物上我有失败，那么我最大的失败，不过是对于桑充国的铺垫太少。
而桑充国为什么会和石越齐名，是不是有资格。仅举一例，郭逵凭什么能和狄青齐名？至于白水潭学生为什么服气桑充国，我想小说中或者交待还是不够。以后若有可能，我或者会补上一两笔。只不过我想说的是，范滂未必学问出众，天下未必不以其为楷模。中国的传统，是“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”，学问本是末节。何况桑充国其先有石越的支持，其后有程颢等人的支持。
至于对吕惠卿这个人物的表扬，在我看来，更是一种反讽。吕惠卿的形象，不过是我从历代奸相权相的言行中，取其“菁华”而成。典型的抄袭人物，不过这样的人物，也更符合大家的经典认知吧？重复了千百遍的人物，自然更容易得到认可，那也是人之常情。也许小说人物刻画的精义，就是写出符合大众认知的人物吧。
在小说中，吕惠卿是不会那么快跨台了。以阿越读宋史所得，认为吕惠卿急于在上任后标新立异，以求在政治决策上走出王安石的阴影，在具体人事上急不可耐地打击王安石；其原因，以阿越看来，无非有两个，第一个是他与王安石之子王元泽长期结下的怨恨，第二个是在郑侠案中，罢黜冯京的同时，也不可避免地打击了王安国。从而导致了他与王安石事实上的决裂。因此吕惠卿一方面急于走出王安石的阴影，希望用政策上的成功来取得赵顼的信任，开始推行手实法等一系吕氏政策；另一方面，则无所不其极的离间王安石与赵顼的关系，迫害王安石——从而一方面进一步激化了与旧党的矛盾，一方面引起了赵顼的极度反感，终于自取灭亡。而小说中，与王元泽的矛盾因为石越的出现，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与转移，而郑侠案并没有第二波导致冯京罢相的事件出现，吕惠卿与王安石的破裂，将不会那么急促，接下来一系列的事件，势必改写。
所以，吕惠卿将继续留在书中到一个适当的时候。
作者在小说以外的话，本不宜讲太多。便在此收笔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《新宋》的创作。
阿越
于耶元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
第一节熙宁二年
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了。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居然成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志，并且是回到了被陈寅恪称之为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年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的北宋时，我又昏过去一次。
记得曾经有人写过最想生活的十个历史时期，宋仁宗柳永的时代赫然入选，现在虽然是西元1069年，神宗皇帝熙宁二年，无论是在位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仁宗，还是那个时代的柳永、包拯，都早已作古，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黑暗的王朝，而是中华文明登峰造极的时代，回到这个时代，体验一下古人的生活，相信很多人都是很高兴来尝试的。况且这时代还有苏门学士，还有王安石、司马光……
但是我却没有办法高兴起来。我又不是故意回到古代的（而且据我所说，时光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），我身上只有几百元在这里相当于废纸的人民币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物（因为我不吸烟，所以连打火机也没有）。既便我是一个历史系的学生，但是我所长的是秦汉史，本来历史的真相就淹没于时间当中，何况我所能知道的，也只是一些大事件，我也没有办法依靠这个来发迹呀，这毕竟是太平之世。况且还有户籍制度，我这个三无人员如何立足，实在是一大难题。我甚至不能说我是从海外回来的，因为我除了知道地球是圆的外，对外国一无所知，几句话就会被问出毛病来。
现在唯一能让我安慰一点的事情，是我所处的地点，是开封的一个座庙里面。庙里的和尚看我晕倒在外，头发又很短，以为是游方的和尚，好心把我救醒过来。我既然不善说谎，又怕言多必失，干脆就装糊涂，做成把往事一概忘掉的样子，那些和尚半信半疑之间，也就不再打听我的来历。只是我既已醒来，身体也无大碍，就不好赖在这庙里，须得自谋生路了。
出来后在汴京到处乱逛，方知道不久前王安石刚被二十二岁的皇帝赵顼提升为参知政事，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，也就要在今年拉开序幕了。但是这等大事，与我这个未来人又何干，就算我想关心，也关心不到，现在首要的任务，还是在这里活下去。
一时半会，也找不到什么好去处，就信步而行。却到了那河边，那茶馆酒楼我是不敢去的，身上没钱，一分钱难死英雄汉，只好在那桥上呆立。突然间想起稼轩的一首词，不禁随口吟出：“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随天去秋无际。遥岑远目，献愁供恨，玉簪螺髻。落日楼头，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，栏干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。休说鲈鱼堪脍，尽西风，季鹰归未？求田问舍，怕应羞见，刘郎才气。可惜流年，忧愁风雨，树犹如此！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，揾英雄泪！”这词于稼轩本是另有怀抱，我却是想到自己莫明其妙来到这九百多年前，有家不得归，也有一点才学不得施展，现在几乎会饿死在这个世界，却也免不了一些悲怆之意。
不料旁边却有人在击节赞叹，转身望去，却是个青年，儒生打扮。宋代服饰本来就很优雅，穿在这个人身上，更是相得益彰，真是人物风流。那个见我望他，便走了过来，揖礼道：“打扰兄台雅兴。”眼眼里却有一丝惊异。我这身打扮，僧不僧，俗不俗，在当时也可算是奇装异服了，而且刚才吟诗用的却是普通话，需知各朝各代，官话发音各有不同，我讲话他虽然听得懂，却不免觉得口音别扭。
古时的礼节我也不太懂得，见到他客气，也就依样答礼道：“见笑了。”
年青人显然对我颇有兴趣，见我回话，便出言相邀：“适才见兄台在此吟诗，雅量高致，在下冒昧相邀，可否上清茗楼一叙？”
我正愁没地方打秋风，哪里有不答应之理。只是还要假惺惺客气一番：“如此多有打扰。”这话一讲，付账的人就铁定是他了。
这个年轻人对我显然很有兴趣，他以为那首《水龙吟》是我作的，便要请乐坊的女子配曲高歌，我当时便拦住了。“在下的词，可使关东大汉执铁板唱之，不可使儿女子持红牙板而歌。”这句话本来是苏门的对白，我也没想那么多，既然占了稼轩的便宜，就不妨先借过了。
他听了我这番话，不由一怔，旋即哈哈大笑，直呼“妙哉，妙哉！”，拿着扇子一边击打桌子一边就高歌起来。
我倒想不到这个人也精通音律，这水龙吟由他唱出来，有几分慷慨，有几分落拓，有几分无奈，又有几分倔强，竟引得满楼的人倾耳相听。我当时也不料这一首词第二日就传遍了汴京的大街小巷，那些不得志的文人才子，很喜欢这词的意境，我一夜之间，竟然以文名噪声京师。
这个年轻人姓唐名棣，以我对历史的了解，当然知道他不过是个默默无名之辈。但是有才情却默默无名的，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。青史能容纳的人，毕竟有限。唐棣家里是四川的大地主，祖父辈也做过官，他就在太学读书。我知道宋代政治开明，太学生议论之风，不下于东汉，这些人衣食无忧，前途光明，对这个社会多有抱负，也是正常的事情。
这一天他邀我一叙，本来一是好奇，二是喜欢“我的”词，不料高谈阔论之下，因为我对前朝史实颇熟，而且议论中常有新奇的观点，竟然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只是我不治经典，他却大不以为然。谈及我的处境，他知道我忽遇大难，前事全然忘记，便知道我定然处境尴尬，临别时竟然送了一锭银子给我。
银子在宋代虽然不是主要交易货币，却也是很值钱的。我知道唐棣颇有任侠气质，也并不拒绝，坦然收下，便告辞了。
第二天，我找到一个钱庄，把银子换成一包钱，置了一身衣服换上，然后问到附近的煤窑，又到茶馆打听了一个煤窑的价钱，就前去城外，想买下一个煤窑。那些百姓也并不抬价，这煤窑虽然是他们生活的来源，但是我出钱既多，买下后又许请他们做工，他们也就痛快的卖了。然后我设计了蜂窝煤的各式炉子，又找铁匠打造了做蜂窝煤的工具，又是请人来做煤卖煤。就这么忙了几天，那煤窑原来的主人叫石三，和我竟然同姓，我看他为人也很朴实，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