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很漫长，只要你熬得住，东山再起也并非不可能，但也有几条高压线，是绝对不能碰的，三十万伏，一触即死。
藩王擅自入京算一个，边将结交近臣也算一个。
因为它们都暗藏着一个隐含的意义——图谋不轨。天王老子也好，江洋大盗也罢，只要胆敢触碰那最高的皇权，一句话——杀你没商量。
回到京城的夏言试图辩解，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，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十月，曾铣和夏言的结局被最终确定。
〖曾铣，按律斩，妻子流放两千里，廉，死时家无余财。
死前唯留遗言：“一心报国”。
曾铣死，仇鸾出狱。
夏言，弃市，妻子流放广西，从子从孙削职为民。
夏言起自微寒，豪迈而有俊才，纵横驳辩，人莫能屈，虽身处宦海，仍心系天下，胸怀万民，然终为严嵩所害。
言死，嵩祸及天下。〗
严嵩终究还是获胜了，自嘉靖十七年以来，经过十余年的斗争，他终于战胜了夏言，用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。
虽说政治斗争的手段总是卑劣的，但严嵩的行为却与以往不同，他为了自己的私利，杀害了两个无辜的人，一个励精图治、忠于职守的将领，和一个正直无私，勤勉为国的大臣。
而这两个人想做的，只是收复原本属于大明的领土，救赎无数在蒙古铁骑下挣扎呻吟的百姓而已。
严嵩赢了，他终于赢了，他成为了朝廷首辅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朝政就这样了，不会再有人起早贪黑地去打理，严首辅可以勾结自己的儿子，大大方方地贪，光明正大地贪，他十分清楚，没有人能管他，也没有人敢管他。
河套也就这样了，蒙古人一如既往地冲进百姓的家里，烧杀淫掠，无所不为。因为他们也十分清楚，从此没人能阻止他们，也没人敢阻止他们。
当然，这一切对于严嵩和严世蕃来说，似乎并不重要，反正鞑靼的马刀砍不到他们的头上，也不用担心老婆被人抢走，此刻的他们，正弹冠相庆，欢庆着自己的胜利。
与此同时，徐阶的表现却极为反常，夏言被陷害、被关押，然后身首异处，家破人亡，这一幕幕的惨剧就发生在他的眼前，而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切，丝毫不予理会。
在夏言被杀的前夕，连平素与他关系一般的喻茂坚（刑部尚书）也看不下去了，毅然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，结果被皇帝扣了一年工钱。可是徐阶依然沉默不语，寂寂无声。
所有的人都鄙视徐阶的为人，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在过去的十年里，夏言曾不记私仇，努力提拔、栽培徐阶，希望他成为国家的栋梁，然而在这关键时刻，徐阶却背弃了他的恩师，不发一言，不上一书，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
徐阶默默地接受了所有的嘲讽与鄙视，每天照常去吏部上班，照常应付那些官员们，照常谈笑风生，那个人的死和他似乎没有任何关系。
时间是消磨痕迹的利器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夏言、曾铣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了，他们的冤情、委屈、孤儿寡母也已慢慢地被人忘记。
但有一个人却并没有忘记，从来没有。
在无数个深夜，徐阶曾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但当清晨来临时，他却又显得若无其事。
如果回到二十年前，他还是那个年轻气盛的翰林，情境可能会完全不同，大致流程应该是义愤填膺、慷慨激昂——愤而上书、人心大快——奸臣当道、下旨责罚——流放充军、斩首示众。（最后一项视运气好坏二选一）
二十年过去了，他经历了无数的磨砺，掌握了心学的真谛，那个热血澎湃的青年早已消失无踪，他终于明白，这个世界是现实的，要适应这个世界，并且继续生存下去，必须采用合适的方法。
他也想如其他人那样，好好激动一番，上书大骂奸臣严嵩，为夏言叫屈，但他更明白，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。
严嵩比张璁要厉害得多，他历经三朝，混迹官场四十余年，工于心计，城府极深，而在他的身边，除了掌管锦衣卫的陆炳，还有那个绝世之才严世蕃。
他们已经组成了一条可怕的权力链锁，绞杀任何敢于阻挡他们的人。
而自己，什么也没有。
要想战胜这样一群敌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自己和夏言的关系人尽皆知，夏言已经死了，严嵩必定不会放过一个和他联系如此密切的人，现在唯一的屏障已经失去，再也没有保护，没有帮助。
我将独自面对所有的敌人，只有我自己。
“即使日后身处绝境，亦需坚守，万勿轻言放弃！”
是的，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，要隐忍，要忍受痛苦和折磨，要坚强地活下去，只有活下去，才有胜利的希望。
但有些事是永远不会被忘却的，那个古板严肃的老头，那个品性正直，口硬心软的人，那个不计前嫌，一心为公的人。而严嵩，你为了自己的权位和利益，无耻地杀害了这个人。
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！
第十章 隐藏的精英
【另外的三个人】
在严世蕃的眼中，天下英才只有三人而已，但事实证明，这位仁兄虽然聪明，却是一个不太识数的人，因为他只数对了一半。
杨博、陆炳、严世蕃确实是芸芸众生中的异类，他们机智过人、精于算计，堪称不世出的奇才。但老天爷实在太喜欢热闹，就在严世蕃自以为天下尽入己手时，上天却给这出戏送来了另外三个人，三个更可怕的人。
按照严世蕃先生的逻辑编号继续下去，第四个人的位置应该属于徐阶。在经受了无数考验之后，他已经具备了逐鹿天下的实力。但严世蕃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在他的眼里，这个小侍郎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。
徐阶仍然隐藏着自己，当时机到来的时候，他将揭下自己的面纱，给严世蕃一个大大的惊喜。
第五个人，叫做高拱。
如果说严世蕃只是轻视徐阶的话，那么高拱这个名字他可能从没有听过。
这也怪不得他，因为高拱实在太不起眼了。
高拱，正德七年（1512）出生，河南新郑（今河南新郑市）人，嘉靖七年（1528）河南省乡试第一名，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考中进士，被分配到翰林院。
而当严世蕃纵论天下之才的时候，高拱先生的职称只是翰林院的编修，不过是机关里的一个小抄写员。这种小角色，自然难入严奇才的法眼。
然而他终将成为一个撼动天下的人。
根据影视剧的规律，最厉害的人总是最后出场，这次也不例外，而最先发现这位奇才的人，正是徐阶。
夏言下台后（当时尚未被杀），徐阶的处境很惨，原先对他恭恭敬敬的人，眼见他没了靠山，纷纷就此拿出了当年翻书的速度，跟他翻了脸。
除了同僚的挤兑冷遇外，徐阶在吏部也倒了霉，新来的吏部尚书闻渊不喜欢徐阶，总是找他的茬。
得罪了老板，混不下去的徐阶只好另找出路，好在他和大老板的关系还算不错（擅写青词），皇帝大人毛笔一挥，给他安排了新单位：
“你去翰林院吧！”
这个决定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。
嘉靖二十六年（1548）底，徐阶来到了翰林院，成为了掌院学士。他的第一个使命是教育去年刚刚考进来的庶吉士。
庶吉士是大明的精英，只有在科举中考到一甲（三人）和二甲头名的人才有资格加入这个光荣的行列。而庶吉士的培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岗前培训，在这里结业后，学员们会进入翰林院，成为一名普通的翰林官。
当然，之后的事情就各安天命了，如果经历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以死相搏、勾心斗角，你还没有被杀头、流放、贬官，脸皮越来越厚，心越来越黑，你将很有可能进入内阁，成为这个帝国真正的统治者。
一般说来，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不会理会庶吉士的，最多不过是在入学时见个面，训几句话，说些大家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的话，然后拍拍屁股走人。
但徐阶依然保持了他的传统作风，虽说这帮新人即无背景，也不起眼，他仍然抽出时间，挨个谈话，当然了，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鼓励他们认真学习，鬼知道将来这里面会不会出几个一二品的猛人，还是先搞好关系为妙。
正是在这一系列谈话中，他遇见了那个伴随他后半生，奋斗不息，名垂千古的人。
虽然庶吉士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，但这个人仍然给徐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的谈吐和见识，还有无与伦比的聪慧，都让徐阶惊叹不已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张居正。”
张居正，我会记下这个名字。
徐阶满意地完成了他的谈话工作，未来的岁月还很长，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认真观察这个年轻人。
张居正就是第六个人，当时的他还没有登上舞台参与角逐的机会。
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，这六位英才将交织成一个死亡的绳结，用他们的智慧和意志去争夺最高的奖赏——权力，失败者将成为绳结的牺牲品，被无情地绞杀。只有最具天赋、最精明、最狡诈、最坚毅的人，才能终结这场残酷的游戏，解开那个死结。
而这位最后的胜利者，将成为大明天下的统治者。
不过话说过来，至少在当时，这后两位还是指望不上的，高拱同志依然在做他的抄写员，而张居正同学还在培训班认真刻苦学习。
所以徐阶依然只能靠他自己。
严嵩是一个警惕性很高的人，他十分清楚徐阶与夏言的关系，并非对此人毫无防备，但问题在于，这位徐侍郎似乎对他构成不了什么威胁，顶了天也就是个副部长，皇帝面前也说不上什么话，翻不起天大的浪。
所以防备归防备，他并没有把徐阶放在眼里。
严嵩的判断很准确，现在的徐阶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，即使你把刀交到他的手里，他也不知从何砍起。
但世界是不断变化的，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，徐阶迎来了第一个机会。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次机会是由严嵩阵营中的仇鸾先生友情提供的。
蒙古也算是大明的老冤家了，来来回回已经搞了二百年，双方都精力充沛，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，洗个澡睡一觉起来接着干。
事易时移，当年的瓦剌已经消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鞑靼，而在小王子之后，该部落又出了一位擅长杀人放火的优秀领袖——俺答。
关于这位兄台的事迹就不多讲了，只需知道这是一个很能杀，很能抢，善于破坏的人就行了。
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六月，这位仁兄估计是家里缺东西了，带领上万骑兵向明朝发动了进攻，他的目标是大同。
明军抵敌不住，全军溃败，一番混战后，总兵张达战死，于是大同向朝廷告急，指挥官死了，蛇无头不行，请你即刻再派一个过来。
大同总兵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官阶，相当于边防军司令员，寻常时候，能够补到这个官，那是祖宗保佑，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大同，只能说是祖坟埋错了地。
蒙古人还在城外，即使打退敌人，也未必有功，但如果丢了重镇大同，则格杀勿论。而且刀剑无眼，也不认你官衔高低，身为总兵不幸殉国，也只能算你背运。
这就是传说中的黑锅，谁也不想背，但就在众人推脱之时，严嵩站了出来，高兴地告诉大家，他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必定可以退敌。
他说的这个人就是仇鸾。
说实话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严嵩也是个冤大头，他原本以为仇鸾名将之后，就算不如曾铣，多少也有那么两下子。所以他推荐仇鸾，希望此人可以再立新功。
可是仇鸾先生实在难得，虽说干了多年的武将，却连一下子也不会。听说严嵩推荐了自己，顿如五雷轰顶，但是事已至此，不上也得上了，仇鸾壮着胆子去了大同。
似乎仇将军的运气还不错，他刚到地方，就得知俺答已经抢劫完毕，撤退了。兴高采烈的仇鸾顿时来了劲，他立刻向兵部上书，沉痛地表示，没有能够与俺答交战，为国争光，实在是遗憾之至。
不要紧，仇鸾先生，机会总是有的。
七月，俺答又来了。
其实这也怪不得俺答，他的部落没有手工业，也没有轻工业，除了抢，他没有第二条路。
仇鸾这回头大了，如果打了败仗，别说官位，脑袋也难保，但他也很清楚，以自己那几把刷子，想打败俺答，那无异是一个梦想。
但仇鸾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，他竟然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不但可以赶走俺答，还不用大动干戈。
仇先生是一个懂得价值规律的人，他明确地意识到，俺答过来无非是想抢东西，只要给钱，让他满意而归，就万事大吉了。
于是在一个深夜，他暗中派出使者，给俺答送去了很多钱，希望他拿钱走人，不要妨碍自己当官。
要说俺答兄也真是好样的，拿钱就办事，当即表示，请仇总兵放心，我这就全军撤退。
仇鸾满意了，不用拼命，还送走了瘟神，没有更好的结果了。
可是自以为聪明的仇总兵忽略了关键的一点——俺答只是说撤退，没说要撤回家。
不久之后，大同副将回报，俺答已经撤走了。仇鸾十分高兴，但在准备庆祝之前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便多问了一句：
“俺答退兵之后，去了哪里？”
“蓟州。”部下回答道。
当这两个字传进仇鸾耳朵里时，他几乎当场晕倒：
“大事不好！”
蓟州，是北京的门户。
当俺答攻破蓟州，破墙入关到达昌平（今北京市昌平区）的时候，他惊奇地发现，自己的铁骑竟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，粮食、财物、人口都摆在他的面前，等待他去抢掠。
他自然是不会客气的，抢完了昌平，他又流窜到密云、怀柔，围着北京城一路抢过去，踏踏实实地搞了一次北京环城游。
杀完了，也抢够了，俺答却不走了。他留在了通州，窥视着这座雄伟的京城。因为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，在大明示弱的背后，似乎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。
其实事情没有俺答想得那么复杂，原因十分简单——没兵。
说来滑稽，当时的京城确实是个空架子，一百年前北京保卫战之时，在于谦的建议下，丧失战斗力的京城三大营被改造成了十二团营，兵力缩减为十四万人。
按说这个数字也不少了，但当兵部尚书丁汝夔清点人数准备作战时，才惊奇地发现，所谓十几万大军，其实只有五万多人！
而更为麻烦的是，其中很多人的年龄已足够进养老院了，只是拿着根长矛站在队伍里充数。
其实丁汝夔并不奇怪，此等现象再正常不过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军队贪污第一绝技——吃空额。（多报人数冒领工资）
丁大人熟悉潜规则，也不想去反贪，但问题是，敌人就在门口，你总得想个办法把人送走。
皇帝自然不可能再给俺答送礼，让他回去打大同，无奈之下，嘉靖先生只好下达总动员令，命令周围驻军前来勤王。
第一个赶到的，正是大同总兵仇鸾。
他是拼命赶过来的——不拼命不行，要知道，皇帝大人之所以如此狼狈地被人堵在城里，那完全是背了他的黑锅。如果不及时过来，难保俺答兄和皇帝和平谈判，讨价还价的时候，不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：当初仇总兵和我谈的时候，价码是……
满头冷汗的仇鸾带着两万骑兵赶到了北京，嘉靖被他的热情感动，非但没有怀疑他，还极为信任地告诉他：
“京城的防务就交给你了。”
这下子是彻底完了，仇鸾悲愤之余，准备去跳护城河了，结果又被部下拉了回来，大同已经如此狼狈，何况是京城？
无计可施的他想来想去，竟然又找到了老办法——谈判。
他再次私下派人出城，找到了俺答，等到来人说明来意，连久经沙场的俺答先生也大吃一惊，刚刚在大同谈完，仇总兵又到了京城，竟然跑得比自己还快，速度实在惊人。
仇鸾提出了条件，只要不攻城，什么都好商量。
俺答也不含糊，不攻城可以，让我入贡就行。
虽然仇鸾已经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但这个要求，却是他不能接受的。
所谓入贡，不过是肆意妄为、践踏国格的体面说法，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，俺答就能派出他的使者，到大明的地盘强拿强要，提出各种苛刻条件。
这是国家形象问题，换句话说，就算给得起钱，也丢不起人。
仇鸾不敢信口开河，只能立刻上报嘉靖。
太上老君也解决不了蒙古问题，于是嘉靖道长穿上黄袍，召开了内阁会议。
与会人员有内阁大学士严嵩、李本、张治，还有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。
皇帝大人也慌了神，他拿着俺答送交的入贡书，问大臣们怎么办。
李本不说话，张治也不说话，因为在内阁里他们说了也不算。
平日滔滔不绝，说话算数的严嵩却突然哑巴了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也不出声。
但皇帝大人的工资不是白拿的，嘉靖直接向严嵩发问了：
“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严嵩先生既不能治军，也不能治国，其主修专业是拍马屁和整人，可是俺答先生是要实惠的，不吃这一套，自然没有办法。
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“办法”：
“这不过是一帮饿贼，抢掠完了自然会走，皇上不必担心。”
这是一个十分无耻的回答。
在严嵩先生的逻辑体系里，保住官位，安享富贵才是最重要的，至于城外的百姓，抢了就抢了，杀了就杀了，反正与己无关。
徐阶愤怒了，抛开个人恩怨不谈，他简直无法相信，这竟是一个朝廷首辅说出的话，虽然这里还轮不到他说话，却也已忍无可忍：
“敌人已经打到了城下，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怎么能说是一群饿贼！”
严嵩惊讶地回过头，看着这个毫不起眼的礼部尚书，他终于意识到，一直以来，自己似乎轻视了这个人的能量。
坐在皇位上的嘉靖霍然站了起来，他看着徐阶，赞许地点点头，然后又换了一副面孔，冷冷地盯着贪生怕死的严嵩：
“俺答的贡书呢？”
严嵩慌忙拿出了文书，准备呈交给皇帝。
嘉靖摆了摆手，他不打算研究文件，只问了一句话：
“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在嘉靖逼视的目光中，严嵩却恢复了镇定，他从容地回答：
“这是礼部的事。”
所谓礼部的事，就是徐阶的事，在一般人看来，这只是一句推卸责任的话，但事实上，这句话却是极为凶险，暗藏杀机。无论徐阶如何回答，都将惹祸上身。
俺答入贡，说到底是个外交问题，严嵩推给礼部，虽说不大仗义，倒也算是合情合理，如果徐阶推托，皇帝自然饶不了他。
但如果徐阶满口答应，则必定会大难临头，因为入贡问题，也是个很丢脸的政治问题，嘉靖根本就不想答应，只是迫于形势，才找大臣商议，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搞包干，等到俺答一走，秋后算帐，自然死罪难逃。
严嵩摸透了嘉靖的心思，他正静静地等待着徐阶进入陷阱。
徐阶愣了一下，立刻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回答：
“此事是我礼部职责，臣愿一力承担！”
然而在严嵩露出笑容之前，徐阶就说出了下半句：
“但入贡之务为国家大事，一切听凭皇上做主，礼部必定遵旨照办！”
严嵩第一次感到惊慌了，站在眼前的这个礼部尚书，竟然是一个比夏言更为狡诈的对手。
嘉靖却没有严嵩的心思，他只想解决问题：
“你有办法吗？”
徐阶终于等来了机会，他开始侃侃而谈：
“以臣看来，敌军兵临城下，以目前京城的防务，既不能战也不能守。”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“目前唯一的办法，是拖延时间，等待援军到来，聚集力量，再对俺答发动反击。”
嘉靖高兴地连连点头，却也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——如何拖延时间。
徐阶微笑着，拿起了那份被引为耻辱的俺答入贡文书，自信地告诉惊恐不安的皇帝陛下——办法就在这份入贡书里。
外交，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，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的解释——用最礼貌的方式，说出最肮脏的话。
如果以后一种解释为标准，那么徐阶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外交家，他敏锐地在俺答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——只有汉文，没有蒙文。
按照惯例，外交文书是需要两种文字的，但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，并没有人认真遵守。
然而大明这一次决定仔细认真地履行程序，于是俺答的使者得知，他要把入贡书带回去，重新加上蒙文内容。
听到使者的话，俺答的脑子有点乱了，他虽然打仗是把好手，但玩政治的能力实在差得太远。这位仁兄思前想后，也不知道只写汉文有什么问题——你们能看明白不就行了吗？
百思不得其解的俺答唯恐自己是没文化，不懂外交礼仪，被人取笑，还真的去找了一帮人搞公文，可还没等他的文书完成，新的邻居就到了。
北直隶地区前来勤王的军队及时赶到了，城外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八万余人，而俺答也终于明白，自己又上当了。
失去了锐气的蒙古军准备退却了，反正他们也抢够了，杀够了，算是满载而归。
但在城内的嘉靖并不是傻瓜，他虽然不懂军事，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，局势的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，于是他召见了兵部尚书丁汝夔，命令他准备对鞑靼军发动反击。
丁汝夔接受了命令，但在发动反攻之前，他还必须去拜见严嵩。
在很多的书籍中，严嵩被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，他比山区的土匪更狡诈，比变态杀人狂更为残忍，从贪污受贿、杀人放火到随地吐痰、乱搞男女关系无所不包，可谓是人渣中的人渣。
但如果客观分析史料，就会发现这位仁兄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，他这一辈子的原则是能躲就躲，能推就推，只要自己的官位权势不变就行，百姓死活、社稷兴衰与他毫不相干，他也不想管。
这种行为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形容，叫作“行政不作为”，又称占着茅坑不拉屎、磨洋工等等。严嵩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不愿意惹事，不愿意管事，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。应该说，他确实是一个胆小的人。
但是胆小的严嵩，依然是人渣中的人渣。
因为正是他的置若罔闻、大私无公，才使得朝中政务懈怠，大臣尸位素餐，敌人肆无忌惮，烧杀抢掠——皇帝在修道，您首辅也不管，那还有谁管？
不过严嵩先生的不想管，并不是不管，只要关乎他利益的事情，他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。
丁汝夔了解这一点，他很清楚，如果没有得到严大人的首肯，擅自行动，夏言就是前车之鉴。
他向严嵩告知了皇帝的谕令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：现在怎么办？
严嵩思索片刻，便说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：
“不要发动反攻。”
看着大惑不解的兵部尚书，严嵩为他的答复作出了解释，一个极端无耻的解释：
“如果发动反攻，就有可能战败，若在边界战败，还可以假冒胜仗报功，但在天子脚下，如果失败，皇上一定会知道，那时就不好办了，不如任俺答抢掠，不久之后必将自己撤走，我们便不用负任何责任。”
这就是大明帝国内阁首辅的治国哲学，真可谓是流氓到了极点。
但丁汝夔毕竟也在官场混了多年，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他十分清楚，皇帝的命令是反攻，如果照严大人的话办事，到时候皇帝追究起来，那是要杀头的。
然而严嵩拍着胸脯跟他打了保票：
“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必定平安无事！”
丁汝夔安心回家睡觉了，他相信严长官是不会忽悠他的。
事实证明，严嵩先生的保票确实不是毫无价值——可以当废纸卖，五毛钱一斤。
在之后的几天里，城外的俺答军肆意抢掠，并开始打包，准备带走，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。而城内的驻军非但不去找蒙古人结帐，连服务费都不敢收，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扬长而去。
俺答终于走了，嘉靖终于愤怒了，蒙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，正如他们大摇大摆地来，没有带走一丝云彩，却带走了财物、粮食和无数的大明百姓。
他紧急召见了丁汝夔，厉声讯问：
“为什么不出战！？”
丁汝夔沉默了，这是他唯一的选择，事已至此，即使摆出严嵩，自己也未必能免罪，而且还将失去所有退路，无论如何，他只能相信严长官了。
得不到回答的嘉靖火冒三丈，下令把这位兵部尚书关进了监狱。
严首辅似乎还是很够意思的，在狱中，丁汝夔不断接到严嵩的指示，让他放心坐牢，坚持挺住，就有办法。
丁尚书就这样坚持挺了下来，一直挺到了刑场上。
当明晃晃的鬼头刀在尚书大人面前闪耀的时候，丁汝夔这才明白，自己被人卖了，还在帮人家数钱。
事到如今，他唯有仰天大呼一声：
“严嵩奸贼，你忽悠我啊！”（嵩贼误我）
但痛斥之后，他最终醒悟了自己的罪过，满目焦土、生灵涂炭，严嵩固然是主谋，他却也是帮凶。
于是他向站在一旁的人们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：
“王郎中现在何处？”
所谓王郎中，即兵部职方司郎中王尚学，前面说过，这个职方司大致相当于的今天的总参谋部，按照明代律令，如果谋划错误打了败仗，职方司的长官郎中是要连坐负领导责任的（最穷最忙，还要背黑锅，所以没人去）。
应该说丁汝夔还是很够意思的，他在狱中曾反复表示，事情是自己一个人干的，不关职方司的事。
所以当他得知，王尚学已经逃过一死，发配充军的时候，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，留下了最后一番话：
“当初王郎中曾反复劝我出战，但我为严嵩所误，没有听他的意见，这是我的错啊！”
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的这次风波在丁汝夔的叹息声中结束了，在这场劫难中，大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，京城被人围了一星期，京郊地区狼藉一片，俺答在大明的眼皮底下烧杀抢掠，无人可挡。
东西丢尽了，脸也丢尽了，这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被后世称为“庚戍之变”，永远地记入了史册。
但就在一片哀鸣声中，某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
徐阶无疑是胜利者，危难之际，他挺身而出，承担重任，在嘉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这个不惹人注意的配角，终于登上了五光十色的舞台中央。
但伴随着机遇到来的，还有危险，因为那个可悲的失败者、胆怯者，已经意识到了这位政治新星的可怕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他将全力以赴，把这个足以威胁他的人扼杀在摇篮之中。
虽然在国家大事上，他是一个胆小鬼，但只要触及到个人利益，他将变得比赵子龙先生更加勇敢。
徐阶，继续走吧，越往前走，你将越能感受到这场游戏的残酷，在前面等待着你的，是更狡诈的对手，和更阴险的圈套。
当然了，除了政局的微妙变化外，大明王朝也并非毫无收获。
丁汝夔死后，吏部侍郎王邦瑞暂时代理兵部事宜，开始收拾残局。
在整理防务的工作中，他无意间发现，有一本叫《备俺答策》的书在军中广为流传，书中记载对付俺答的各种方略，极有见地，合乎兵法。
王邦瑞立刻叫来了下属：
“此书作者何人，任何官？”
下属告诉他，此人是世袭将军，进京参加武进士考试，因遇到俺答进攻，临时参战，时任京城九门总旗牌官，战争结束后，已经调防蓟门。
王邦瑞感叹不已，在反复翻阅此书并打探此人情况后，他在兵部的档案中写下了这样的记录：
戚继光，山东东牟人，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，青年而资性敏慧，壮志而骑射优长。评：将才。
【陷阱】
自从“庚戍之变”后，徐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，虽然没有进入内阁，却享受着内阁成员待遇，被封为太子太保（从一品），还经常被叫到西苑，陪皇帝陛下聊天喝茶，成为了朝中的红人。
徐阶有点忘乎所以了，际遇的变化使他产生了错觉，皇帝的宠信，同僚的逢迎，这一切都让他相信，胜利似乎已经不再遥远。
事实上，真正的机会并未到来，而他的水平也还差得太远。
而之后那场突如其来的打击，很快就将他从美梦中惊醒。
这件事是从死人开始的，不久前，孝烈皇后死了，按说死了就死了，开追悼会埋掉拉倒，可是嘉靖先生搞礼仪搞上了瘾，下文给礼部，要求让这位皇后进入宗庙（专用术语袝庙）。
这是违反礼仪规定的，坚持原则的徐阶先生随即上了一封奏疏，表示女后不能入庙，只能放到奉先殿。
当严嵩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当即拍手称快，因为他知道，徐阶马上要倒霉了。
严嵩是对的，徐阶很快就为他的原则付出了代价，嘉靖先生大怒，当即把徐阶叫了进来，怒骂了一顿。
这个场景如果放在夏言身上，下一幕必然是对骂，夏先生一贯无惧无畏，为了原则，和皇帝干仗也是家常便饭。
徐阶和夏言一样，也是个坚持原则的人，但这熟悉的一幕却并未出现，徐阶只是低着头，听着皇帝那无理的怒斥。
我还记得，夏言就是这样死去的。那人头落地的场景回映在他的眼前。
于是，在严嵩那旁侧虎视眈眈的目光下，徐阶作出了决定：
“皇上圣明！”
牺牲尊严是不够的，要想在这场残酷的游戏里笑到最后，还必须背离原则，因为眼前的敌手，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。
而要战胜一个无原则的对手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所有的原则。
称宗也好，袝庙也罢，哪怕你自封玉皇大帝，哪怕你把自家的奶妈、佣人都放进宗庙，我也不管了。
在时机到来之前，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徐阶及时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，赞同了皇帝的意见，躲过了一劫。然而他没有料到，自己曾经的一个无意举动已惹下大祸，而更为不幸的是，严嵩已经抓住了这个破绽。
在这之后的一天，嘉靖在西苑单独接见严嵩。双方有意无意地开始闲聊，聊着聊着，话题就转到了徐阶的身上。
出人意料的是，严嵩在谈到徐阶的时候，竟然是赞不绝口，反复夸奖这人勤于政事，用心干活，而且青词写得也很好。一番话说得嘉靖连连点头。
当然，你要是指望严嵩先生突发精神失常，那是不现实的，精彩的在后面：
“徐阶这个人确实不缺乏才能啊，”严嵩叹息一声，补上了最为关键的一句：
“只不过是多了点二心而已。”
这就是传说中骂人的最高境界——先夸后骂，夸骂合一。
嘉靖收起了微笑，沉重地点了点头，他赞同严嵩的意见。
这句话是有来由的，嘉靖三十年（1551）二月，徐阶曾经向皇帝上书，请求早立太子。
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上书建议了，之前还有几回，只不过都被嘉靖压了下来。在礼部尚书徐阶看来，立太子是必需的，也是出于礼仪需要，当然也有潜含意思：您每天都炼丹服丹，哪天突然食物中毒挂了，咱们也得有个准备吧。
不过这个要求在嘉靖看来，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——我还没死，就准备另起炉灶了。
就这样，老谋深算的严嵩只用一句话，就粉碎了徐阶在皇帝心目中的美好形象，使他再次沉入了谷底。
这之后，皇帝对徐阶的态度越来越冷淡，很少召他进入西苑，也不再好言相向。
虽然皇帝没有明确的表态，敏锐的徐阶依然感受到了这种疏远，用不着去打听，他也知道是严嵩搞的鬼。
同僚们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，之前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凤凰，但涅磐之后，自然就变成了野鸡。众人就此纷纷离去，徐阶又一次回到了孤立无援的起点。
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徐阶，他终于明白，自己虽然得宠，但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还远远赶不上严嵩，而他要挑战的，是朝中第一大政治集团——严党，有着数不清的关系网和锦衣卫的帮助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严嵩这位政治厚黑高手面前，他的功力还差得太远。
但是不要紧，现在还来得及，我将重新开始。
从此，徐阶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不再随便议论朝政，可嘉靖却似乎并不领情，对他仍十分冷淡，但徐阶并没有慌张，在仔细分析形势后，他终于发现了一条制胜之道。
而这条道路，正是死去的夏言用生命告诉他的。
受到严嵩蛊惑的嘉靖已经厌烦了徐阶，然而他却没有发现，自己四周的人已经悄悄改变了态度，经常会夸奖徐阶的才德（左右多为言者），久而久之，他慢慢地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。
从某个角度来看，夏言正是死在了那些被他怠慢的太监手中，而徐阶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此外，沉默的徐阶开始认真在家里写青词，用心搞好文字创作，而满意的嘉靖也终于改变了态度，经常叫他上门聊天。
另一方面，不管在人前人后，只要说到严嵩，徐阶总是赞誉有加，还经常上门联络感情，虽说严老狐狸还把他当对手，但徐阶的行为却也或多或少地打动了他。
毕竟只是个小角色而已，不用再费多大力气。严嵩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。
于是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，朝局又一次恢复了平静，双方暂时处于了休战状态。
然而在这片寂静的背后，徐阶正密切注视着严嵩的一举一动，上朝、退朝、应酬、结伙。他耐心地审视着这位老江湖各种举动，在寻找破绽的同时，他也在不断地学习着敌人的权谋与手段。
在日复一日的揣摩与观察中，徐阶渐渐缩小了自己与对手的差距，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足智多谋、深不可测的人物。
但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，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，虽然徐阶已经麻痹了严嵩，获得了皇帝的信任，但他十分清楚，要想取得胜利，现在的条件还不够，他必须主动发起攻击，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优势。
进攻的时候到了，但不能打草惊蛇，也不能最后摊牌。目前所缺少的，只是一个合适的攻击目标。
经过仔细的考量，徐阶终于找到了这个标靶。
于是在等待两年之后，徐阶打破了这片死般的宁静，将他的矛头指向了那个合乎要求的人——仇鸾。
第十一章 勇气
【气势】
仇鸾的这一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——无奈。
这位兄台是世袭的候爵，这个爵位得来实属不易，他的先辈仇钺先生东奔西跑，南征北伐，平定安化王之乱后，又跑到京郊去打刘六、刘七（农民起义），最后还被分配去边界站岗喝风，才混到了这张长期饭票。
仇鸾接替了爵位，本也想好好干，可是无奈啊，他实在不是那块料。守甘肃，玩忽职守坐了牢，守大同，要靠谈判，守北京，还是谈判。
这已不是单纯的态度问题，而是能力问题，仇先生用事实证明，他本来就是个窝囊到底的废物。
当然，其实偶尔仇鸾也想雄起一次，他也曾经做过尝试，比如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，他带领大军出塞，在经过一个叫猫儿庄的地方时，遇上了敌人。仇鸾从容不迫地参加战斗，在他的英明指挥下，最终此战以明军阵亡二百余人，伤二百二十人的战绩告终。
事后，仇鸾自豪地上报朝廷请功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战功还算显赫——斩杀敌人五个。
人贱到这个地步，可算是天下无敌了。
可这位贱兄运气竟然还不错，“庚戍之变”后，最该被追究责任的他竟然逃了过去，还被封为大将军，皇帝也十分信任他。
风光无限的仇鸾越发骄横，连严嵩也不放在眼里，见到他竟敢呼来喝去，悔青了肠子的严嵩万没料到，这头白眼狼竟反咬一口，但此人正当红，无论如何也惹不起，只得忍气吞声。
政坛就如同股市一般，暴涨必然暴跌，仇鸾耍威风的时候，高拱正在东宫当教书先生，张居正还在新单位打扫卫生，其余四位绝顶高手都在一旁装孙子，而以仇先生这样的白痴资质，竟然如此嚣张，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官场的第一原则——稳。
不稳就必然倒霉，仇鸾兄的厄运很快就到了。
他虽然已经位极人臣，却不能光荣退休，毕竟是武将，受到表扬之后还得回去卖命。可是仇兄实在太不坚挺，总是在边界上被俺答追着跑，为一劳永逸，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市的建议。
这一建议的提出充分证明，仇鸾先生没有鹰的眼睛、豹的速度，却有着猪的脑子。
所谓马市，就是明朝给俺答货物，俺答给明朝马，看上去很公平，实际上是一种勒索，因为仇鸾没有实力，俺答随便给几匹烂马，就敢狮子大开口，不给就打你，而仇先生被人打落门牙，也只能往肚里吞。
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，俺答兄没有受过文化教育，也不懂得诚信两字怎么写，虽然签了合同，却从不执行，拿了大明的东西，该抢的还去抢，星期天也不休息。
边界越来越乱，财物越丢越多，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了，仇鸾头晕脑胀，得了重病。不过这位仁兄病中神智依然清醒，兵部侍郎蒋应奎奉命暂时执掌大将军印，病得半死不活的他竟然还拖着不给。
赖账是暂时的，不久之后，他会连自己的命一起交出去。
很快他就收到了皇帝的谕令，全文意思简明扼要——没收兵权，回京候审！
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根据内线通报，向皇帝告状的人竟然是和他一同升官，且关系密切的徐阶。
仇鸾连气带病，就此一命呜乎，跑到地府去跟阎王大人谈判了。
仇大将军其实并不知道，在徐阶的眼中，自己只是一块大肥肉。徐尚书对人一贯和气，而且越是深仇大恨，越是和蔼可亲。而仇鸾受到的礼遇程度，仅次于严嵩大人。
徐阶之所以想除掉仇鸾，原因是这个家伙太可恨，明明啥也不会，却冒功请赏祸害国家，而且他也是当年害死夏言的帮凶之一，自然不在话下。
而更重要的是，打倒仇鸾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本，不但能赢得皇帝的信任，还能增加威信，拉拢百官，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。
于是打定主意的徐阶看准了时机，一口气把甘肃失职、大同谈判、北京密谋全都兜了出来，算了总帐。
嘉靖愤怒至极，马上下令仇鸾回京交待问题，并收缴其兵权。
紧盯着仇鸾的，还有严嵩，当他得知仇鸾已经失势时，立刻找来了陆炳，准备把仇鸾一举解决。
陆炳不愧为第一锦衣卫，办事效率极高，在锦衣卫特务的努力挖掘下，仇鸾先生从小到大干过的坏事全都被挖了出来，什么通敌卖国、贪污受贿、调戏妇女等等无所不包。
胜券在握的严嵩觐见了嘉靖，一五一十地将以上罪状详细告知，嘉靖气急败坏，当即下达命令：
将仇鸾的尸首（此时已病死）挖出来，砍掉脑袋，巡视九边！
看着满脸杀气的皇帝，严嵩决定趁热打铁，借刀解决自己的心头之患：
“据臣所知，徐阶与仇鸾平日关系紧密，陛下不可不察。”
可严嵩万万没有想到，听到这句话的皇帝突然消弭了愤怒，展露出一副阴晴不定的表情。
他拿出了那封密疏，笑着交给了严嵩：
“你看看吧。”
严嵩打开了文书，看到了那个醒目的落款——徐阶。
文渊阁大学士、内阁首辅、少师严嵩终于害怕了，他打了个寒战，哆哆嗦嗦地交回了奏疏，在嘉靖嘲讽的笑容中离去。
他已经明白了，那个沉默的人，那个不起眼的吏部侍郎，那个对他毕恭毕敬的人，并不是一个政治暴发户，更不是投机者。
他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，是一个不亚于自己的权谋高手。他所谋夺的，并不只是一个尚书或是内阁学士的官位，而是自己的位置——内阁首辅。
必须彻底地消灭他，在他取代自己之前。
事后证明，严嵩正确地判断了徐阶的能力，却错估了他的目的，这位徐兄弟想要的绝不只是他的官位。
严嵩回到家里，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奇才严世蕃，可是出乎他意料，这位独眼儿子竟然告诉他，不要和徐阶公开对抗了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他已成气候，动不得了。”
严世蕃确实不负才名，这个论断十分准确，此时的徐阶已今非昔比，他现在的头衔全称是：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、太子太傅（从一品）、内阁次辅徐阶。
天子之下的第二号人物，斗败仇鸾的英雄，皇帝的贴身亲信（近期），不怕死的大可以去试试。
很难对付，但并非不能对付，严世蕃客观分析形势后，想出了一条对策——压制。
毕竟严嵩仍是首辅，不但有皇帝的信任，还有为数众多的同党和特务，只要死死盯住徐阶，束缚住他的行动，无须大动干戈，等到风头一过，这位政治新贵将就将被彻底扼杀。
这条策略充分地表现了严世蕃先生的斗争水平，事实证明，这个软刀子杀人的计谋十分有效，扶摇直上的徐阶没有对手，也没有人和他公开作对，但在暗地里，却有无数双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更让他郁闷的是，在处理朝廷公务时，无论他提出什么意见方案，总是被无理驳回，而面对这一切，他毫无办法。
因为在明代的内阁中，首辅和次辅虽然都是内阁成员，但说话算数的只有首辅，如果摊上个难伺候的首辅，其余的内阁成员就只有端茶倒水的份了，不服还不行，官大一级压死你。
就这么来来往往，徐阶被压得喘不过气，严嵩也无法赶尽杀绝，政局再次进入了僵持状态。
【旁观者】
当徐阶竭尽全力与严嵩生死相搏的时候，其余五位绝顶高手却有着不同的表现。
徐阶的最大敌人是严世蕃，要知道，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时，严老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，虽然精神还行，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，但论斗智水平，是无法与徐阶相比的，而他那精妙的策划和毒辣的手段，全部出自于严世蕃，如果没有这个独眼儿子，估计他早就完蛋了。
最悠闲的人是杨博，他已经暂时脱离政坛，调任兵部左侍郎，专职干起了军事，不过这位仁兄平生有一个最讨厌的人——仇鸾，为此，他曾收集材料，上书弹劾仇先生三十条罪状（比陆炳还多），恨屋及乌，对于严嵩一伙，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。
虽然在个人感情上，他偏向徐阶，但也仅此而已，杨博先生是官场老油条，知道自己实力不足，也不想和严嵩公开作对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他还是支持徐阶的（仅限于精神层面）。
最愤怒的人，是张居正，庶吉士毕业后，他就被分配到翰林院当上了编修，在亲眼目睹了朝政懈怠、俺答烧杀的一幕幕惨象后，这位二十多岁的翰林官已然成为了一名标准意义上的愤青。
作为徐阶的学生，他曾多次写信给自己的老师，希望他挺身而出，对抗铲除祸国殃民的严党，却从未得到明确的答复。他不了解徐阶，也不了解自己：此时的他，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而小人物的愤怒是毫无用处的。
相对于张居正而言，高拱就要聪明得多了，刚满四十岁的他虽然外表沉默寡言，却工于心计，城府极深，他十分清楚斗争形势和政局走向，在这六个人中，只有他才是真正的中间派。
他既不投靠占优势的严嵩，也不理会隐忍的徐阶，外面风高浪涌，他却纹丝不动，因为他早已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，找到了最终致胜的法宝。
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，饱读诗书的高拱离开翰林院，成为了裕王的讲官，他十分努力工作，用心教导裕王，日夜不离，深得裕王信任。
无利不起早，高拱如此尽心尽力，其实原因十分简单，三年前（嘉靖二十八年），嘉靖的太子去世了，剩下的只有两个儿子——裕王和景王。
两人都生于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，而裕王比景王早出生一个月。
出乎很多人的意料，这六人之中，最为苦恼的人其实是陆炳。
在许多人眼里，陆炳是严嵩的爪牙，听从严党的指挥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。
事实上，陆炳的势力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，此人不但心思缜密，精明强干，还善于在朝中结交朋友，人脉甚广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位手握锦衣卫的特务头目，还担当着一个极为机密的任务。
要知道，嘉靖先生二十多年都呆在小黑屋里炼丹，也不上朝，可大到朝廷政局、小到大臣娶小老婆、逛妓院，他都了如指掌，其关键就在于陆炳。
在这位兄弟的统领下，锦衣卫昼伏夜出，四处打探小道消息，朝中重臣的府邸，都有他安插的锦衣卫卧底，连严嵩、徐阶等人也不例外。
所以每次严嵩来求他帮忙的时候，总是十分客气，时不时还得给他送礼，唯恐得罪了这位大特务，哪天心血来潮，在他的院子里塞几件龙袍兵器，那麻烦就大了。
深得皇帝的信任，掌握大臣的隐私，然而强势的陆炳，却并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。
身为名门之后，陆炳自幼就接受了严格的教育，忠奸善恶，是非分明。而在进入官场后不久，他便依照最原始的准则作出了判断：严嵩是坏人，夏言是好人。
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在权力和利益面前，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，与严嵩合谋，最终害死了夏言。
对于这件事情，严嵩自然是心安理得，陆炳却是引以为耻，羞于提及。
严嵩和陆炳都是搞经济的高手，具体手法却大不相同，严嵩贫富通吃、老少咸宜，陆炳却只向为富不仁的大户下手，从不为难穷人，而且他还经常拿钱出来接济一些正直的大臣，遇上皇帝发怒要整人，他会站出来说情保全，绝不落井下石。
应该说，陆炳大致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的利益面前，良心实在不太值钱。
随着严党的不断壮大，国家祸患的日益严重，陆炳的立场也在不断摇摆着，但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，他仍然保持着与严党的合作关系，直到沈链事件的发生。
沈链，是一位锦衣卫。嘉靖十七年中进士，在地方干了几年县长，几经曲折之后加入锦衣卫，成为了陆炳的手下。
在众多的锦衣卫中，沈链算是个十分奇特的人，他为人刚正，嫉恶如仇，明明是个特务，却比言官还积极，经常上书议论时政。一般说来，这种性格的人很难在特务机关混下去，可更为奇特的是，最高长官陆炳居然十分欣赏他的个性，认定他是个人才，不但不难为他，反而处处加以维护。
当时的沈链任职锦衣卫经历，只是锦衣卫中的一个基层干部，长得也没啥特点，丢到人堆里就找不着了，但事实证明，陆炳的眼光没有错，沈链确实是个不同凡响的人。
在“庚戍之变”中，他第一次崭露了头角。
当时俺答围城，要求入贡，而那封所谓的入贡书，跟勒索信属于同一性质，措辞蛮横，极端无礼。
可是当皇帝传旨，要大臣讨论入贡问题时，只有司业赵贞吉（王门弟子）挺身而出，表示反对，在内阁意见没有下达前，其余的老狐狸们都保持了沉默。
正是在这片沉默中，沈链站了出来，公开支持赵贞吉的意见。
沈链的出现让众人吃了一惊，而之前打死也不说的吏部尚书夏邦谟此刻却突然跳出来，用讥讽的口气问道：
“阁下现任何官？”
这意思很明白：你算是个什么屁官，哪有你说话的份！
沈链镇定自若地大声答道：
“我是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链，诸位大人不言，小吏自当言之！”
浩然正气，声震寰宇。
正二品的尚书无颜面对从七品的经历，羞愧地退了下去。
沈链用他的直言征服了在场的人，也赢得了陆炳的尊重。此后，陆炳安排沈链作为他的贴身侍从，随同进出各处。
陆炳这样做，除了表示器重外，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直性子的下属，免得他到外面惹事。
可是他万没想到，这个安排却惹出了更大的麻烦，因为他经常出入的地方，正是严嵩的家。
沈链秉性刚直，遇到小奸小恶都要去插一脚，眼睛容不得沙子，更何况是严嵩这种大奸大恶的巨型花岗岩，所以每次到大贪官严嵩家吃饭，他总是“不忿”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不爽，非但不苟言笑，还跟严世蕃干过几仗。但他毕竟是陆炳的人，严氏父子也不敢把他怎么样。
然而事情最终激化了，在亲眼目睹“庚戍之变”的耻辱，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后，沈链终于忍无可忍，一次醉酒之后，他愤然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上疏，历数严嵩十大罪状，喷射出心底的怒火：
“大学士嵩，贪婪之性疾入膏肓，愚鄙之心顽于铁石！”
于是神仙也保不住他了。
沈链的结局又一次证实了严嵩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力，文书刚送上去，谕令就下来了：锦衣卫沈链，处以杖刑，发配居庸关外。
得知消息的陆炳焦急万分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只能跑去给沈链送行。
看着这位即将发配边疆的属下，陆炳感叹良久：
“你这又是何必呢？”
然而身受杖伤、已然一无所有的沈链却依旧昂起了头：
“扫除奸恶，天理！”
看着那单薄却坚毅的背影，陆炳发出了最后的叹息：“我不如沈链啊！”
在勇敢的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链的面前，从一品少保、兼太子太傅、左都督陆炳，是一个软弱的人。
六年后，在严世蕃的指使下，沈链被杀害于宣府，他的两个儿子沈衮、沈褒也被关入监牢，并活活打死，是为斩草除根。
对于庞大的严党而言，这次事件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风波，沈链那徒劳无益的努力什么都没能改变。
然而这徒劳无益的努力，却是一个普通人无畏的证明，沈链这个平凡的名字就此被镌刻于史册之上，永不磨灭。
他并不需要改变什么，因为他的勇敢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勇敢的沈链死去了，胆怯的陆炳还活着，他仍旧看重自己的利益，不愿也不敢去对抗那股可怕的势力。但他依然被深深地触动了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他已悄然改变自己的立场，向着另一个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。
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的政局就是这样，大家都知道严嵩贪婪腐化，严党为祸国家，但大家也知道，严嵩奸诈狡猾，严党权大势大，反对它必定遭殃，投奔它必定发达。
而沈链之举之所以能名留史册，是因为仅此一位，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利益的动物，于是严党的成员越来越多，势力越来越大，而那个隐忍的徐阶依旧隐忍着。
对于严嵩而言，嘉靖三十一年是个好年份，皇帝大人安心修道，将国事完全托付给他，百官臣服，那几个不服气的也收拾了，沈链被赶跑了，仇鸾被打倒了，而他唯一的对手徐阶也被压得毫无招架之功。
不会再有人敢与我作对了。这是严嵩最为自信得意的时刻。
然而他错了，无须等待多久，他将迎接自己从政以来最为猛烈的攻击，而这次攻击，正是他覆灭之路上的第一声丧钟。
与之前的沈链如出一辙，这次攻击的发起者也是一个小人物，不过在明代历史上，这位小人物却有着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称号。
【明代第一硬汉】
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，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一年的科举。
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，有着这样几个名字：张居正、李春芳、殷士瞻、王世贞。
张居正就不用说了，李春芳和殷士瞻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，风云人物，而这位王世贞先生更是值得一提，此人是明代“后七子”的领军人物，引领文坛二十余年，无人可比，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，据说他闲来无事，曾写就一书，书名《金瓶梅》。
当然，王世贞先生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，但此人名声之大，影响之远，可谓惊世骇俗，这是年头久了，要换在几百年前，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。
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，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，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。
能走在队伍的前面，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，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，张居正、殷士瞻都是前二甲头名，庶吉士。王世贞更不在话下，他的父亲王忬是都察院右都御史，二品大员。在当时人们的眼中，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、名留青史的人。
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，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与前面那四位相比，此人着实不值一提，他家境贫寒、没有背景，考试成绩也一般，不是庶吉士，一般说来，这号人的最终命运也就是外派县官，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，苦熬资历直到退休。
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，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，当李春芳、殷士瞻、王世贞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，被历史的黄沙掩没，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，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与比拟。
杨继盛，即使再过五百年，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。
杨继盛，字仲芳，河北容城人，正德五年（1510）生，家里很穷。
杨继盛不但穷，还很苦，因为他七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去世了，父亲也没闲着，给他找了个继母，更不幸的是，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缺少博爱精神，没把他当儿子，只让他做杂役。
在苦难的童年中，杨继盛开始成长。
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，他没有父母的疼爱，也没有零花钱，犯了错还要挨打，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，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地过。
突然有一天，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，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“我想读书。”
在没有希望工程的明代，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，大致是一个笑话。
家里没有钱，即使有，也轮不到你。
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：
“你才多大年纪，读什么书？”
“我能放牛，就不能读书吗？”一个倔强的声音这样回答。
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，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，但在他的坚持下，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，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（放牛）。
于是每天放牛之后，杨继盛都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，然后站在窗外，或是躲到角落里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，认真地听着课。
这对他而言，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
站了六年之后，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，于是他们把十三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。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，不负众望，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。
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，虽然不用再交赋税，但他不会钻营，生活依然窘迫，为了节省费用备考，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。
在这里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（祭酒）徐阶。
如以往一样，徐阶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，当然，也和以往一样，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。
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，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，他没有官僚的背景，也没有庶吉士的前途，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。
但徐阶没有想到，十年之后，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，将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。
在明代，要想升官，是要考试的，但这一关实在太难，官僚子弟吃不了苦，只好另觅他途，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，必须等到老爹死掉或是退休，是不太靠谱的。
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，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，虽然名额极少，但总比没有强。
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，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，同学们奢侈享乐、挥霍无度，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，按时就寝，因为他没有钱，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。
但杨继盛从未自惭形秽，他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。
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杨继盛却在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的科举中一举中第，成为了一名进士。
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，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，当上了六品主事，之后又改任兵部员外郎。和他的同学相比，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，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。
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，他只是默默地工作，努力地干活。
他不是一个聪明人，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，虽然他很勤奋，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。他缺乏大局观，不会搞同事关系，不会拉帮结派，政务能力也很一般。
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，但他不以为意，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，这一切已经足够了。
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，官场很狡诈，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，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：报效国家、体恤百姓。
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，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，却没有记住。
杨继盛记住了，而且他照做了。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，他很知足，很感恩，他所期望的，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。
所以当“庚戌之变”后，仇大将军要开“马市”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，杨继盛当即站出来，愤然上书，反对马市。
仇鸾十分恼火，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，将其关进诏狱，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。
狄道十分荒凉，少数民族聚居，本地人不爱好读书，只喜欢闹事，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。
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，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，用简单的方式，过简单的生活。
他吃粗茶淡饭，住简陋的房子，教当地人识字读书，解决纷争，不收一文不取一物，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，大家都称他为“杨父”。
居庙堂之上，处江湖之远，皆忧其民者，方可为官。
不久后，仇鸾密谋败亡，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，便诏令他复官，先升他为知县，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，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。
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，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，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武选司。
兵部最穷的地方是职方司，而最富的无疑是武选司。武将升迁谪降，手中大笔一挥即可，又闲又富，肥得流油。
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，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。
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，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，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，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，在他看来，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。
可是严嵩并不知道，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，仇鸾只排第二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。
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，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，能够将他收为己用，然而他错了，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。
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，他的心中只有公愤，即使整他个人，只要有益国家，他也毫无怨言，此即所谓大公无私。
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，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，却没有想到，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。
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，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，朝局黑暗、民生凋敝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，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、结党营私，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（不是写不完，是不太好找），心中装着他自己，唯独没有全世界。
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。
在明代，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，比如你看某人不顺眼，可以上书弹劾，和某人有仇，可以上书弹劾，政治斗争需要，可以上书弹劾，闲来无事找点活干，也可以上书弹劾。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，比如不讲个人卫生、衣服没穿对、腰带没系好，长相难看也可以弹，总之是只要想得到，就能弹得了。
而在这种环境下，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，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，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，那就是件极不正常的事情。
你弹劾我，我弹劾你，幸福的日子一天天地过，几十年混下来，一次也没被弹劾过的，不是人，是神。
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，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，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——死劾。
在很多情况下，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，大家同朝为官，混个功名也不容易，弹劾贪污，下次就少贪点，弹劾礼仪，那就注意点形象，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，最多不过是去整容，你来我往，相敬如宾。
而死劾，并非是简单的文书，它是一种态度，一种决心，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，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，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。
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以生命为赌注，冒死上劾，是为死劾。
死劾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！
若非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，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一招的，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，更不会抢他的老婆，相反，他提拔了杨继盛，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。
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，他已经下定决心，死劾严嵩。
严嵩不是他的仇人，他却依然不忿，为夏言不忿、为朝局不忿、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，为天下不忿！
以天下为己任者，是然。
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，沈链的遭遇就在眼前，并非没有人劝过他，深通王学，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，作为杨继盛的朋友，他曾写信劝告：
“愿益留意，不朽之业，终当在执事而为。”
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（聂豹、徐阶属右派），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，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劝，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，以避祸患。
杨继盛看了信，却只是笑而不答。
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。
在上书弹劾之前，杨继盛斋戒了三天。
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，四十二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，从童年的贫寒，到青年的求索，熬过了继母的虐待，熬过了仇鸾的陷害，现在的他，是兵部武选司员外郎，前景光辉，仕途远大。
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一切，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。
因为放牛的杨继盛、历经磨难的杨继盛、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，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。
在黑暗中的杨继盛，是一个纯洁的人。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，他无力反抗，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。
杨继盛虽然不聪明，却也不笨，他十分明白，唐顺之的话是对的。
死劾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，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。他没有钱财，没有权势，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，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。归根结底，他只是个出身农家、天赋平凡的普通人。
他唯一拥有的，只是他的性命。
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，严嵩的诬告、锦衣卫的拷打、诏狱的长期关押，如果运气好，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。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，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，只有十死无生。
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。
明知不能成功，明知必死无疑，依然慷慨而行。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，比如愚蠢、不自量力、飞蛾扑火等等，在西方人的眼中，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。
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，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当的名称：
明知不可而为之。
我深信，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。
【勇往直前】
杨继盛已经了无牵挂。
他拿起了笔，在铺开的纸张上写下了悲愤的心声：
〖臣孤直罪臣杨继盛，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！〗
当杨继盛将这封千古名疏封存妥当，递送内阁转交西苑之时，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，昔日那个放牛的贫农子弟，历经几十年的风雨，终将成为一位不朽的英雄。
就在嘉靖收到这封上疏后不久，消息灵通的严嵩便从皇帝的侍从那里得知了奏疏的内容。
面对这个从五品小官义正言辞的控诉，严嵩害怕了，他虽然是内阁首辅，虽然是皇帝的宠臣，却依然害怕这个来自最底层的无畏的声音。
而且根据多年的从政经验，他迅速作出了判断——这人是来玩命的。
但就在他惊惶不定的时候，独眼龙军师严世蕃又出场了，听完那慌不择言的讲述后，他却只是镇定地说了一句话：
“奏疏在哪里，拿给我看。”
仔细阅览之后，严世蕃露出了笑容，他告诉自己那慌张的父亲，不用害怕，其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几乎就在严嵩知晓奏疏内容的同时，徐阶也知道了，这也是没办法，十六世纪是信息的时代，想在保住脑袋，混碗饭吃，就得时刻掌握朝廷的最新动态。
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，他万没想到，当年那个沉默的学生竟然有如此的血性，如此的勇敢，孤军突起，去挑战那个他绝对无法战胜的对手。
他敬佩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做了连他都不敢去做的事情。
但很快，他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——危险已向自己逼近。
因为杨继盛是他的学生，而在那年头，师生关系就是政治关系，杨继盛上书，他虽然并不知情，却也绝对脱离不了关系。而目前政局敌强我弱，还远不到摊牌的时候，如此时与严党开战，必定功亏一篑。
徐阶坐卧不安，直到他拿到奏疏全文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因为在这封奏疏的末尾，杨继盛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——“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，乃亦每事依违，不敢持正，不可不谓之负国也”。
真糊涂也好，假聪明也罢，这句关键的话最终挽救了徐阶，保存了他的实力。
政坛的地震看似已经不可避免，严嵩惊慌失措，徐阶忐忑不安，而杨继盛却只是镇定自若，静候处理。
不过出人意料的是，在这件事情中，最为恐慌的并不是以上三位，而是另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人——高拱。
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，高拱都是以礼相待，所以这件事对高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，然而就在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，打开奏疏的抄本，看到那句要人命的话时，顿如五雷轰顶，马上抄起文书去找徐阶。
他所看到的那句话，正是严世蕃所注意的那一句。
看着面无人色，气喘吁吁的高拱，徐阶十分纳闷，然而当他顺着高拱的指向，仔细研读那句话时，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这句让严世蕃笑颜逐开，让高拱吓破胆的话是这样写的——愿陛下听臣之言，察嵩之奸，或召问裕、景二王。
徐阶的脸白了，他很清楚，这是一句授人以柄的话，很容易被理解为裕王指使杨继盛，借攻击严嵩之名逼宫犯上，若被严党利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高拱之所以跑来找徐阶，原因在于他认为杨继盛是徐阶的学生，上书必定是徐阶指使，准备借此和严党决战。
而徐阶敢于摊牌，必然有着全盘计划，但无论你徐兄有何打算，也得给兄弟划个道出来，让我早有准备，免得无故遭殃。
然而徐阶诚恳地告诉他，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，也没有后着。
这下子高拱傻眼了，一直以来，裕王和严党的关系并不好，而皇帝宁可信任他身边的道士，也不愿相信自己的儿子，以严世蕃的智商，绝不会放过这个一网打尽的机会。
看着团团乱转的高拱，徐阶也是焦急万分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他们还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，裕王如果倒了，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。
但事已至此，又能如何？
千钧一发，面对几近绝望的高拱，徐阶绞尽脑汁，终于想出了最后的办法：
“事已至此，只能去找那个人了，听天由命吧。”
徐阶和高拱到底是政治老手，此时的严世蕃确实正打着裕王的主意，准备一箭双雕，借刀杀人。在他的指点下，严嵩把祸水引向了二王。
这个话题彻底触痛了嘉靖的神经，他立刻派人前去诏狱质问杨继盛（此时已经下狱）：与二王有何种关系，为何要引出二王？
杨继盛虽然耿直，却并不笨，他意识到了问题中隐含的巨大风险，大声答道：
“除了二王，朝中还有人不怕严嵩吗？！”
听到答案的嘉靖这才松了口气，但危机还远未结束，因为严世蕃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他也从未期盼杨继盛会头脑发热，主动配合。事实上，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。
严世蕃深知，虽然朝中严党势力庞大，但要想除掉杨继盛，拉裕王下水，必须借助另一个人的力量，而对于那个人，他是有把握的。
算盘打得确实不错，可惜他的对手是徐阶。
据说在象棋中，能看到后两步的就是高手，看到后三手以上的就是大师水平，而在政治这种特殊的游戏中，徐阶是当之无愧的特级大师。他不但算出了严世蕃的企图，还算准了他的预定目标。
于是在严世蕃动手之前，他抢先一步，找到了那个关键的人——陆炳。
杨继盛和裕王的命运，就握在陆炳的手中。因为这位仁兄不但是特务头子，还是詔狱的监狱长，在监狱里做点手脚，搞份假口供，然后派出个把锦衣卫，深更半夜栽赃一下裕王，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。
陆炳是严党的同盟，无论如何，他没有拒绝严世蕃的理由，然而徐阶依然登门拜访了，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。
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——陆炳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已没有别的方法。
面对陆炳这样的老江湖，讲客套或是谈交情，无异于是自取其辱，徐阶开门见山：
“此事不宜牵涉过广，望三思而行。”
陆炳看着徐阶，沉默不语。
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但他不愿表态，也不能表态。
反正已经说了，徐阶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：
“那个人还望老兄多加保全。”
听到这句话，陆炳终于开口了：
“此人之事上通天子，非我所能为。”
意思是，这件事情已经通天，我是罩不住的。
这是句实话，徐阶也只能叹气了：
“唯望老兄多加留意。”
陆炳点了点头，这个要求并不过分。
徐阶走了，严世蕃来了。
当然，他的来意和徐阶完全相反——把杨继盛整死，顺带梢上裕王。
陆炳热情地接待了他，还不断点头表示同意。
严世蕃满意地走了，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他所料。
此后严嵩父子天天在家里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，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陆炳那边却毫无动静。
严世蕃没有再去找过陆炳，作为官场老手，他很清楚对方的这种态度所代表的意义——拒绝。
沈链离去时的背影，是陆炳永远无法忘怀的，所以在关键的时刻，他作出了这个关键的抉择。
他虽然没有挺身而出的勇气，却依然坚守着仅存的良知。
外面大风大浪，斗得你死我活，而事件的中心人物杨继盛却是异常的平静，他镇定地呆在牢房中，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。
在陆炳的授意下，诏狱的看守并没有难为杨继盛，但严嵩的能量却并不是陆炳可以左右的，很快，杨继盛就为他的勇敢付出了代价。
他被拖出了牢房，接受了廷杖一百的处罚。
廷杖是用大棍子打屁股，一般说来，如果是所谓“用心打”，六十廷杖就足以将人活活打死，即使不死也脱层皮，极为痛苦。
一位同僚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，告诉他：用此物可以止痛。
然而杨继盛再次表现了他的无畏与勇气：
“我杨椒山（杨继盛号椒山）自己有胆，用不着这个！”
有种，实在太有种了。
杨继盛没钱买通行刑人，又得罪了财雄势大的严嵩，一般说来是必死无疑了。
可让人惊叹的是，杨继盛挨了一百杖，虽说皮开肉绽，伤筋动骨，竟然还是保住了一条命。除了他身体好外，估计也有某些场外因素——行刑者是锦衣卫。
不过一百杖还是结结实实的一百杖，不是打在棉花上的，杨继盛依然只剩下了半条命，等待着他的不是救护车或高干病房，只有潮湿而散发着恶臭的诏狱。
然而正是在这个恐怖阴森的地方，杨继盛干出了一件耸人听闻、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。
虽说是硬汉，毕竟不是铁人，廷杖打折了他的腿骨，腿肉被打掉，一片血肉模糊，已经昏迷的杨继盛被拖回了牢房，没有人给他包扎，在蝇虫滋生，肮脏阴冷的空气中，他的伤口开始恶化感染。
在那个深夜，杨继盛被腿上的剧痛唤醒，借着微光，他看见了自己的残腿和碎肉，却并没有大声呻吟叫喊，只是叫来了一个看守：
“这里太暗，请帮我点一盏灯借光。”
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要求，看守答应了，他点亮一盏灯，靠近了杨继盛的牢房。
就在光亮洒入黑暗角落的那一刻，这位看守看见了一幕让他魂飞魄散、永生难忘的可怕景象：
杨继盛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，他低着头，手中拿着一片破碎碗片，聚精会神地刮着腿上的肉，那里已经感染腐烂了。
他没有麻药，也不用铁环，更没有塞嘴的白毛巾，只是带着一副平静的表情，不停地刮着腐肉，碗片并不锋利，腐肉也不易割断，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，然而杨继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
在这个深夜，单调的摩擦声回映在监房里，在寂静中诉说着这无与伦比的勇敢与刚强。
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杨继盛独立完成着这个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（可以肯定）的手术，当年关老爷刮骨疗毒（真假还不一定），也还有个医生（特级医师华佗），用的是专用手术刀，旁边一大群人围着，陪他下棋解闷。
相比而言，杨继盛先生的手术是自助式的，没有手术灯，没有宽敞的营房，陪伴他的只有苍蝇蚊子，他没有消毒的手术刀，只有往日吃饭用的碎碗片。
杨继盛继续着他的工作，腐肉已经刮得差不多了，骨头露了出来，他开始截去附在骨头上面的筋膜。
掌灯的看守快要崩溃了，看着这恐怖的一幕，他想逃走，双腿却被牢牢地钉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
他曾见过无数个被拷打得惨不忍睹的犯人，听到过无数次凄惨而恐怖的哀嚎，但在这个平静的夜里，他提着油灯，面对这个镇定的人，才真正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震撼。
于是他开始颤抖，光影随着他的手不断地摇动着。
一个沉闷的声音终于打破了这片死一般的寂静：
“不要动，我看不清了。”
二十年前，曾有一部极为轰动的电影《第一滴血》，后来还拍了续集，里面的兰博兄极为彪悍，曾把火药洒在伤口上，给自己消毒，国人为之侧目，皆视其为硬汉偶像。
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，在四百多年前，有一个叫杨继盛的人曾经比兰博还要兰博，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：兰博是假的，杨继盛是真的。
杨继盛就这样活了下来，就这样名震天下，就这样永垂青史，因为他的坚忍、顽强、以及正直。
严嵩明白，陆炳是指望不上了，但刻骨的仇恨与畏惧是不会消弭的，杨继盛非杀不可！
此时案件已经转到了刑部，侍郎王学益是严党成员，严嵩指使他从速解决杨继盛，因为骂人是没法杀头的，严大人送佛送上天，指定了罪名：诈传亲王令旨。
可是副部长报上去，部长何鳌却不批，郎中史朝宾还明确表示，绝不执行。
严嵩发怒了，他撤了史朝宾的官，并托人告诉何鳌，再不听话，你就跟史郎中一起走。
何鳌妥协了，刑部就此递交了处理意见——依律处决。
然而严嵩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费尽心机的这份文书竟然还是无法执行，而他也无可奈何——皇帝不批。
嘉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锋锐少年了，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皇帝，经历了无数风波，斗倒了无数权臣，该吃的吃了，该玩的玩了，该整的夜整了，剩下的唯一愿望就是多活几年。
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修道事业中去，把国事交给手下的大臣。而这位聪明的皇帝之所以敢于放权，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，所有的大臣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，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。
一般说来，老板越聪明，员工也就越难受，嘉靖老板是不好伺候的，他不但天资聪慧，而且善于耍诈，你说东，他就偏往西，你让他吃饭，他偏要睡觉，总之是让你摸不着他的谱。
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折腾中，大明公司的几位顶尖员工终于超越了老板的水平，成为了真正的领导者。
在这些足以掌控老板的超级员工名单中，有着严嵩和严世蕃的名字，当然，还有徐阶。在此之后不久，两个更为厉害的人也将被列入这个名单，而他们所掌控的，将是天下。
耍猴的时代即将结束，被猴耍的时代即将开始。
但至少在杨继盛的问题上，嘉靖暂时还没有被耍弄，他十分清楚此案奥秘，毕竟杨继盛的目标只是严嵩，严嵩想借刀杀人，他却不想被人当枪使。
杨继盛的案子就这么拖了三年，悬而不决，直到三年后的那起意外事件。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杨继盛仍在狱中顽强地坚持着，外面的同僚同事们却忍耐不住了，人关了这么久，吃了这么多苦，连个说法都没有，你当言官们是饭桶不成？
于是一时之间群臣上书，要求释放杨继盛，声势浩大，甚嚣尘上。
严嵩沉不住气了，此时，严党的中坚人物，著名贪官鄢懋卿向他进言：
养虎为患。
严嵩点了点头。
恰在此时，严嵩看到了他的干儿子，严党的另一干将赵文华送来的一份论罪奏疏，在这份奏疏上，写着两个人的名字。
严嵩思索片刻，拿起了笔，在这两个名字的后面，又加上了三个字：杨继盛。
因为他十分清楚，名列这份奏疏上的人，必死无疑。而皇帝在盛怒之下，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。
严嵩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，历时三年，用尽手段，他终于把自己的死敌杨继盛送上了黄泉之路。
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，在他写下杨继盛名字的那一刻，他已犯下了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，覆亡之门就此打开。
在隐忍的日子里，徐阶时刻注意着严嵩的言行，而他迟迟不动手，是因为他一直未能发现严嵩的破绽。
纵横官场四十余年的严嵩是真正的精英，他虽然贪污受贿，虽然结党营私，却无人能抓住他的把柄，因为他知道哪些钱可以拿，哪些不能拿，哪些人要打，哪些人要拉。
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他只受到过一次真正的威胁，然而那位慈悲为怀的夏言先生放过了他，此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小心，狡诈无情。
然而他终于大意了，杨继盛的死劾激起了他的愤怒，混淆了他的思维判断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——杀死杨继盛。
杨继盛就是奔着死来的。
他不受严嵩的收买，不听朋友的劝告，明知毫无胜利的希望，却依然押上自己的一切，以死罪弹劾严嵩，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：
只求一死。
用死来表达他的愤怒，用死来唤醒胆怯的人们，如同春秋时的铸剑师那样，杨继盛用他的生命铸就了那柄斩杀奸邪的利剑。
事实证明，杨继盛的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圈套，而严嵩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。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九月，正如严嵩所预料的那样，愤怒的嘉靖批示了这封奏疏：秋后处决。
消息传出之后，一个女人在自己简陋的房中，完成了另一封奏疏。
这个女人是杨继盛的妻子，伟人的老婆自然也不是常人，在上书里，这个弱女子提出了一个公平的交换条件——倘以罪重，必不可赦，愿即斩臣妾首，以代夫诛。
一命换一命，很公平。
严嵩看到了这封奏疏，然后扔进了文书堆里。
杨继盛的妻子文化不高，这封文书是她口述，由王世贞代写的，在临刑前，他再次来到狱中，去向他的同年兼好友告别。
王世贞是个讲义气的人，之前他曾多次探监，给杨继盛送来汤药，帮助他熬了下来。
可是事已至此，回天乏术，于是在诏狱中，王世贞和他的朋友见了最后一面。
眼前的杨继盛已经不成人形了，他没有父母的疼爱，众人的追捧，他很平凡，即使在那支光荣的进士队伍中，他也只是一个为人忽视、沉默寡言的人，辉煌显赫从未属于过他。
而今的他，只剩下了残肢破衣、遍体鳞伤，还有即将到来的死亡命运。
杨继盛却只是平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：
“我的后事，就劳烦你了。”
杨继盛没有钱，他的妻子也没有钱，对他而言，要想找口棺材入土为安，是比较困难的。
王世贞用力地点了点头，这已是他唯一能做的事。
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，杨继盛即将走向他人生的最后舞台——刑场。
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候，王世贞终于不禁放声大哭：
“椒山，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！”
然而此时的杨继盛笑了，他倚着墙壁，用残腿支撑着自己的身体：
“元美（王世贞字元美），不必如此，”在昏暗的牢房中，他的脸上映射出无比自豪的光芒：
“死得其所，死又何惧！”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十月初一日，杨继盛英勇就义。
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，手无寸铁的杨继盛，坚持到了最后一刻，只凭借他的信念和勇气。
临刑前，他赋诗一首：
〖浩气还太虚，丹心照千古。
生平未报恩，留作忠魂补。〗
历经磨难，矢志不移，叫做信念。
不畏强权，虽死无惧，叫做勇气。
在这一天，严嵩在他的府邸里欢庆自己的胜利，而嘉靖依然在西苑继续着他的修道事业。
在这一天，杨继盛用他的死向全天下人揭示了严嵩的真面目，之前威风八面，不可一世的严党就此走上灭亡之路，因为有这样一句古话——众怒难犯。
也就在这一天，努力营救却终未如愿的徐阶，在他学生血淋淋的尸首前，领悟了政治斗争的最终秘诀：
对付流氓，要用流氓的方法。
第十二章 东南的奇才
严嵩之所以能够肯定那份奏疏上的两个人必死无疑，是因为整治这两人的幕后黑手正是他。
这两个人分别是闽浙总督张经，和浙江巡抚李天宠。
而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之所以会人头落地，只是因为一个无聊的人，去出了一趟无聊的差。
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十一月，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，正部级官员张经，被任命为总督前往浙江，他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——抗倭。
不久之后，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天宠，奉旨来到浙江，取代驻守当地的王忬（王世贞的父亲），成为了新的浙江巡抚，张经的下级。
这两位仁兄都察院出身，合作得也还不错，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倭寇之乱，尽心竭力，日夜勤勉。
就在他们埋头苦干的时候，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，另一个人也来到了浙江，他就是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，副部级官员赵文华，可这位兄台既不是总督，也不是巡抚，之所以千里迢迢跑来这里，除了观光旅游外，倒也背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——祭海。
让你去祭海，你就老老实实地祭海，完事后带点土特产回京也就行了，可赵侍郎却偏偏是个有抱负的人，他对倭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也想掺和一把。
一般说来，京城的领导要亲临指导，地方官员高兴还来不及，可是张经总督却不买他的帐，对他不理不睬，十分冷淡。
原因很简单，张经的官比他大。
在明代，总督不是地方官员，而是中央派驻地方工作的领导，工资、户口都挂在中央，比如张经，原先是都察院右都御史，此次是挂衔下派，而赵文华只是奉命出差，干点临时工作。
论资历就更没法说了，张经兄十七年前（嘉靖十六年）就已经是副部级兵部侍郎，而那时赵文华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刑部主事。大家同在京城里混，互相知根知底，高级干部见得多了，眼界自然比地方干部高得多。
老子是二品正部级、两省总督，你小子不过是个三品副部级侍郎，竟敢在老子面前耍威风，你算哪根葱？
同理，中央都察院正四品右佥都御史，浙江巡抚李天宠也不愿买赵文华的帐，每天管他三顿饭，就盼他早点滚蛋。
然而事实证明，赵文华确实算根葱，还是根大葱，你们敢欺负我，我就让我爹来收拾你们！
他爹就是严嵩，虽然他姓赵，严嵩姓严，但所谓有奶就是娘，有权就是爹，不必奇怪。
严嵩之所以支持干儿子赵文华，是因为当年他当国子监校长的时候，赵文华是他的学生。而据他观察，这位学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力，却很能拍马屁，很听话，于是他安插赵文华去了通政司。
严嵩是不做慈善事业的，他让赵文华当通政使，其中有着很深的用意。
通政司是一个副部级部门，最高长官通政使也只是三品，但这个部门对严嵩而言却极为重要，因为它主管全国各地送入京城的公文。
由于名声太差，全国的众多御史官员经常上书弹劾严党，虽说有严嵩在内阁压阵，但这位仁兄已经七十多岁了，难保有漏网之鱼，万一捅到皇帝那里，事情就麻烦了。
而赵文华兄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机关蹲守，发现可疑邮件即刻予以删除（销毁或是压住），他兢兢业业，工作完成得很好，也由此成为了严党的第一号骨干。
接到儿子的告状信，严老爹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，他托人告诉赵文华，张经并不好惹，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，最好还是乖乖听话。
赵文华无计可施，但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执着的人，又从中央要了一个观察敌情的名义，硬是赖着不走。他要留在这里，等待张经的失误。
而不久之后，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当时的浙江沿海，倭寇气焰已经十分嚣张，有两万余人盘踞于此，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。张经也并非等闲之辈，他四处调兵，积极部署数月之久，却迟迟不动兵。
赵文华反复催促，张经依然纹丝不动。
而张总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，和他之前的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，总督两广军务、兵部侍郎张经，奉命去平定广西断藤峡叛乱，在长期艰苦的山区作战中，他养成了稳重进兵的习惯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次战争中，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特别的战斗群体——狼土兵。
狼土兵以少数民族为主，大都不习文化，好勇斗狠，战斗力十分彪悍，当年曾让张经吃尽了苦头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而到了浙江之后，张经才发现，那些被朝中大臣轻视，所谓乌合之众的倭寇，却是一帮前所未见的强敌。
在皇帝同志专心修道，大臣们专心斗争的时候，日本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战国时期，全国分成三四十个诸侯国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打赢的自然风光，打输的就只能跑路。日本就那么大，土地又不多，还时常喷火山乱地震，实在不是个人呆的地方。于是众多讨生活的倭人就不远万里，为了日本人民的致富事业跑到了中国。
这帮倭人不请自来，而且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故文言有云：
〖倭人为寇，是为倭寇。〗
但恶劣的品行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战斗力，且不说这帮人的武艺和战术水平，单说人家冒着掉进海里喂鱼的危险，跑上千里路来抢劫，就能充分说明他们的犯罪决心和毅力。
而与倭寇相比，张总督手下的大都是浙江、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带的兵，他们当兵是为了混碗饭吃，就算不当兵还能种田，犯不着去拼命。
于是张经决定，调狼土兵进入浙江，抗击倭寇。
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，却永远地送了他的命。
张经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他费尽心力调兵遣将的时候，赵文华已经设计好了一个圈套，准备将他致于死地。
张总督久经官场，并不是个善茬，上任一年多来，他已在当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，而对于赵文华，他也安排了专人监视，总而言之，整个浙江已然成了他的地盘。
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赵文华依然找到了一个盟友，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宗宪。
胡宗宪，字汝贞，徽州人，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进士。
胡宗宪的考试成绩很一般，运气却不错，他没能选上庶吉士，分配到地方当了县官，不久后因年度考核优良，升为御史，巡视宣府、大同。
之所以说他运气好，是因为在明代朝廷，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，以骂人为主业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想骂谁就骂谁，如果运气好，摸准了政治方向，骂对了人，没准还能官运亨通，一飞冲天。
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，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，刀光剑影，呆在这的都是些粗人武夫，如果胡乱告状，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。
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，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，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，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——兵法。
在血肉横飞，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，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，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、难民家破人亡、哭天抢地的惨象，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。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，那个曾经喋喋不休、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，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。
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，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，担任浙江巡按，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，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，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。
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，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阳和一带，事实证明，这是个一道要人命的谕令。
大同已经是前线了，而阳和不但更为靠前，且条件极其艰苦，当兵的过得苦，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，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，自然是打死不搬。
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，于是大伙一合计，索性闹事不干了，哗变！
这下子问题严重了，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，开会征集意见：这事怎么解决，谁去解决？
没人应声。
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个超级黑锅，这不是农民起义，而是士兵哗变，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，也不讲道理，要是跑去谈判，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（学名是为国捐躯）。
但如果放任不管，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，知根知底，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，麻烦就大了，所以黑锅总得背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，可是谁也不背。
这时胡宗宪站了出来，他说：我去。
参将大喜，问：你要带多少人？
胡宗宪答：不用，我一个人去。
在短暂的目瞪口呆，鸦雀无声之后，大家集体起立，走到营帐外，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，感谢他牺牲小我，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。
胡宗宪不是白痴，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，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。
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，对那些手持兵器、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，奇迹就发生了，士兵们停止了吵闹，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。
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，都极为惊讶，踊跃上前询问，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，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。
胡宗宪一脸轻松回答道：没什么，我只是告诉他们，谕令已经取消，他们不用迁徙了。
于是大家又懵了，迁移是上级的命令，总兵（相当于军区司令）都没发话，你怎么敢信口开河？今天你忽悠过去，过两天没准就直接造反了！
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，告诉他们：丝毫不必担心。
事实证明了胡宗宪的预言，很快，上级下达指令，之前的谕令取消，军队仍在原地布防。
准确的人心洞察力、惊人的局势判断力，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。
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，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，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。
其实在当时的浙江，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，因为他的级别太低（浙江巡按）。
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，品级却差很远，胡宗宪是都察院监察御史，奉命巡按浙江，负责监察纪检事务，他的品级只有七品。而李天宠则是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奉命巡抚浙江，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，相当于省长。
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，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，称兄道弟，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。在张经的阴影下，没人愿意陪他玩，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。
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，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，只要计划成功，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！
赵文华是一个坏人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，但一个坏人，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，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。
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，他准备告张经的黑状，罪名是张经畏惧倭寇，拿了朝廷的钱，不帮朝廷办事，消极避战。
看上去很简单，实际上不简单。
张经不是吃素的，赵文华上书后不久，他就得到了消息，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，不但没找赵文华算帐，也不上书辩解。
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，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，狼土兵已经到位，各路大军也已到齐，只等他一身令下，发动总攻。
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，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，而到那时，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。
看上去是正确的，实际上是错误的。
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，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，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：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。
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，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事实上，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，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，是因为他已料定，此书一上，张经如不胜，尚有活路，如若战胜，则必死无疑！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五月，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，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，却就此掉入了陷阱。
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，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，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，大破倭寇，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，史称“王江泾大捷”。
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，张经十分得意，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，等待着朝廷的封赏。
事实证明，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，没过多久，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，不是金银财宝，高官厚禄，而是两个人，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。
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，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：
“经（张经）欺诞不忠，着令入京问罪！”
张经的脑袋有点乱，明明自己打了胜仗，怎么就成了“欺诞不忠”？
张总督之所以一头雾水，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赵文华那封上书的奥妙。
嘉靖刚看到这份黑材料的时候，起初并不在意，直到他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——严嵩。
严嵩自然明白赵儿子的意图，当即展现了他的表演功底，作沉思状良久，突然换上了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，开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惨状，最后指出主题——拥兵自重，坐观倭乱，都是张经惹的祸。
嘉靖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，他当即下令缉拿张经回京。
谕令下达后不久，张经的报捷文书就送到了，看似张经就要涉险过关，但正如赵文华所料的那样，嘉靖做出了一个十分缺心眼的判断：
“张经着实可恶，闻文华劾，方一战！”
混迹江湖三十多年的嘉靖同志就这样完蛋了，经过多年的磨砺，他的脾气个性以及各种权术花招，早已被严党摸得一清二楚，现在也只能是被玩没商量了。
张经倒了，李天宠也没戏了，这对难兄难弟手拉手上了刑场，一同被杀。
赵文华兑现了他的诺言，李天宠死后不久，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，破格再破格，短短一个月，就把七品基层御史胡宗宪直接提拔为四品右佥都御史，并巡抚浙江。从芝麻官到封疆大吏，其晋升速度堪比飞毛腿导弹。
赵文华十分欣赏胡宗宪，因为胡宗宪的出众能力，以及在逆境中的支持。但胡宗宪却不喜欢赵文华，因为在他的眼中，赵文华着实不是个东西。
胡宗宪是一个身世并不简单的人，他出生在豪门望族，六十年前，他的曾祖胡富考中进士，还曾经担任过正部级干部——南京户部尚书，显赫一时。
望族出身的胡宗宪是一个天才，他二十二岁中举，二十六岁中进士，无论在地方，还是军队，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平息叛乱，他都显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才能。
混迹政坛多年，胡宗宪很清楚赵文华和他的干爹是些什么货色，这帮人干活不足，整人有余，实在是一帮垃圾。
然而问题在于，国家大权就掌握在这群垃圾的手中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，胡宗宪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他很现实。
于是当不学无术的赵文华来到浙江，当张经、李天宠都对其嗤之以鼻时，他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。
所以他接近了赵文华，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，不顾旁人的鄙视和议论，拜会他，巴结他，耐心地听着他自吹自擂，并伴着逢迎的笑脸，虽然他很清楚，眼前这个唾沫横飞的人，只是一个恶棍加白痴的合体。
对于出身高贵、有着强烈道德感的胡宗宪而言，这是一种让他极其恶心的应酬，但他依然卖力地表演着。
因为在他的心中，有着报效国家的使命，有着救济黎民的责任，因为在他接受诏令，前往浙江之前，曾立下这样的誓言：
“此去浙江，不平倭寇，不定东南，誓不回京！”
【传说中的高手】
胡宗宪眼睁睁地看着张经、李天宠被陷害，被处死，然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坐上了浙江巡抚的宝座，没有丝毫的避讳和惭愧。
相反，他很得意，人见人怕、权倾天下的严党，原来是如此的愚钝，赵文华、严嵩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被他利用，为他铺路，而在此之后，这个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将成为他的后盾，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他始终问心无愧。
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，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，因为他的理想，叫做报国救民。
在胡宗宪看来，张经做得还不够好，他虽然调来了战斗力强悍的狼土兵，整顿了军备，募集了粮饷，但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作战时机，总要慢那么一拍，最终才会被赵文华有机可趁。
总而言之，这是个勤奋的人，但缺少天赋。
胡宗宪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，所以他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前任的工作，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得比张经更好。
虽然当时天下人都为张经的无辜被杀感到遗憾，但对于倭寇而言，张经的死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，因为事实证明，继任者胡宗宪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。
当然，这是后来的事。
刚刚上任的胡宗宪终于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，但还没等他喘口气，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，就让他从美梦中醒了过来。
应该说，猛人不只张经一个，苏松巡抚曹邦辅也算同类，在王江泾大捷之后，他征集所属兵力，再次击溃倭寇。由于人事更替，这次行动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，等到赵文华知道的时候，俘虏都押回来了。
深感丢了面子的赵文华当即给胡宗宪下令，让他立刻追歼残敌。
这是一个胡宗宪等待多时的机会，他即刻调集了四千精兵，发动了追击战，然后他坐在家里，等待着捷报的到来。
很快，他就如愿得到了战报，言简意赅：惨败！告急求援！
此战损失极其惨重，所谓“宗宪兵死者千余”，一共就去四千人，差不多死了一半。大出所料的胡宗宪慌忙命令副将刘焘率军增援，不久之后战报再次传来——复大败。
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，士气大振的倭寇居然反过头来，再次进攻浙东一带，把当地抢了个底朝天，这才扬长而去。
沉痛的失败教育了胡宗宪，他终于意识到，倭寇之乱比他想象中要厉害得多，而在这帮强盗的身上，似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。
胡宗宪的大体判断没有错，但他并不清楚，如果说倭寇是强盗，那他们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强盗，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，都是精通刀法的武林高手。
在史料上，有着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战役记录：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四十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，向杭州进逼，抢掠之后逃向淳安。这本来只是一起抢掠事件，抢也就抢了，事也不大，可这帮路盲不知是不是没有向导，转了半个多月，居然转到了南直隶（今江苏一带），在常州、苏州附近抢了一把，竟跑到了南京城下！
最后在大军围捕下，这群小毛贼才最终被歼灭，据说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士兵已达三千余人。
四十多个人，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，想抢就抢，十几万驻军束手无策，这不是一单简单的抢劫案，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，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！
四十个人就敢到南京搞自助游，要有四千个人，没准就敢去北京集资建房了（打不过地产商）。
一直以来，这个故事都被用来说明明军的腐朽、无战斗力，但很多人并不清楚，在它的背后，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真相。
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抢掠，因为参与这次抢劫的四十多个倭寇并不是一般人，他们是浪人。
所谓浪人，就是失去土地的日本武士，关于武士群体就不多说了，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，即使在日本国内，武士也是一个十分稀少的品种。
在日本战国时期，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，实际控制者是各大诸侯，又称为大名，而武士是大名的属下。即使是如织田信长之类的大诸侯，手下的武士也不过一两千人而已。
作为武士团体的成员，他们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武术和体能训练，大多数人都练习剑道，练就了一身砍人的技术，即使参加黑社会火拼，拿西瓜刀对砍，估计一个对付五六个都不成问题。
更为可怕的是，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还曾练习过“阴流”，这是日本刀术中的一门绝技，传自日本的绝顶高手，“剑圣”上泉信纲。
虽说练这门功夫的人并不多，也并非个个都是剑圣，但足可称得上是一流高手。而在当时到中国来抢掠的日本人中，也有着他们的身影。
有证据显示，在嘉靖三十四年的这次事件中，参与抢劫的四十多名案犯，并非跑船的日本农民，他们几乎都是战败丢掉土地、找不到工作的武士。
而证据，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件特殊武器。
其实那些被称为倭寇的抢劫犯，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，除了日本人外，还有西班牙人，葡萄牙人，中国沿海的渔民、海盗等等，总之，大家是为了同一个目标（发财）走到一起来的。
这些人使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老外们一般用火枪或佩剑，渔民、海盗没有固定装备，逮着什么用什么。
但这支无组织、无纪律的杂牌部队之所以会有强悍的战斗力，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群作战顽强的日本武士与浪人，而无论在哪里作战，和谁作战，他们都会使用同一种武器——武士刀。
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，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，其实谁能带，谁不能带，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，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。
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，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，然后用火炉加热，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，可谓是千锤百炼，耗时长，纯系手工制造，绝无批量生产。
由于此刀制作精良，且铁钢比例合理，所以兼具韧性和硬度，无论是拿去劈柴，还是砍人，都相当有效。
但拥有武士刀，也不一定是件好事，因为你就算买得起，也不一定养得起。由于该刀采用铁钢合金制造，容易生锈，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，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（使用特制磨刀石，费用很高），每天都要用油擦刀（据说还一定要用植物油），比上机油还麻烦。
就这么个玩意，价格昂贵不说，天天都要保养，比大爷还难服侍，除了那帮死心眼的日本武士，谁都不愿意折腾这东西。非但如此，这帮孙子把刀看得比命还重，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侵华日军中许多有武士背景的军官还曾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，希望带走他们的家传宝刀，表示如不允许，就切腹自尽。
不久之后得到答复：切腹自便，把刀留下。
日本的许多名刀就此留在了中国，这也是为什么无数日本人不远千里，带着大捆钞票，跑到中国买刀的原因。
而根据史料记载，嘉靖三十四年的那批倭寇基本都是携带武士刀的浪人，且武艺高强、机动灵活，抢一票换一个地方，从不走空趟。
这样的四十多个倭寇，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，在当时，大致就相当于四十多个特种兵，而驻守各地的，大都是战斗力极差的守备兵，或是民团团练，基本上也就算个民兵水平。
民兵打特种兵，能打赢那才叫怪事，这帮劫匪也不攻城，抢了就跑，放在今天就是持械流窜犯，自然是难以围捕，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打到南京城下的怪事。
这才是倭寇的真实实力，胡宗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，时而集中，时而分散，大队倭寇战斗力强，不好打，小队倭寇机动灵活，没法打，为了几十个人调集数千大军围捕，实在丢不起这个人，还不如去上吊。
就在胡宗宪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支奇特的武装出现了，他们组成了民兵联防队，四处围剿倭寇。而更让人惊讶的是，曾纵横千里、无人可挡，连政府军都不怕的浪人倭寇，碰到他们却总是全军覆没，落花流水。
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，这帮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——少林寺的和尚。
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，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万表终于无法忍受了，流动倭寇四处出没，使他焦头烂额，却又无计可施。
苦思冥想之下，他突然灵机一动，召见了杭州及苏州两地的寺院主持，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。
几天之后，一支由苏杭两地上百名和尚组建的巡防队正式成立，主旨只有一个——杀死倭寇。
这帮和尚都是精挑细选的武僧，个个自幼苦练武艺，精通棍法，老家也都在附近，听见倭寇两个字就手痒，听到消息，纷纷踊跃报名，经也不念了，抄起棍子就上了战场。
事实证明，中华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，拿刀的武士干不过拿棍的和尚，管你什么“阴流”、“剑道”，几棍子扫过去全部滚蛋。
和尚联防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，在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）至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间，该队在杭州湾及松江府（今上海附近）一带与倭寇作战多次，无一败绩，令倭寇闻风丧胆。
而最为生猛的一次战役，发生在松江附近的翁家港，当时一百多名倭寇跑到这里，还没开抢就撞到联防队，此时这帮和尚已然名声大噪，所以倭寇们见到光头掉头就跑，联防队二话不说，拖着棍棒就追。
一般说来，追个几里路也就完事了，但这帮和尚比较较真，竟然跟着追了六天，一路打一路追，一直跑到嘉兴，全歼所有倭寇（据说连倭寇的家属也干掉了），这才收兵回营。
然而少数几个和尚是无碍大局的，要想解决倭寇，胡宗宪真正需要的，是几个重量级人物的加入。
第十三章 天下第一幕僚
【绝世高人】
胡宗宪寻找的，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，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，也只是废柴一根，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，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。
幸运的是，他没费多少功夫，就找到了第一个人选。
在胡宗宪没来之前，俞大猷已孤军奋战了很久。
俞大猷，福建晋江人，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生人，家庭比较贫困。
但他的运气还不错，祖上是世袭百户，虽说不是什么大官，毕竟有口饭吃。父亲死后，他继承了百户爵位，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俞大猷更进一步，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，成为千户，并被分配驻守金门。
俞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，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，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实际上，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。
本文所用史料众多，且来源庞杂，还包括十几种明清刻本，为了不影响阅读，加上我这人比较懒，故文中未注明史料出处和史籍原文，但此处必须破例，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，如不举出实据，估计难逃忽悠之嫌，故列文如下：
〖“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，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。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，咸出见呈之。视其技，已失古人真诀。明告众僧，皆曰：‘愿受指教。’予曰：‘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。’”〗
看不明白不要紧，我来解释。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我听说河南的少林寺武艺高明，所以专门前去拜访，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，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，且人数众多，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。
我看过之后，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，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，就明白告诉和尚们，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，趁早一边凉快去。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：愿意接受我的指教。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：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。
郑重声明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要找人算帐请诸位去找俞大猷同志，与我无关，因为此文就出自俞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。
我虽然不愿帮俞大猷背黑锅，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，那就是俞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。
从童年开始，俞大猷就是个特别的人物，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，他喜欢读书，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、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，而是一本奇特的著作——易经。
要说这本书，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，上至外星生物，天外来客，下到世界文明，人类前途，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，反正随你去读。
俞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忠实会员，他苦读多年，终有所悟，万幸的是，这位兄台没有走火入魔，摆摊算命，多少还是读出了点名堂——兵法。
从易经中，俞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（虽将百万，可使合为一人也）。虽然说起来比较玄乎，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，这套理论倒也不全是忽悠。
而在兵法之外，俞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惊世骇俗，那就是武学，他曾拜当时的著名剑客李良钦为师，学习剑术。他的天赋极高，外加勤学苦练，武艺非常精湛。
特别是剑法，他十分擅使“荆楚长剑”，据说剑法已至化境。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，打算群殴他一顿，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，夺路而逃。
俞兄不但武艺了得，还善于总结经验，曾著有武学专著《剑经》，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，也顺道闯荡江湖，屡次和人拼刀比剑，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练剑法，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的时候，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，这位仁兄觉得没意思了，就跑到外面去找人打。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。
很明显，在这段自述里，俞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，要知道，少林和尚虽然吃素，却不好欺负，你俞大猷跑这么远，人家给你演示武艺，你还说人家不行，一句话，你就是来砸场子的。
虽然俞大猷没有写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的，就算没有动刀动枪，至少也是露了两手，不然人家凭什么“皆曰：愿受指教”。
估计俞大猷同志还是有点觉悟，觉得自己这事干得不地道，所以也没多提，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，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
俞大侠仗剑打遍天下，纵横江湖，可谓风光无限，但在遇到胡宗宪之前，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，他的经历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——哭笑不得。
俞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，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，守金门的时候，他上书监司，要求打击海贼。结果被打了一顿，得到了上级的答复：
“你个屁大的小官，凭什么上书？”
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？俞大猷不明白。
挨了这顿莫名其妙的打，俞大猷依然我行我素。
不久之后，安南地区叛乱，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，按说这事和他没关系，但俞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。
他向毛伯温上书，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，请求从军。
尚书大人看到了他的上书，十分欣赏，夸奖了他，却不用他。
夸了我，为什么不用我？俞大猷还是不明白。
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，但俞大猷仍不气馁。
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，机会又来了，俺答进攻山西，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。俞大猷报了名，这次运气似乎不错，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，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。
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，所谓宣大总督，是明朝边疆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（另一个是蓟辽总督），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，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，俞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。
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，翟鹏亲自接见了俞大猷，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，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。
翟鹏原以为这人是个关系户，没多大能耐，打算应付一下了事，可是俞大侠却反客为主，侃侃而谈，堂上众人大惊失色。
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，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，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，主动走下台来，向俞大猷行礼。
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，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。
翟鹏并不是武将，他是文官，因为按照明代惯例，除个别情况外，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，即使同样品级，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。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，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，武进士也不例外。
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，向眼前的无名小辈俞大猷行礼了，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。
按说事情到了这里，俞大侠应该翻身了，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也就发生在这儿。
虽然总督向他行礼，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，但总督还是不用他！
都到了这个份上，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？俞大猷抓破脑袋也不明白（我也是）。
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，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，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，这位兄弟二话不说，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，干掉对方三百多人，上级看他如此生猛，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动。
在广东，俞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。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，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，找到了叛军的巢穴，劝告他们归顺朝廷。
当然，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，叛军也不是白痴，为加强说服教育的效力，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，俞大侠趁兴当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——剑术，一套剑法耍得虎虎生威，煞有声势，把叛军兄弟糊得一楞一楞，末了还美其名曰：教习击剑。
叛军倒也不是吓大的，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——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，继续顽抗明军。
但俞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，他没费多大劲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，最终平定叛乱。
折腾来折腾去，俞大侠终于翻了身，嘉靖三十一年（1542），俞大猷调任宁波参将，不久后又升任苏松副总兵（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）。
此时，张经已经上任，俞大猷是他的下属。
之后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，赵文华捣乱，催促张经出战，张经准备不足，不愿出战，一拖再拖。
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，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：
张经是拒绝出战的，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，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，而这个人正是俞大猷。
出乎意料的是，一向积极肯干、爱管闲事的俞大猷竟然拒绝了，原因很简单：当时倭寇有两万人，他手下只有三百兵，而俞大侠是学过算术的。
俞大侠虽然热血沸腾，却也不想平白无故人间蒸发，张总督这事干得实在不地道，事情也成了连环套，赵文华催张经，张经催俞大猷，俞大猷不干。
俞大侠就这样硬挺着，一直挺到了王江泾大捷。在这次战役中，他不计前嫌，协同张经，大破倭寇，立下战功。
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。
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，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经的人，抢了他的功劳，还找机会整他，贬了他的官。无奈之下，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。
俞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，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明明被赏识，居然不升官，明明打了胜仗，居然被降职。
不要急，俞大侠，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后头。
被贬官的俞大猷不喊冤，也不气馁，王江泾大捷之后不久，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辅的下属，参加了浒墅战役，再次大破倭寇，按说事情到这里，也算圆满完结了。
可是（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俞大猷的人生中），不久后，闲不住的俞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（即之前提到的那次），虽然最终战败，但俞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，表现十分英勇。
其实有时候，十分英勇也不是个好事。
战后，赵文华故伎重演，把责任推给了曹邦辅，曹巡抚气得想撞墙，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，但是严老太爷在中央呆着，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，于是一怒之下，瞄准了俞大猷。
曹巡抚在上书中大骂俞大猷，说他纵敌逃窜，之所以会下此黑手，只是因为俞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，曹邦辅据此认定，俞大侠必定是胡宗宪的人。
这一状告得相当黑，连皇帝都发怒了，暴跳如雷，免去了俞大猷的世袭百户，让他安分守己，否则砍头示众。
不计前嫌，就是张经的人，恶整。十分英勇，就是胡宗宪的人，还是恶整。俞大猷彻底郁闷了。
皇帝谕令下来后，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，俞大猷再不会闹腾，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。
然而俞大猷收起了谕令，叫来了自己的副手王崇古，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：准备出海，追击倭寇。不久之后，他的舰队在老鹳嘴截获倭寇，并发动总攻，焚毁敌巨舰八艘，杀敌一千余人。
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，并没有人要求俞大猷这样做，而根据以往经验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，打输了却必定有过。对他而言，打这一仗没有好处，只有吃亏。
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，他不怕吃亏。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自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以来，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，背了无数黑锅，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，因为他的忠于职守，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。
俞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，因为执着而伟大。
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俞大猷并不孤独，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，这个人就是胡宗宪。
通过几年的观察，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，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，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。于是当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，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，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，获得了内阁的支持，将俞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（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）的宝座。
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。
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，胡宗宪发现，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，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，决定招聘一个幕僚，而招聘的首要条件，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。
很快，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：
四百年后，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，发出这样的感叹：愿为青藤门下走狗！
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，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，给他当条狗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青藤者，徐渭也，徐渭者，徐文长也。
在明代，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，入选的条件很简单：博览群书、博学多才，但事实证明，由于竞争激烈，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，评来评去，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。
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，获此殊荣的，只有三个人：解缙、杨慎、徐渭。
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，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，而跟皇帝过不去，聚众闹事的杨慎，因为整天呆在山沟里，无事可干，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，被推为博览第一。
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，不是他的学问差，只是因为他生得晚。论博学，他不如解缙，论博览，他不如杨慎，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，名声最大，传说最多的人物。
获此殊荣，此人实在当之无愧。
徐渭，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生，浙江绍兴人，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，曾用名数不胜数，如徐文清、青藤道士、田水月、漱老人等等等等，当然其中最有名的，还是徐文长。
张爱玲曾经说过，出名要趁早，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，因为他出名的时候，只有十岁。
在上小学三年级、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，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，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《解嘲》，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，他还别出心裁，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（即今天的所谓恶搞），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——《释毁》。
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，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，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，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、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。
虽然传说十分动听，但我却可以肯定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。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，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，在三十岁之前，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——考试。
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，二十岁时，他考中了秀才，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，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，听说了他的才能，叫来一聊，顿时惊为天人，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。
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，徐渭的名气更大了，他抖擞精神，准备再接再厉，参加乡试考取举人，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——北京。
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，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。
毫无疑问，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，他多才多艺，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，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，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。
因为科举考试，只认进士，不认天才。
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，总是千人踩、万人踹，什么葬送人才，禁锢思想等等，比黑社会还黑，比十大酷刑还狠，但历史已经证明，在那年头，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。
在科举的考场上，没有绝对的公正，却有相对的公平，无论你是世家子弟，还是贫苦百姓，要想奔出美好前途，只有一个选择——拿起手中的笔，把那张考卷答完。然后封上你的姓名，等待着命运的来临。
事实证明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，想玩花样，走后门，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。
在明代考场上，作弊不是闹着玩的，进去之前要搜身，如果夹带，就要取消考试资格，几年内不准再考，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，准备搞点串通考官、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，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，安排后事。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，一旦被发现，杀头或是流放，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。
作弊难度过大，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，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，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，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，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，因为在整个明代，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，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，考了前几名，也不要忙着高兴，恰恰相反，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。
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、王锡爵等，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，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，就会马上去洗把脸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。因为根据惯例，儿子的捷报刚送到，最多几个时辰，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，什么子凭父贵、作弊嫌疑之类，铺天盖地。
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，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，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，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，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，逮住就咬，咬住就不放。
而要向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，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，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，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，实在禁不住骂，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，直到十三年后，他早已卸任回家，才让儿子参加会试。
当然了，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，儿子考试名列前茅，却不挨骂的，也还是有的，不过是绝无仅有，这对英雄父子，就是杨廷和，以及他的儿子，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。
杨慎兄考中了状元，老爹却没有挨骂，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，水平太牛，牛到大家达成共识，如果杨慎考不中，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。
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，他名闻天下，才高八斗，去参加小小的乡试，所有的人都认为，中举对他而言，不过是个名次问题。
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，他第一次参加乡试，没有考中。没关系，擦擦汗，三年后接着考。
第二次，徐渭又没有考中，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。
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，徐渭第三次落第了。
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——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？
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，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——胡宗宪。
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，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，反而升任了总督。
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，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，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，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。
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，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，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。
在这之后不久，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，经过实际考察，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，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。
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，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，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，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，而此时的他，更是威风八面，上有严嵩撑腰，下有心腹爪牙，除了福建和浙江外，连南直隶、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。
这也就罢了，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，据史料记载，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，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，不怒自威，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比如俞大猷，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，敢于坚持原则，不怕丢饭碗，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，曾有人戏言，就算他死了，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。
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，浙江军分区司令员，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，连头都不敢抬，有时还会发抖。
相对而言，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，连个举人都考不中，虽然有名，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。
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，打算请他当幕僚（师爷）。在绍兴一带，当师爷是常事，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，还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，在很多人看来，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
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，面对总督的使者，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，但他说完之后，使者却一动不动——实在听不懂。
无奈之下，使者请来了翻译，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，真可谓是言简意赅——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！谁让你来，你让他来！
面对这位超级牛人，使者也无话可说，只好乖乖回去，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。
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，他思索片刻，便对下属说道：我去找他。
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，让步给一个穷秀才，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。
然而事实证明，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，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，别说是让步，让他磕头他都值了。
自古以来，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，但实际上，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、附庸风雅外，并没有任何作用。比如著名的王羲之、王徽之父子，字写得很好，诗文也很不错，但在日常工作中，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。
王羲之就不说了，官做得不小，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，混日子，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，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，多少也算个武官，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，啥事不干，浑似梦游。有一天，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：
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，作出了回答：
“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，我可能是管马的。”
在历史中，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，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。
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，他身负盛名，且多才多艺，十分擅长书法、绘画、诗文，齐白石老先生看了他的画，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，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，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。
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，徐渭兄却十分低调，极其谦虚，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：
吾书第一，诗次之，文次之，画又次之。
照这个说法，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，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（相对而言）的专业，实在是耸人听闻。
万幸的是，徐渭先生并不孤独，因为据我所知，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，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，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。
牛到这个程度，也算是相当可以了，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，读了二十多年书，连举人都考不中，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，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。
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，操着一口徽州话，连说带比划，糊弄了半天，终于把人带了回去。
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，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，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，如获至宝，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——除了诗词书画外，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。
他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事实上，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，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，也不是书法，更不是诗词，而是兵法。
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，且绝非纸上谈兵，这也是个怪事，胡宗宪懂兵法，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，看了无数死人，千辛万苦才有所悟。
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，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，只能说他太有才了。
就这样，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，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，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，好吃好穿不说，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，除了胡宗宪的老婆，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。
更为滑稽的是，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，就喜欢四处瞎转悠，不分场合不分地点，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，与会者包括俞大猷、卢镗等高级将领，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，徐渭突然闯了进来。
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，疾行而入，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，当即闭上嘴，等着徐先生的指示，总督不说话，自然没人敢出声，于是会场一片寂静，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。
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，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，他一言不发，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，半天才回过神来：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？
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，对下属也缺乏耐心，动辄质问谩骂，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，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。
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，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，压根就没提过这事，放任不管。
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，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，徐渭开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，他的文笔极好，切中要点，上至皇帝，下到县府，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，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，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。
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，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，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。
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，在他的光辉领导下，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，但自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后，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，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，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。胡宗宪不肯示弱，分兵出击，全力进剿，结果却是败多胜少，入不敷出。
就在胡宗宪又一次为战败抓耳挠腮、苦思对策的时候，徐渭来到他的身边，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先定大局，谋而后动。
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。
他终于醒悟，原来一直以来，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，而获取胜利的关键，他却从未把握。
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，胡宗宪终于发现，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、海盗、日本人、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的背后，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。
第十四章 强敌
【汉奸？海盗？】
实事求是地讲，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倭寇军的主力，绝非是智商有何过人之处，只是因为他们脑子一根筋，打仗不怕死，总是冲在最前面，正是所谓好用又结实。
而根据史料记载，这帮远道而来的日本抢劫犯基本不识路，脑袋也不好使，如果让他们自己上岸转悠，没准就被人贩子给卖了。
其实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混饭吃，从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，但两百多年你抢我抓，也没出什么大乱子。嘉靖年间，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，且有组织、无纪律，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，这两个人，一个叫汪直，另一个叫徐海。
汪直，是明史上的称呼，其他史书大都称王直，十分凑巧，这位兄台正是胡宗宪的老乡，他也是徽州人，要说起这位兄弟的传奇经历，那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。
在许多史书上，汪直的定义大致如此：生性狡诈偷鸡摸狗，后游荡到日本，勾结倭寇，为日本人带路进犯中国，是罪大恶极的狗汉奸。
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醒目，且振奋人心的结论，但在我看来，它很有可能是错误的。
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：汪直不是汉奸。
请诸位热血青年先不要忙着抄家伙，等我讲完再动手也不迟，本人不是翻案一族，也无意向这方面发展，下此结论，只是因为汪直不符合汉奸的定义。
什么是汉奸？在嘉靖年间，所谓汉奸，就是给日本倭寇干活的人。
按此标准，汪直实在不够格，因为这位兄台确实没帮日本人干活，恰恰相反，是日本人给他打工。
汪直，号五峰，其实那一切传奇风波的起始，只是因为一桩生意。
作为胡宗宪的最强对手，汪直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，不过很可惜，他的聪明并不在读书上。
汪直的脑袋似乎很难接受四书五经的信号，读书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，所以机灵的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——做生意。
一般人做生意，都是由小做起，先得摆地摊、开杂货店，慢慢地才能倒钢材、卖军火。而汪直却大为不同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，汪老板的生意起点相当高——国际贸易。
所谓国际贸易，说穿了就是把国内的货卖到国外，再倒回来。汪直很明白，在街头卖香烟是很难发财的，只有转口贸易才能致富。在明代，海上贸易是被明令禁止的，所谓“片板不得下海