人完全进入后，就打他们的屁股。如果敌人还没有进来，在城头上架门炮，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。
此外，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，敌人冲过来的时候，有这个玩意，可以把敌人分流成两截，分开打。
当然疑问也是有的，比如把城楼修得如此靠前，几面受敌，如果敌人集中攻打城楼，该怎么办呢？
答案：随便打，无所谓。
因为这座城楼伸出去，就是让人打的。而且我查了一下，这座城楼可能是实心的，下面没有通道，士兵调遣都在城头上进行，也就是说，即使你把城楼拆了，还得接着啃城墙，压根就进不了城。
我不知道这城楼是谁设计的，只觉得这人比较狠。
除地面外，后金军承受了来自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上（天上）五个方向的打击，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遮挡，就是同伴的尸体，所以片刻之间，已经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然而进攻者没有退缩，无功而返，努尔哈赤的面子且不管，啥都没弄到，回去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？
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后金军终于爆发了。
虽然不断有战友飞上天空，但他们在尸体的掩护下，终究还是来到了城下，开始架云梯。
然而炮火实在太猛，天上还不断掉石头，弓箭火枪不停地打，刚架上去，就被推下来，几次三番，他们爬墙的积极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于是决定改变策略——钻洞。
具体施工方法是，在头上盖牛皮木板，用大斧、刀剑对着城墙猛劈，最终的工程目的，是把城墙凿穿。
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，头顶上经常高空抛物不说，还缺乏重型施工机械，就凭人刨，那真是相当之困难。
但后金军用施工成绩证明，他们之前的一切胜利，都不是侥幸取得的。
在寒冷的正月，后金挖墙队顶着炮火，凭借刀劈手刨，竟然把坚固的城墙挖出了几个大洞，按照史料的说法，是“凿墙缺二丈者三四处”，也就是说，二丈左右的缺口，挖出了三四个。
明军毫无反应。
不是没反应，而是没办法反应，因为城头的大炮是有射程的，敌人若贴近城墙，就会进入射击死角，炮火是打不着的，而火枪、弓箭都无法穿透后金军的牛皮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紧张施工，毫无办法。
就古代城墙而言，凿开两丈大的洞，就算是致命伤了，一般都能塌掉，但奇怪的是，洞凿开了，城墙却始终不垮。
原因在于天冷，很冷。
按史料分析，当时的温度大致在零下几十度，城墙的地基被冰冻住，所以不管怎么凿，就是垮不下来。
但袁崇焕很着急，因为指望老天爷，毕竟是不靠谱的，按照这个工程进度，没过多久，城墙就会被彻底凿塌，六万人涌进来，说啥都没用了。
当务之急，要干掉城下的那帮牛皮护身的工兵，然而大炮打不着，火枪没有用，如之奈何？
关键时刻，群众的智慧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。
城墙即将被攻破之际，城头上的明军突然想出了一个反击的方法。
这个方法有如下步骤，先找来一张棉被，铺上稻草，并在里面裹上火药，拿火点燃，扔到城下。
棉被、稻草加上火药，无论是材料，还是操作方法，都是平淡无奇的，但是效果，是非常恐怖的。
几年前，我曾找来少量材料，亲手试验过一次，这次实验的直接结果是，我再没有试过第二次，因为其燃烧的速度和猛烈程度，只能用可怕两个字形容。（特别提示，该实验相当危险，切勿轻易尝试，切勿模仿，特此声明。）
明军把棉被卷起来，点上火，扔下去，转瞬间，壮观的一幕出现了。
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开始剧烈燃烧，开始四处飘散，漂到哪里，就烧到哪里，只要沾上，就会陷入火海，即使就地翻滚，也毫无作用。
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，伴随着恐怖的大炮轰鸣声，一道火海包围了宁远城，把无数的后金军送入了地狱，英勇的后金工程队全军覆没。
这种临时发明的武器，就是鼎鼎大名的“万人敌”，从此，它被载入史册，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燃烧瓶的雏形。
【战斗，直至最后一人】
眼前的一切，都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，以及心理承受程度。
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，他二十五岁，以十三副盔甲起兵，最终杀掉了仇人尼堪外兰，而那一年，袁崇焕才刚刚出生。
他跟随过李成梁，打败过杨镐，杀掉了刘綎、杜松，吓走了王化贞，当他完成这些丰功伟业，名声大振的时候，袁崇焕只是个四品文官，无名小卒。
之前几乎每一次战役，他都以少打多，以弱胜强，然而现在他带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力，势不可挡之气魄，进攻兵力只有自己六分之一的小人物袁崇焕，输了。
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小本起家的天命大汗是不会输的，也是不能输的，即使伤亡惨重，即使血流成河，用尸体堆，也要堆上城头！
所以，观察片刻之后，他决定改变攻击的方向——南城。
这个决定充分证明，努尔哈赤同志是一位相当合格的指挥官。
他认为，南城就快顶不住了。
南城守将祖大寿同意这个观点。
就实力而言，如果后金军全力攻击城池一面，明军即使有大炮，也盖不住对方人多，失守只是个时间问题。
好在此前后金军缺心眼，好好的城墙不去，偏要往夹脚里跑，西边打，南边也打，被打了个乱七八糟，现在，他们终于觉醒了。
知错就改的后金军转换方向，向南城涌去。
我到宁远时，曾围着宁远城墙走了一圈，没掐表，但至少得半小时，宁远城里就一万多人，分摊到四个城头，也就两千多人。以每面城墙一公里长计算，每米守兵大致是两人。
这是最乐观的估算。
所以根据数学测算，面对六万人的拼死攻击，明军是抵挡不住的。
事情发展与数学模型差不多，初期惊喜之后，后金军终于呈现出了可怕的战斗力，鉴于上面经常扔“万人敌”，墙就不去凿了，改爬云梯。
冲过来的路上，被大炮轰死一批，冲到城脚，被烧死一批，爬墙，被弓箭、火枪射死一批。
没被轰死、烧死，射死的，接着爬。
与此同时，后金军开始组织弓箭队，对城头射箭，提供火力支援。
在这种拼死的猛攻下，明军开始大量伤亡，南城守军损失达三分之一以上，许多后金军爬上城墙，与明军肉搏，形势十分危急。
祖大寿战败前，袁崇焕赶到了。
袁崇焕并不在城头，他所处的位置，在宁远城正中心的高楼。这个地方，我曾经去过，登上这座高楼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城的战况。
袁崇焕率军赶到南城，在那里，他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。
长久以来的训练终于显现了效果，在强敌面前，明军毫无畏惧，与后金军死战，把爬上城头的人赶了回去。
与此同时，为遏制后金军的攻势，明军采用了新战略——火攻。
明军开始大量使用火具，除大炮、万人敌、火枪外，火球甚至火把，但凡是能点燃的，就往城下扔。
这个战略是有道理的，你要知道，这是冬天，而冬天时，后金士兵是有几件棉衣的。
战争是智慧的源泉，很快，更缺德的武器出现了，不知是谁提议，拉出了几条长铁索，用火烧红，甩到城下用来攻击爬墙的后金士兵。
于是壮丽的一幕出现了，在北风呼啸中，几条红色的锁链在南城飘扬，它甩向哪里，惨叫就出现在哪里。
在熊熊的烈火之中，后金的攻势被遏制了，尸体堆满宁远城下，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，直至黄昏。
至此，宁远战役已进行一天，后金军伤亡惨重，死伤达一千余人，却只换来了几块城砖。
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。
愤怒至极的努尔哈赤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：夜战。
夜战并不是后金的优势，但仗打到这个份上，缩头就跑，就是一个严肃的面子问题，努尔哈赤认定，敌人城池受损，兵力已经到达极限，只要再攻一次，宁远城就会彻底崩塌。
在领导的召唤下，后金士兵举着火把，开始了夜间的进攻。
正如努尔哈赤所料，他很快就等到了崩溃的消息，后金军的崩溃。
几次拼死进攻后，后金的士兵们终于发现，他们确实在逐渐逼近胜利——用一种最为残酷的方法：
攻击无果，伤亡很大，尸体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厚，如果他们全都死光，是可以踩着尸体爬上去的。
沉默久了，就会爆发，爆发久了，就会崩溃，在又一轮的火烧、炮轰、箭射后，后金军终于违背了命令，全部后撤。
正月二十四日深夜，无奈的努尔哈赤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他压抑住心中怒火，准备明天再来。
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如果他不放弃进攻，第二天历史将会彻底改变。
袁崇焕也已顶不住了，他已经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，连他自己也亲自上阵，左手还负了伤，如果努尔哈赤豁出去再干一次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努尔哈赤放弃了，他坚持了，所以他守住了宁远。
而下一个问题是，能否击溃后金，守住宁远。
从当天后金军的表现看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——不能。
没有帮助，没有援军，修了几年的坚城，只用一天，就被打成半成品，敌人战斗力太过强悍，很明显，如果后金军豁出去，在这里待上几月，就是用手刨也刨下来了。
对于这个答案，袁崇焕的心里是有数的。
于是，他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：既然必定失守，还守不守？
他决定坚守下去，即使全军覆没，毫无希望，也要坚持到底，坚持到最后一个人。
〖军队应该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，它要压倒一切敌人，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。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，只要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。
——毛泽东〗
袁崇焕很清楚，明天城池或许失守，或许不失守，但终究是要失守的。以努尔哈赤的操行成绩，接踵而来的，必定是杀戮和死亡。
然而袁崇焕不打算放弃，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援军、没有粮食、没有理想、没有希望，依然能够坚持下去的人。
四十二岁年前，袁崇焕出生于穷乡僻壤，一直以来，他都很平凡，平凡的中了秀才，平凡的中了举人，平凡的落榜，平凡的再次赶考，平凡的再次落榜，平凡的最终上榜。
然后是平凡的知县，平凡的处级干部，平凡的四品文官，平凡的学生，直至他违抗命令，孤身一人，面对那个不可一世、强大无比的对手。
四十年平凡的生活，不断的磨砺，沉默的进步，坚定的信念，无比的决心：
只为一天的不朽。
第二十章 胜利 结局
正月二十五日。
以前有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：
只要你不放弃自己，上天就不会放弃你。
绝境中的袁崇焕，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二十五日的清晨，他终究没有放弃。
于是，他等来了奇迹。
天启六年（1626）正月二十五日，改变历史的一天。
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，发动了新的进攻。他认为，经过前一天的攻击，宁远已近崩溃，只要最后一击，胜利触手可得。
然而他想不到的是，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的。
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后，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。
无论将领们怒吼，还是威胁，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了，任你怎么说，就是不冲。
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大家出来打仗，说到底是想抢点东西，发发小财，现在人家炮架上了，打死上千人，尸体都堆在那儿，还要往上冲，你当我们白内障看不见啊。
勇敢，也是要有点智商的。
努尔哈赤是很地道的，为了消除士兵们的恐惧心理，他毅然决定，停止进攻，把尸体捞回来先。
为一了百了，他还特事特办，在城外开办了简易火葬场，什么遗体告别，追悼会都省了，但凡抢回来的尸体，往里一丢了事。
烧完，接着打。
努尔哈赤已近乎疯狂了，现在他所要的，并不是宁远，也不是辽东，而是脸面，起兵三十年，纵横天下无人可敌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，太丢人了，实在太丢人了。
所以他发誓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。
不想丢人，就只能丢命。
面对蜂拥而上的后金军，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——大炮。
要说这外国货还是靠谱，顶在城头上轰了一天，非但没有炸膛，还越打越有劲，东一炮“尽皆糜烂”，西一炮“尽皆糜烂”，相当皮实。
但是意外还是有的，具体说来是一起安全事故。
很多古装电视剧里，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：一人站在大炮后，拿一火把点引线，引线点燃后轰一声，炮口一圈白烟，远处一片黑烟，这炮就算打出去了。
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按此方式发射红夷大炮，必死无疑。
我认为，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教打炮，绝不仅是服务意识强，说到底，是怕出事。
由于红夷大炮的威力太大，在大炮轰击时，炮尾炸药爆炸时，会产生巨大的后座力，巨大到震死人不成问题，所以每次发射时，都要从炮签出一条引线，人躲得远远的，拿火点燃再打出去。
经过孙元化的培训，城头的明军大都熟悉规程，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，然而在二十五日这一天，由于城头忙不过来，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，一手拿线，一手举火，就站在炮尾处点火，结果被当场震死。
但除去这起安全事故外，整体情况还算正常，大炮不停地轰，后金军不停地死，然后是抢尸体，抢完再烧，烧完再打，打完再死，死完再抢、再烧，死死烧烧无穷尽也。
直至那历史性的一炮。
到底是哪一炮，谁都说不清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那寒冷的一天，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，有一炮射向了城下，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，命中了一个目标。
这个目标到底是谁，至今不得要领，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，不会坐在黄帐子里（并及黄龙幕），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（嚎哭奔去）。
对于此人身份，有多种说法，明朝这边，说是努尔哈赤，清朝那边，是压根不提。
这也不奇怪，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，在一座孤城面前，对阵一个无名小卒，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，实在太不体面，换我，我也不说。
于是接下来，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，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，退到了五里之外。
很明显，坐在黄帐子里的那人，是个大人物，但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，死个把领导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。
第二天，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，他终于确信，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。
后金军仍然在攻城，攻势比前两天更为猛烈，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崇焕，这是撤退的前兆。
几个时辰之后，后金军开始总退却。
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，所以在临走之前，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觉华岛上，那里还驻扎着几千明军，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。
那一年的冬天很冷，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，结上了厚厚的冰，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，向岛上发动猛攻，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，此外，士兵屠杀了岛上所有的百姓（逢人立碎），以显示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，并向世间证明，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，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。
宁远之战就此结束，率领全部主力，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，最终败给了仅有一万多人，驻守孤城的袁崇焕，铩羽而归。
此战后金损失极为惨重，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，仅伤亡将领两人，士兵五百人，但很明显，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。
数学应用题1：十门大炮轰六万人，轰了两天半，每炮每天只轰二十炮（最保守的数字），问：总共轰多少炮？
答：以两天计算，至少四百炮。
数学应用题2：后金军总共伤亡五百人，以明军攻击数计算，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？
答：以五百除以四百，平均每炮轰死1.25人。
参考史料：“红夷大炮者，周而不停，每炮所中，糜烂数十尺，断无生理。”
综合由应用题1、应用题2及参考资料，得出结论如下：每一个后金士兵，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，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。
扯淡就此结束，根据保守统计，在宁远战役中，后金军伤亡的人数，大致在四千人以上，损失大量攻城车辆、兵器。
这是自万历四十六年以来，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，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。
或许直到最后，他也没弄明白，到底是谁击败了他，那座孤独的宁远城，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，还是那一万多陷入绝境的明军。
他不知道，他的真正对手，是一种信念。
即使绝望，毫无生机，永不放弃。
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。
他不知道，也永远不会知道了。
因为七个月后，他就翘辫子了。
天启六年（1626）八月十一日，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。
他的死因，有很多说法，有说是被炮弹打坏的，也有的说是病死的，但无论是病死还是打死，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。
挨炮就不说了，那么大一铁陀子，外加各类散弹，穿几个窟窿不说，再加上破伤风，这人就废定了。
就算他没挨炮，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，有点心理障碍十分正常，外加努先生自打出道以来，从没吃过亏，败在无名小卒的手上，实在太丢面子，就这么憋屈死，也是很有可能的。
在这一点上，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，在击退努尔哈赤后，他立即派出了使者，给努老先生送去了一封信，内容如下：
“你横行天下这么久，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，应该是天命吧！”
努尔哈赤很有礼貌，还派人回了礼，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帐（约期再战）。
至于努先生的内心活动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这样的：
“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小小的宁远，竟然攻不下来，这是命啊！”
说完不久就死了。
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，对于这个人的评价，众多纷纭，有些人说他代表了先进的，进步的势力，冲击了腐败的明朝，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云云。
我才疏学浅，不敢说通晓古今，但基本道理还是懂的，遍览他的一生，我没有看到进步、发展、只看到了抢掠、杀戮和破坏。
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，我只明白，他的马队所到之处，没有先进生产力，没有国民生产指数，没有经济贸易，只有尸横遍野、残屋破瓦，农田变成荒地，平民成为奴隶。
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，我只知道，说这种话的人，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。
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，没有丝毫区别，所有的生命，都是平等的，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。
朱由校篇
皇太极
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后，终于笑了——含笑九泉。
老头笑着走了，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——比如他的几个儿子。
当时，具备继承资格的人，有八个。
这八个人分别是四大贝勒：代善、阿敏、莽古尔泰、皇太极；
四小贝勒：阿济格、多尔衮、济尔哈朗、多铎。
位置只有一个。
拜许多“秘史”类电视剧所赐，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未必重视的问题，竟然妇孺皆知，且说法众多，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，喜欢多尔衮，皇太极使坏，干掉了多尔衮他妈，抢了多尔衮的汗位等等等等。
以上讲法，在菜市场等地遇熟人时随便说说，是可以的，正式场合，就别扯了。
事实上，打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，汗位就已注定，它只属于一个人——皇太极。
因为除这位仁兄外，别人都有问题。
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，可是问题在于，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，游牧民族比较实在，谁更能打、更能抢，谁就是老大，要搞任人唯亲，广大后金人民是不答应的。
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三人，那更别提了，年龄小不说，老头还不待见，以上四人可以全部淘汰。
而四大贝勒里，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，没资格，排除；莽古尔泰比较蠢，性情暴躁，排除；能排上号的，只有代善和皇太极。
但是代善也有问题——生活作风，这个问题还相当麻烦，因为据说和他传绯闻的，是努尔哈赤的后妃。
代善是聪明人，有这个前科，汗位是不敢指望了，他相当宽容地表示，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，让皇太极干吧。
于是，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，天启六年（1626）九月初一，皇太极登基。
在后金将领中，论军事天赋，能与袁崇焕相比的，只有三个人：努尔哈赤、代善、皇太极（多尔衮比较小，不算）。
但要论政治水平，能摆上台面的，只有皇太极。
因为一个月后，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不可能做到的事。
天启六年（1626）十月，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，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，同时祝贺皇太极上任。
在很多书籍里，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，战绩无人认可，也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