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，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论，一篇批评，一篇维护。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，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，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“文”之事，讥笑王安石“文则文矣，然生平好谏诤，当加一献字”才能称得上『“者之尽也”。

连卢之瀚，安原也没有想到，这一篇骂王安石的《投书》，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，一天之内，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，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。

二人欣喜若狂，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，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———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———然后更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。二月二日，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。

同时，他们还明智的宣布，《天下纸》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，因此，他们从下一期开始，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。就这样，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，然后全身而退。

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，无法就此罢休————毕竟《天下纸》也是一份报纸。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被极哀荣，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。

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与进来，接过了《天下纸》未完的争论。到了二月五日，就终于演变成了《汴京新闻》与《西京评论》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。

朝堂上的旧党与新党还未决裂，但在野，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脸皮。而这次的裂痕，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。因为新党已经没有了首领，他们一盘散沙，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的这边，而信心百倍，无所畏惧。更加头痛的是，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。

石越本能的察觉到，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，终究会被泄露出去。到时候，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，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！而另一方面，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，也让石越担心。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，如果司马光收到影响，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，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。

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。因为如果是那样，就是前功尽弃。

石越心里很清楚，用所谓的“石党”来取代新党或者旧党，并不是成功。真正的成功，是要让新党与旧党学会，接受妥协与共存。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，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。但现在他才知道，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，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，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。相比而言，“汉贼不两立”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。

难道，他所希望的成功，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?说起来真是奇怪，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——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么？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“中庸”么？但为什么在政治上，反而充满了非百计黑，非友即敌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，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？！

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，让石越如此的迷惘。

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，但王安石一死，他有悲观起来，仿佛自己一无所成。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，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，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。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，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。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。

二月五日的早晨，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。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，这封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，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，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，一旦谈妥，则可择期签署，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。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——但除此以外，朴彦成又提到，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，是耶律信与萧岚。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，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。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，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，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，以后辽宋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。

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。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，探明去年十二月，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，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。此外还探明，一月下旬，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。

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。

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，契丹的军事调动，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，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。而朴彦成的奏折，基本上也是报告好消息。

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，一份稍显过日的《海事商报》，上面刊登了一条消息——日本国硫磺价格持续上涨，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硫磺价格。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，因为南海诸候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，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，而南海各国的硫磺开采有刚刚开始。但在绍圣六年以后，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硫磺之后，日本的硫磺价格还在上涨，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。

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硫磺只是为了造鞭炮。

然而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。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，对于司马光，便如狼来了一般，他一生之中，尽力过不知多少次，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的乐观，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，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，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。除非有确实的证据，否则，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，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阴谋。

当然，还有另外一个办法。但是石越并不想用那个方法。只要他足够坚持，不管司马光愿不愿意，石越能够让国家进入战前状态。但他不像冒这个政治风险。特别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，如果他表现出与司马光过于明显的分歧，一定会被人利用。况且，他还有别的更加温和的牌可以打，只不过他有点拿不准能否成功。

他也许可以找一个人帮忙。这六七年来，一直小心谨慎，低调行事的清河郡主，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。高太后不会容忍一个上官婉儿，但是清河郡主生性谦退恬淡，平素从不主动发表意见，偶尔高太后见询，却常一语中的，这么着跟了高太后六七年，石越知道，高太后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重视他的意见，许多的决策都会咨询他。

而石越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常密切——两家过往的交谊不说，清河郡主的独子狄环订下的亲事，便是石起的第三女。原本清河是想让石蕤嫁入他狄家，是议婚之时，卜吉祷签，皆不如意，只能作罢。除此以外，清河的父亲赵仲全与绍圣十年封建于歧国，石越也是极尽礼遇。

自绍圣二年春诸路旱灾，同年冬京师雪灾，三年秋京西路，陕西路大旱，四年春又有小规模的旱灾……连续三年的灾害频发，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灾害，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济，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。其时还处在恢复期的宋廷，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大乱子，一方面为了支持南海诸候，于是派遣官吏在发生灾害的地区招募流民出海，三年之内，先后总计赏赐给南海诸候近十万人口。但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，其中雍国与曹国因为最亲贵，各得到两万人，邺国也分配到了一万人。但是，绍圣四年才就封的歧国，在石越的有意关照下，竟也得到了近两万人——也就是说，石越把当时还在杭州，广州等港口停留的灾民，几乎一股脑全部给了赵仲全带到了他的封国。

绍圣五年，因为歧国公传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，石越又向高太后请旨，从翰林院挑选了十名医官，整整装了两船的医书，草药，赏赐给了歧国。又因传言歧国所在的婆罗洲有食人蛮夷，同年，石越又以此为借口，赐给同一年封建，同在婆罗洲的歧国，洋国，英国各一个指挥的东南禁军，以及足够装备千人的武器盔甲。

石越甚至还暗中差使唐家协助赵仲全，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，就筑起了一座坚固的东歧城。

若以立国形式而言，南海诸候中，再也没有比歧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